无敌的我是英雄爸爸和精灵妈妈的女儿

在今年落下帷幕的威尼斯电影节上，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本届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影片中，有三部影片都讨论了关于女性生育的伦理问题。

开幕电影《平行母亲》讲述了两位身份各异的母亲，在同一天诞下了自己的孩子，从此她们的命运发生了截然不同的改变；《正发生》拍下了在60年代的法国，一个成绩优异的女学生意外怀孕，为了堕胎而不得不经受极大的羞耻和痛苦的经历；《暗处的女儿》则以女主角观察他人生活和回忆自己过往经历的双重视角，为观众徐徐道来了一个抛弃女儿的母亲的故事。

《平行母亲》剧照

《正发生》剧照三部电影都获得了不俗的成绩，《正发生》荣获金狮奖、《平行母亲》为饰演母亲的佩内洛普·克鲁兹拿下了最佳女主角奖、《暗处的女儿》获得了最佳剧本奖。

其中，《正发生》与《暗处的女儿》分别由奥黛丽·迪万与玛吉·吉伦哈尔这两位女性导演执导，威尼斯电影节在即赵婷之后，连续第二年将电影节的最高奖项颁发给了女性导演。

玛吉·吉伦哈尔也是一名演员，曾经出演过诺兰执导的《蝙蝠侠：黑暗骑士》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了电影制作的幕后核心工作，荧幕上的女性角色塑造也变得越发立体、朝着现实主义的形象靠拢。

最早，女性角色在电影荧幕上是英雄的点缀，或终其一生为家庭奉献的母亲，女性的荧幕形象需满足社会对女性群体理想主义式的期待；现在，多元化的制作团队能够借由电影，讲述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女性故事，让角色展现女性群体不曾表达、但又真实存在的一面。

女性电影的特点在于，它剥开女性在社会生活中不得不隐藏起来的虚伪而又富有悲剧色彩的一面，用戏剧般的手法搬上荧幕，讲述的却是每个女人都感受过的普通的一生。

《暗处的女儿》在正式首映之前就已经受到了相当大的关注，电影改编为埃琳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的同名小说。

埃琳娜是一名意大利作家，她的作品《那不勒斯四部曲》曾被HBO翻拍成电视剧《我的天才女友》，受到了广大的欢迎。

《暗处的女儿》是埃琳娜非常早期的作品，讲述了一位专攻学术翻译的英语老师勒达独自一人前往海滨小镇度假，在那里她遇见了妮娜一家，好奇心驱使她在暗中观察妮娜和她的小女儿埃琳娜，这对年轻母女之间无意义的生活琐事却让勒达想起了自己作为母亲的过往故事，痛苦回忆的交织让勒达卷入了妮娜一家的风波当中。

《那不勒斯四部曲》也是一部典型的女性主义作品，书写了两个性格各异的女孩在意大利保守的社会背景下成长和蜕变的故事奥斯卡影后奥利维娅·科尔曼饰演的勒达，在影片开始为观众展示了一个性格乖张、我行我素、沉浸于自己学术生活的中年教师形象。

她带了整整一个行李箱的书来海边度假，每天的度假生活就是在海滩边看书写作、远离世俗的纷扰。

勒达和过去女性电影中千篇一律的独立女性形象不同，她不艳丽、没有自信到发光的气场，看上去就只是一个普通女人。

勒达用学识将自己与外部世界之间筑起了一道厚厚的墙，用精神物质丰满自己，偶尔也会产生寻找刺激的念头，但又不希望他人闯入自己宁静的生活。

科尔曼演过姿色各异的自信女人，职场女性、警探、皇后……男人的自信伴随着长年累月的自我肯定，而女人的自信是一段以自我否定为起点的艰难坡道，常常跟随着她们的身份背景和年龄所改变。

勒达的自信来源于她作为一个学者所拥有的精神世界的厚度，大多数性格慢热的学者能够靠这面厚墙伪装起他们的真实情感，将他们和令人烦扰现实社会隔离，自愿在相对平静且安全的学术世界里画地为牢。

勒达很难通过寻常的方式和周遭环境相处——就像是在吃一颗鸡蛋，需要用力将外壳打破，才能接触到内部柔软脆弱的心。

她离群索居，避免和其他游客产生虚情假意的交流，在旅馆里独立住了两三天，才头一回坐到旅馆楼下的餐吧里用餐。

旅馆管理员出自善意想陪伴独自用餐的勒达聊天，却遭到了勒达直白的拒绝。

左思右想到餐完毕，勒达才开始后悔刚才自己的举动，或许出于歉意、也或许是出于“旅游在外总是要寻找刺激”的心态，勒达还是决定径直走向管理员。

管理员正背对着她打牌，勒达鼓起勇气狠狠地拉低了自己的衣领，悄悄凑近了管理员的耳朵，亲昵地说了一句挑逗的意大利语，结果把对方吓了一大跳。

影片成功地让女性观众们在勒达身上看到了自己在生活中最别扭的一面：想要假装坚强因此拒绝别人的善意、想要放手一搏却始终无法放下自己的矜持。

导演玛吉在片中使用了大量的特写镜头聚焦于勒达的表情变化，让观众如密友般凑近了去观察她的眼睛、她的皱纹、她的情感转变。

电影中大量的借喻手段都在进一步帮助观众理解勒达的内心世界：夜晚如警笛一样不断在空房中闪烁的远灯、天亮前死在枕头上的蝉、从内部开始腐烂的果篮……这些借喻手段一再隐晦又急切地向观众表明，勒达并不是一个看起来表面简单的中年知识分子，她的真实生活一如这场表面美好的度假胜地般虚伪。

不要小看任何一个人到中年还未向社会规则妥协的女人。

她们如果不是被家庭和朋友保护得太好，不用自己迎难而上去见识过世界的险恶；就是已然经历过大风大浪，在成为社会规则的奴隶之前首先成为了那个打破规则的人。

因此，在勒达见到妮娜和她的女儿埃琳娜以后，兴趣油然而生——妮娜和勒达自己的女儿年龄相仿，都在25岁的妙龄，而妮娜的女儿看起来已经三、四岁了。

妮娜显然是一个新手母亲，她在一个连自己都无法好好照顾的年龄，需要照顾一个经常行为失控、玩具娃娃丢了就会大哭到发烧的女儿。

勒达显然没有准备给妮娜提供任何有效的育儿知识，她所做的只是终日观察妮娜和埃琳娜，在度假之旅的中后期，勒达作为一个度假带着一箱书的狂热书迷，再也没有好好仔细看过一本书（多么真实的阅读爱好者，虽说阅读永远是最大的兴趣，一旦有其他可以转移注意力的事情，就会把书搁置一旁）。

观众借着镜头远景，与勒达一起观察妮娜的家庭——直到小女孩埃琳娜在沙滩上失踪了。

勒达把自己对女儿的情感投射到了妮娜的身上，同时也把妮娜看作是年轻时候的自己《暗处的女儿》是玛吉的处女作，她像许多有着充沛阅片量、对电影拍摄技法和视觉感官有特殊理想化的要求的电影导演一样，在作品中使用了大量充满意象的表达方式，甚至有些堆砌过头的嫌疑。

在勒达居住的海边旅店中，玛吉模仿了王家卫在《花样年华》里拍摄上海窄楼里人物的手法，与勒达脸部特写的镜头交接，让观众始终处于一种“偷窥”与“直视”的视线交替感。

在旅店户外，勒达作为一名外来游客，不自在地与当地家族接触，半推半就地卷入了他们的风波；旅店室内，是勒达封闭内心、自我救赎的空间，她可以毫不掩饰自己的罪恶、抱着妮娜一家苦苦找寻的洋娃娃睡觉。

“《暗处的女儿/失踪的女儿（The lost daughter）》”从标题上就为观众解释了这部电影中会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

如果观众抱着“女儿什么时候失踪”的心情来看这部影片，就会掉入导演和编剧的圈套，就像看将近四个小时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经过三个多小时的猜测和等待，杀人情节只发生在影片的结尾一样。

“暗处的女儿”是剧情多处转折的关键，它预示了妮娜的女儿埃琳娜走失、埃丽娜的玩具洋娃娃丢失、以及勒达在早年抛弃自己两个女儿的经历。

“女儿”同时也指代了影片中所有的女性角色，勒达眼中的妮娜，有着过去自己的影子、又承载着她对与妮娜同龄的女儿们的思念。

她也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小女孩，拿走了埃琳娜的洋娃娃以后，将这个洋娃娃当作是她的母亲送给她的玩具，悉心照顾，像成年人照顾女儿一样照顾无声无魂的娃娃，为它沐浴更衣。

可惜勒达在过去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称职的母亲。

电影不断穿插的回忆片段，展示出勒达过去拥有的一对可爱的女儿：她们刚刚学会说话、喜欢牙牙学语模仿大人说话的语气、在行动上已经能够构成一定的破坏力、情感上却还未够到懂事的阶段。

勒达在照顾女儿们的同时，依然在坚持自己的翻译研究，与年轻的丈夫约法三章，照着日历轮流带孩子。

“称职的母亲”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对有些母亲来说，能忍住不揍孩子就是称职的表现；主流社会大多都要求一个母亲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在孩子身上，用育儿的琐碎事物填补自己的空间和时间。

而一个白天上班，晚上回家躺在床上陪孩子玩一会的父亲，也能被称为是一位“称职的父亲”，从根本上来说，社会墨守成规的道德规则实际上是在为父亲应尽的育儿责任开脱。

勒达在家里需要专注于做听译，无暇理会女儿们的尖叫声，丈夫在家里想打电话，就要求勒达停下手中的工作，安抚女儿们的情绪。

勒达与女儿们偶尔有快乐的瞬间，但回忆碎片中更多的是女儿们对她无尽的烦扰，尖叫声、哭喊声伴随着欢笑声如影随形。

近几年来的女性主义影视作品都喜欢在海滨拍摄，用大海的浪涛声掩盖一个女人的烦躁心情。

古早的文艺作品喜欢把女人比作水——温柔、清澈、润物细无声。

女人实际上是千万注水化作为大海的整合，暗潮汹涌的内心始终在为下一次爆发做准备，海面上低矮的浪花随波由远及近袭来以后，也能把人狠拌一跤。

最终在两个女儿五六岁的时候，勒达离家出走了。

她把女儿们留给了丈夫，只身走进了学术的世界。

在她离开女儿们的三年时间里，她潜心投入学术，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学术圈子凭借自己的才能受到了肯定，风头甚至盖过了自己的前辈；她出入学术讲座、与那些和自己有聊不完的共同话题的人共事、肆无忌惮地买醉、与学术新星恋爱，再抛弃他——一切都像是她在拥有孩子之前所能想象到的完美人生。

但女儿们始终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存在，并且在一个她看不到的地方慢慢成长，和她的罪恶感一起。

勒达告诉妮娜：“我太爱她们了，在我看来，这种对她们的爱阻止了我成为我自己。

”无私的母爱注定意味着母亲需要消耗自己原本的人格去陪伴孩子们的成长，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许多现实家庭中，父亲仍然会保留着“孩子气”的那一面，而母亲身上作为“小女孩”的情感特征已经消失不见了。

任何一个母亲都会面临割舍“自我”与“孩子”之间的矛盾情绪，勒达选择了极少数人走的那条路。

《暗处的女儿》挑战了大众对母性的认知，揭开女性作为母亲的角色时面临的挑战和困境，尖锐又诚实地指出了传统社会对母亲这一角色的道德绑架。

在威尼斯首映之后，针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始终处于两极化，而这两极化的评价无外乎归结于对“母性”的争端。

就连电影里勒达的心情都是复杂极端的：她一方面满足于自己的学术成就、另一方面又怪罪于自己离开女儿们三年；她想用自己的经历劝解妮娜追求自我，但妮娜看到的只有勒达痛苦之下表现出来的病态举止。

影片的最后，勒达倒在海边，海浪一层又一层地拍打在她的身体上，一个母亲在与自己内心的责问和辩解之中湿透了。

在历史的晦暗角落里，她们或在迟滞在原地，或奋力向前，她们是母亲同样也是女儿，即使明知这种对抗无异于飞蛾扑火，仍要选择纵身一跃 本文首发于“幕味儿”公众号 #迷影栏目第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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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握瑜生 作为2021年世界影坛诸多名著改编电影序列当中的一部，女性电影创作大军中的一员，坦白讲《暗处的女儿》并不起眼，若不是威尼斯的青睐，这部玛吉·吉伦哈尔初出茅庐的作品恐怕还得不到足够的关注。

无论是电影还是剧集，玛吉·吉伦哈尔一直都是那种很少拍“烂片”的演员，但我对她最深刻的印象仍要属大银幕上2002年的《秘书》和2006年的《雪莉宝贝》，一部让使她首提金球崭露头角，另一部标志着她首次担纲绝对主角并在表演上开始走向成熟。

这位出身电影世家的纽约女演员，相比弟弟杰克·吉伦哈尔在好莱坞大红大紫，姐姐的演艺生涯显得更加从容与波澜不惊。

对于吉伦哈尔的表演天赋，鬼才诺兰不吝溢美，“天赋”、“优雅”和“知性”成为常伴玛吉的几个标签，让人下意识地联系起另一位高才女演员——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娜塔莉·波特曼，更值得一提的是，波特曼在2014年改编阿摩司·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初次担任导演。

站在这个角度，加上哥大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和在英国皇家戏剧艺术学校的经历，或许能解释为什么玛吉会在导演处女作选择改编费兰特的严肃文学作品。

“痛苦女人”的困境 《暗处的女儿》(《The lost daughter》）也可直译为《被遗忘/遗落的女儿》，由于这本费兰特发表在2006年的小说至今仍没有中译本，该作品的译名首次见于“那不勒斯四部曲”的附录。

很显而易见地，片名直接对应了影片叙事层面上的两次重要转折：妮娜的女儿埃琳娜的走失和埃琳娜的洋娃娃（米娜或米妮妈妈）的丢失。

影片的整体叙述呈现为一个套层结构，以勒达在躺在海边的场景为三层叙述的最外层，依靠不断闪回的方法将朦胧扑朔的回忆串连起来，勒达近期度假过程中的见闻与年轻时的经历平行剪辑在一起。

在主人公勒达——这位卓有成就的中年女学者，参与进妮娜女儿埃琳娜的寻找行动以前，故事推进平缓而讳莫如深。

从一开始，在诸多细节上可以了解到主人公的的性格，精致挑剔、独来独往、与周遭的一切均刻意地保持距离、性格强硬甚至可以说颇具攻击性，凭借着高级知识分子的独特视角审视、观察着外在世界，这也给她的度假之旅究竟有何目的再添迷雾。

妮娜女儿的走失带来了整个情势的变化。

这一事件引起了原本游离于外部环境的勒达的注意力，当她也开始加入到帮助寻找小女孩的行动当中，勒达从完全的观察者变成了时间积极介入者，进而影片开启了第三层次的叙述，即第一次闪回到勒达到年轻时的回忆当中去——妮娜似乎面临着与主人公作为年轻母亲时所经受的相同的痛苦，妮娜眼下所处的困境正是勒达曾称之为“粪坑”一般的地狱状况。

新手母亲妮娜并未做好为人母的准备，然而却不得不肩负起教养女儿的责任；在丈夫卡利，乃至其背后的整个男权文化社群的高压之下，妮娜始终处于被“监视”和裹挟的位置——在视听上这一点有较清晰的反映，集体活动时妮娜常处于家族群像的包裹之中，单独活动时曾常伴随着来自男性角色或男性势力的监视，以至于男性社群后来警惕妮娜与勒达的接触：“他不希望我做任何事。

”时刻处于控制之下的妮娜用愤怒向丈夫表示不满，但她最终仍无法摆脱这种没有自由、没有主动空间并被孩子“折磨”和被限制的境况。

通过多次闪回所逐渐勾勒起的第三层叙述为我们展示年轻勒达的困境：一方面是精神理想无法实现，她的学术被孩子“折磨”而大量侵占个人时间，孩子之于年轻的她来说痛苦显然多于幸福；另一方面肉体上的欲望也无法被满足，在这一过程中孩子们无形地扮演了“帮凶”角色.

“受困而痛苦的女人”是费兰特的作品中常出现的一类核心形象，从1992年发表处女作到新世纪的“那不勒斯四部曲”中均有出现，费兰特曾自述：“勒达等角色的痛苦是由失望引起的......她们对于生活的期待没有实现，她们遇到了幽灵，过去的女性要面对同样的幽灵。

波伏娃在《女性的处境和特性》中更加精当地概括了这种困境：“很容易发现为什么女人会墨守成规。

时间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新鲜的成分，它不是一种创造性的流动；由于她注定要重复，他认为未来只不过是过去的一种复制......她不但对什么是能改变世界面貌的所有行动一无所知，而且迷失于世界中间......” 费兰特受到二十世纪60年代以来的女权主义思潮影响颇深，因而她始终倡导发出女性的声音，书写“让女人产生共鸣的东西”并建立起女性写作的广阔世界。

在揭示这种萦绕不散的困窘状态的过程中，导演玛吉以同为女性艺术家的敏感与共情能力抓住了费兰特女性书写极关键的主题：包括友谊、母女等等在内的女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暗处的女儿》中，勒达与妮娜之间关系的亲疏变化成为了影片波澜的主要推动力。

两位女性人物在平行时空之中的错位交叠，为我们展示出了一个更加残酷的境界，勒达的困境在二十多年后并没有在妮娜这里得到解决，在更大的意义上说，整个女性群体所面临的的这种困境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而影片当中未点明妮娜丈夫的家族正是推崇父权至上的意大利黑手党“克莫拉”的翻版，看似被并未占据影片太大空间的“克莫拉”群像，实际上以一种强横而专制的背景形式成为整个作品内外最大的压迫力量，穹隆一般地禁锢着“妮娜们”的生活与命运。

无止息地挣脱 界限的消失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自我的消失。

在妮娜的身上，勒达看到了一些她还未被男性势力完全同化而彻底沉沦的棱角，那上面晃动着勒达自己的影子。

无论是对母亲角色禁锢的挣脱、对丈夫男性权力压制的反抗，还是在度假期间表达出的对男性主导的“克莫拉”社群势力的控诉和回击，勒达的挣脱与对自由的追求是一以贯之、旗帜鲜明的，她拒绝被父权话语和父权势力裹挟，捍卫自己的精神空间，坚持自己的理想追求，不愿因母亲、妻子的身份而牺牲自己书写的权利。

正是这种独立而不妥协的意志使得勒达选择并走上了一条与妮娜完全不同的道路，“她不是谁的妻子或谁的母亲，而是她先属于她自己”。

费兰特说：“我是想说明，我想到笔下的那些女性，她们会通过书面方式表达自己，这会让我觉得，她们的写作能揭示真相。

”事实上，书写不仅成为了作家费兰特确立自我的最佳手段，更成为了片中主人公勒达冲破传统禁锢与压抑、找寻自我的的最锐利武器。

可以看到在影片最开始，勒达带着墨镜在海滩的出场就奠定了她的某种反叛者基调———纯黑色的镜片后，勒达拥有了不被打扰地向外窥视的可能，进而使得她被赋予了某种“观看”的主动权。

女性主人公拒绝作为“视觉快感”的客体并自觉成为观看的主体，暗合了影片和原作欲张扬的女性主义精神。

但勒达的努力结局并不完美，青年时的出走同时也给她留下了难以抹除的痛楚，与男性势力的彻底决裂、与女儿的分离使得她常倍感孤独。

尤其是她也没有女性朋友可以依赖、倾诉。

她是自己一个人出去度假的，处于一种绝对的孤独状态，勒达只能独立面对自己的一切问题，她无从求助、无从获得支持。

尽管勒达在海边时本想和尼娜建立一种友好关系，却做出了妮娜不可理喻的事情——偷娃娃，让这份友谊没有任何发展的可能。

娃娃“米妮妈妈”填补了如此传统下长大的勒达的少女情结，更承载了勒达未能给予的那一部分母亲身份。

影片最后归还娃娃、与女儿通话事实上是主人公与自我、过去和历史关系的一种和缓，孤独的勒达不再刻意排斥与孩子的交流，找回了她作为母亲的一面，但是她仍然坚持孤独，这正是她“之所以如此生活”的必然代价。

令人悲哀的是，从青年到中年，勒达没有发现身处的世界在多大程度上变好了，并没有自身的抗争创造出了什么新的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暗处的女儿》是残忍的，但更让人遗憾的是这种残忍正来自你我共同存在着的日常现实里。

玛吉·吉伦哈尔出手不凡，全片影调风格辨识度极高，画面构图精巧而内容丰富，近景和特写镜头将摄影机迫近主人公勒达的一切细微表情、神态，直逼角色内心和情感的波动，奥利维亚·科尔曼的出色演出伴随绝佳的音乐表现将这个勒达这个倔强纠结、神经敏感、略带偏执的女性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暗处的女儿》述说了这样的一群人——勒达们和妮娜们的故事，甚至也曾是费兰特与玛吉的故事，“历史还有所有相关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都和她们无关，但在她们没有觉察到的情况下，她们的话语，或者行动都包含在历史之内。

”在历史的晦暗角落里，她们或在迟滞在原地，或奋力向前，她们是母亲同样也是女儿，即使明知这种对抗无异于飞蛾扑火，仍要选择纵身一跃。

在看原著和电影时，我一直在想的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Leda拿走了娃娃。

在书中，有一处电影没有的展现的Leda的心理描写，发生于这一行为之前。

“Or the voices, yes, especially the voices that mother and daughter attributed to the doll. Now they gave her words in turn, now together, superimposing the adult’s fake-child voice and the child’s fake-adult voice…But no, I felt an unease as if faced with a thing done badly, as if a part of me were insisting, absurdly, that they should make up their minds, give the doll a stable, constant voice, either that of the mother or that of the daughter, and stop pretending that they were the same.”吸引Leda目光的母(Nina)女(Elena)对着娃娃说话，母亲的孩童声音和孩子的成人化声音都被附加于娃娃身上，这种不和谐使得Leda不安，她认为并在心里坚持娃娃应当拥有一种同一的声音。

为什么娃娃拥有同一的声音如此重要，以及娃娃是什么？

在海滩上，大的威胁来自于电影中得到强化的男性帮派的粗俗，暴力，和凝视。

而直击内心的是这种暴力也复制于母女关系中。

混杂的、互相模仿的女性声音失去了边界，女孩将成长为没有出路的年轻母亲，一具性凝视下的身体，而年轻的母亲孩童般的声线则显示其当下险恶处境及早熟的母职扮演之荒谬。

她们在男性掌控的粗俗世界中的关系是权力的争夺关系，一种病态的相互折磨。

强加于娃娃的声线是将这种母女关系具象化。

借由这一纽带，Leda不仅回忆起自己与女儿的关系，而且因这一不和谐的破绽重温了对于划分明晰的母女权力级别及身份的维持的失败。

她所想要维持的有文化，有身份，有学识，从容镇定，独立的姿态，以及女儿成人离家后因获单身自由而重具有性吸引力的身体，都在这一不和谐破绽下被瓦解。

女儿不会成长为成熟独立的女性，母亲也不会得到解放和出路，一切并不是随着岁月向前而正向前进式地发展。

正如书中Leda的顿悟，“ a mother is only a daughter who plays.” 她以为已放下或逃离的处境重新回归。

一具身体可以拥有两种声音，正如作为女儿，自我，和母亲的界限并不明晰。

Leda又一次不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女人，而是某种母职功能存在。

这种功能的失败蔓延至定义其整体。

一切社会阶层攀爬的努力和文明的表象不堪一击，从稍稍破绽就可瞥见一切仍是由暴力和无理性笼罩的深渊。

Leda的边界感受到了威胁，与远远逃离的低阶层家庭背景和残酷世界中失势状态的曾经溶解在一起。

拿走娃娃的缘由因此是多层次的。

首先，这是她针对男性恶意所带来边界感消失的反击。

Leda本是来到海滩悠闲度假。

Nina和Elena所属的男性主导的大家庭却粗鲁地侵入了静谧的海滩。

在书中，他们操持的地方口音刺激着Leda的神经，使她联想到那不勒斯郊区的暴力和粗鄙，以及其与母亲失败的关系，这是她毕生致力于逃离和划清界限的地带。

电影中，英文的共同操持使得方言的象征削弱，但仍有痕迹，而这种粗鄙的暴力更多由行为展现。

初始，男人们开着快艇，快艇锋利地划破平静的水面和其象征的平静。

渐进，群体中的女人和孩童在男人对所有物的宽容和’庇护’下对其他人进行指使和羞辱，这种矛盾在电影院中上升到顶峰，Leda的反击呈现十足无助。

拿走娃娃，是剥夺这一群体所庇护的脆弱所有物之最脆弱成员，造成的动荡遍及整个群体，是一种复仇。

其次，拿走娃娃也是一种惩罚和重赋权。

惩罚女儿，也惩罚曾作为年轻母亲的自己。

在Leda的回忆中，孩子并不是纯洁的，而是近乎于邪恶的存在。

会毁坏其Leda幼年珍视的娃娃，对无辜的身体进行摧残和标记，会怀着纯粹又无辜的恶意打她，会拖累她的学术生涯，使她失去自我，失去身体的魅力，使她再次陷入无法挣脱出身之困境的热潮。

在海滩上她被年轻的母亲Nina吸引，是在其身上看到自己年轻时无助的身影。

在其凝视下，这具身体极富魅力。

电影中，在Leda与其的短暂社交中，这具身体拥有着强烈的同性吸引力。

然而这具身体的行动随时由其女儿的需求所定义，又被其所处的男性大家长家庭所限制，呈现无助之姿。

沙滩是其失败展演和发挥魅力的有限舞台。

另一方面，Nina与Leda的女儿年纪相仿，她透过其姿态也对叛逆敌对女儿作关联。

因此，可以说Leda从沙滩的母女看到了女儿的幼年和成年两个阶段，而不仅仅是将母亲看作母亲这一身份。

Nina占据女儿与母亲的双重身份，如同娃娃（Nani与Nina的字母位移和对照）。

拿走娃娃，是重访Leda与女儿的旧时关系，并重新通过剥夺玩具的形式幻想这一关系之主导。

这种破坏性的重赋权也曾以Leda出轨的形式实现过。

在与有学术声誉和地位的教授Hardy的外遇中，与其说是重拾激情和爱的能力，不如说是透过上位者的凝视和这一关系产生汲取上其权力的假象。

获得上位者的认可和爱，进入学术界，远离家庭，远离母职，树立自我的身份和边界成为可能，但这是困难且煎熬的，甚至羞耻的。

现在，只需拿走绑定年轻母女的娃娃并带入年轻母亲身份就可以实现母女关系中的赋权。

女儿的精神支柱被抽离，只得陷入无助与无理性，而年轻母亲虽然心焦于娃娃踪迹不明，却不再需要陪女儿过家家，因为道具之不可寻。

因此年轻母亲拥有了更多精力抒发自我之苦恼，散发年轻的魅力,并建立新的社会关系，与Leda交谈，与Will（文中的Gino)调情。

但同时，Leda曾离开女儿对她来说是煎熬和自责的。

影片中，透过她对Nina的凝视，可见后者之不成熟。

语言粗俗，竖中指，对女儿忍无可忍的脏话，对婚姻关系的背离，浓妆严密，衣着暴露。

拿走娃娃使得Elena高烧不退，Nina的生活更为焦头烂额。

Leda借此对Nina母职的过失进行惩罚，但同时也是对其自身在与女儿关系中的不称职进行惩罚。

再者，借由对于他人关系的操纵，使得Leda获得了一种去性别的赋权。

她旁观一切，却掌握了事件的核心，这种感受是平常生活中需掩饰和不可得的。

最后，拿走娃娃是解放。

在电影和书中都有一场景，及Leda在偷走的娃娃口中先是发现了脏水，而后又在清洗过程中发现了蠕虫。

天真无辜的娃娃口中爬出蠕虫，如同片中和书中Leda屋内的一盘被赠送的美丽如静物画的水果，表面魅力无暇，内在已经腐烂。

这可看作平淡体面生活充满肮脏和危机背面的隐喻，也可看作一个体面个体不为人知的黑暗秘密。

但蠕虫又不止于此。

蠕虫是一具女性身体的产物，如同婴儿寄生于母体。

Nina和Elena在沙滩上将娃娃作为共同的孩子抚养。

而被赋予性别的娃娃则继承了这一性别和母职，在原书21章Leda与Nina的对话中可知，Elena决定让娃娃同其姑姑Rosaria一样怀孕。

蠕虫则是娃娃孕育的孩子。

被寄生与可惧的寄生正是母体与孩子的关系。

这种敌对及黑暗的关系很多时候成为母女关系的主导，打破理所应当的爱的滤镜。

拿走象征有孕育能力的母体的娃娃并帮助其清楚腹内脏水及蠕虫，也是对Nina和Leda自身从母女关系和母职中进行解放。

在书中，清除蠕虫的篇幅（22章）为：“ I should have noticed right away, as a girl, this soft reddish engorgement that I’m now squeezing with the metal of the tweezers. Accept it for what it is. Poor creature with nothing human about her. Here’s the baby that Lenuccia stuck in the stomach of her doll to play at making it pregnant like Aunt Rosaria’s. I extracted it carefully. It was a worm from the beach, I don’t know what the scientific name is: the ones amateur fishermen find at twilight, digging in the wet sand, as my older cousins did four decades ago, on the beaches between Garigliano and Gaeta. I looked at them then spellbound by my revulsion. They picked up the worms with their fingers and stuck them on the hooks as bait; when the fish bit, the boys freed them from the iron with an expert gesture and tossed them over their shoulders, leaving them to their death agonies on the dry sand.I held Nani’s pliant lips open with my thumb while I operated carefully with the tweezers. I have a horror of crawling things, but for that clot of humors I felt a naked pity.”由此可见，Leda想到童年时期男孩子们用类似的蠕虫作饵钓鱼，并在此刻摒除对爬行软体动物的恐惧而对其产生了一种纯粹的同情。

被用作饵的蠕虫此刻使得Lena想到了母亲这一身份下的她和Nina。

她们都在男权社会和家庭中作为一种功能而非独立个体而存在（这书中17章，Leda提到这点“How foolish to think you can tell your children about yourself before they’re at least fifty. To ask to be seen by them as a person and not as a function. To say: I am your history, you begin from me, listen to me, it could be useful to you”）。

拿掉蠕虫，解救的不仅是娃娃，也是蠕虫本身，是解除相互纠缠的关系。

娃娃主导了Leda海滩上诸多事件的推进和发生，也主导了其情绪的变化。

在小说最后，Leda向认为能同她产生共鸣的Nina坦白是自己拿走娃娃并被刺伤并踏上归途，也意味着她的痛苦虽说并不是女性和母亲独特的体验，但仍然得不到包括其他女性在内的人的理解。

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中，她仍需独自面对自我的羞耻和苦难。

她逃离被暴力和粗鄙充斥的海滩，如同逃离一个微缩的糟糕世界。

在众多我看过的关于女性主义的电影中，这部是我认为最直面女性困境的一部，它的精彩程度故事构架和对女性问题的迎头痛击让我陷入了和电影一样的混乱和思考。

故事里的女性不伟大甚至自私，但我却认为这正是人类的复杂和很多女性正在面临的问题：当我的身份转变，意外的成为了母亲，我要如何抉择自我和母亲的角色？

是否，女性作为一个个体，不可以自私？

故事中不只一对母女，最直接的是女主和她两个女儿尤其是大女儿，她触景生情的妮娜和她的女儿，以及藏起来的女孩和娃娃，即将成为母亲的卡莉和女主与她的母亲。

这些女性的关系的纠缠和延续是故事的主线，穿插进来的是丈夫的失能，意外的心动和他人的凝视。

电影用碎片化的故事，摇摆的镜头，塑造了极为立体的却不常在影视作品中出现的母亲的样貌：她年轻貌美还有未竟的事业，她对事业专注或对自己更专注，对孩子却耐心有限；她有需求有欲望需要释放也会需要爱和刺激；她爱孩子但更爱自己，她会在年轻的时候选择离开，也会在年迈的时候为此后悔试图挽回……

都说她也是第一次当妈妈，也都在说她当妈前是小女孩，但这些似乎都是在一个“妈妈本应伟大无私奉献，她没做好”的前提下劝孩子原谅的逻辑。

所以她究竟做错了什么？

或许只是因为成为母亲之前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吧，可是好像也都在宣传做母亲多开心做妈妈多伟大，却也没人真实的讲述过生活中细碎的崩溃的绝望。

有快乐吗？

当然有，全家一起开心大笑，远行回家抱着孩子亲吻的样子都不是假的，但痛苦也是真的，累积的伤害也是真的。

这部电影在我心里是一种技术上的成功，如此压抑的题材，对母亲形象颠覆性的讨论和探索，对女人立体化的建立，和温柔的颜色画面，摇晃的镜头和特写配合下，像一根箭直接扎进我心里。

我哭不出来，但我也回不过神。

我想我要歌颂这样的作品，它让我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直面人性的复杂，不要以偏概全的为一个人盖棺定论的重要性，也让我一次又一次思考，女性和母亲这两个词汇的意义。

1.大概前半个小时，可以被影片的气氛蛊惑，也可能是刚看完《我能说》的原因？

对比之下觉得镜头语言充满想象力、丰富极了；但半个小时之后就开始疲倦，开始尝试寻找故事和逻辑，来抵抗单调。

2.观影过程中心里是紧绷的，数次默默感慨：这是个悬疑片么！

不过放映完毕，想法变成了这似乎是个恐怖片——一个一旦经历生育，便永远无法摆脱噩梦的恐怖片。

一个母亲可以选择离开，可以弥补“做自己”的空白、实现理想、看似潇洒，然而却会在48岁的年纪依然被愧疚折磨得体无完肤。

爱=压抑=无法摆脱。

3.更深的恐怖在于，影片的设定中，没有把Leda的痛苦处理成“只要我能想得开，都不是问题”这种个体悲剧，偏偏给她安排了一个“从泥潭中拼命爬出来”的出身，用一个名叫Mina的洋娃娃串起她的前半生：Leda自己，是第一个Lost Daughter，母爱的缺失确确实实给她造成了无法弥合的成长伤痕，所以她无法心安理得地用一种潇洒的、现代的价值观来安慰自己、来装饰自己从女儿处出走的行为，她比任何人都明白个中感受。

于是悲剧拥有了必然性，变得恐怖。

4.也许我可以去刷一刷《坡道上的家了》！

莱达告诉妮娜：“我太爱她们了，在我看来，这种对她们的爱阻止了我成为我自己。

”导演拍的很细腻，很多点都挺妙的（海边 夫妻间的争吵 丢失的小女孩 偷情的母亲 小女孩的娃娃 橘子），矛盾又和谐。

我觉得最后她在海边和女儿打电话、削橘子的场面是她所期待，但无法实现的，因为她已经死掉了。

《暗处的女儿》居然和《我的天才女友》的作者是同一个埃琳娜·费兰特，挺意外又挺合理的，很细致。

有网友戏称这是一部恐婚恐育的电影，而我觉得这是摆在面前的现实。

女性的弱势，不仅来自于身体，还有社会的约束。

小孩很可爱，但也很闹腾，当你分身乏术长时间走不出来的时候，那根弦就很容易崩断。

当女性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走向事业而抛弃孩子时，她自己是有愧疚 亏欠和过不去的。

可男性没有这种烦恼，因为女性会去照顾孩子。

虽然不可否认的是男性在拼事业的时候也很心力交瘁，但大多数人并没有达到那种程度的责任感。

而女性变成母亲之后会有一种很强烈的道德束缚感，养育孩子似乎是女性必须做的事情，不过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拥有选择的权利，女性可以选择事业或居家，男性可以选择居家或事业等等。

Q：很多时候，人们很难喜欢莱达。

你想让观众喜欢她还是仅仅理解她？

玛吉·吉伦哈尔：我希望你能有各种感觉。

我希望你有时喜欢她，有时不喜欢她，有时理解她，有时忍无可忍。

观众面临的挑战是：你能勇敢地承认你和她的联系吗？

有时候她很残忍，即使是在很小的方面。

但在她之后会感到抱歉，即使她没说出来。

如果我们诚实的话，我们的某些部分有时是残酷的，当你对某人怒吼时，你会有一秒钟表现得像个混蛋。

也许你羞于承认这一点。

看到别人因为自己曾经的残忍行为而感到尴尬、抱歉或羞愧，这是人之常情。

——百度

嗯 看的过程中思考了许多 也带入了自己的童年。

印象中我的母亲也并非真的那么欢喜我 隐约记得孩童时代她对于我的"厌恶"。

（可能出于我自身的不懂事也可能来源吃醋父亲对孩子的爱意高过妻子这一身份又或是她自身保留的孩子气。

）-我也记得那一年和母亲二人去海边 她在沙滩上戏水时的模样 没有拘束 那般自在无虑。

那一刻她或许脱离了一切身份的枷锁 只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享受当下。

我也记得童年时期家庭不算美好的充满争执的氛围。

父亲的缺席及偶尔出现的疼爱。

每天晚上母亲都会期待着父亲今晚是否回家用餐。

比起亲自打电话咨询问题的答案 她更乐于把话筒递给我和姐姐。

或许 她觉得来自孩子的问话可以得到更多的同意的回复。

-话题扯远了。

这部影片中我看到了女性作为个体及母亲这一身份间的来回纠葛 也看到了这个社会对于女性的不友好方面 以及关于人性的复杂多面性。

开篇 影片中的母亲作为教授这一身份来度假。

她敢于拒绝别人的请求 即便这不过是小事一桩。

不过也正由此可以看出她是个有自己想法和个性之人 这与之她年少时逃离家庭相呼应。

她在沙滩上观察着另一个家庭 另一对母女。

不时地牵扯出她过往的回忆。

丈夫在家庭中的不作为/孩子们的吵闹/那个丢出窗外而支离破碎的娃娃......很难去评判孩童的行为 无知无畏又有些"残暴"。

但又如父母亲的抉择 同样觉得孩子是一件包袱 阻碍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婚姻出轨又是否是逃离家庭枷锁的一剂良药？

很难去评判道德问题 当今社会从一而终的又有多少呢？

精神出轨和肉体出轨又是否等同呢？

那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果盘/那个被偷走的娃娃 表面看着如此平静而美好 但内里却如此破败不堪。

这是否隐喻这个影片/这些人/这世上的所有家庭/这整个世界呢？

电影院内咆哮的声音显得苍白无力 女性的发声永远不如男性的一句怒吼。

那根固定草帽的发簪最后成为了刺伤自己的武器。

前一秒还因寻回孩子结交为朋友 下一秒却被偷娃娃行为所激怒而暴力待人。

这影片中的所有人都没有绝对的善恶评判标准 大家都是以自身利益为准则去行事。

片中的母亲最终拨通了孩子的电话 又想起了过往削水果皮时的场景。

这算是过往云烟后的醒悟吗？

这便是最后的结局吗？

或许还会流浪 继续新的旅程 但谁又知道呢？

人啊 终究是复杂的。

文/Matchbox在我看来，Maggie Gyllenhaal女士的这部导演处女作真是厉害：海边度假经历全程暗流涌动，主人公孤立无援的境地让人感觉如芒刺背；出色的剪辑让情节在现实与回忆之间自如游走。

影片最后，伴着Leda在海边醒来剥橙子的“超现实”一幕，摄人心魄的主题曲奏响，瞬间绝妙至极。

小说与电影第一时间找了原著读完，薄薄的140页的英文版，电影的改编还原度很高，呈现了原著百分之八十的内容，很多对白也直接沿用了小说。

不过在小说中，主人公Leda跟作者费兰特一样是意大利人（英文教授，会说多种语言），在佛罗伦萨生活，18岁时离开故乡那不勒斯，故事的发生地点则是意大利而非希腊。

小说以第一人称展开，花了较大篇幅在Leda的回忆上，这也是跟电影的主要差异。

除了占据高光部分的育儿和自我之争以外，对两个女儿成年后的母女关系叙述也有相当着墨，而这部分在电影中却一笔带过，印象中仅仅体现为Leda对海滩服务员Will讲起大女儿Bianca继承了自己的丰满，而小女儿Marta则不满于自己扁平的身材。

（由此谈到自己年轻时也自认没能继承母亲的优点，并比喻为母亲在生产时把女儿像不可口的餐盘那样推开，也是取自小说。

小说很早就说明了，因为两个女儿去加拿大与父亲生活，中年Leda这才“恢复”自由身，来到海边度假备课。

后来在商店给娃娃买衣服时，Leda偶遇Nina和孕妇Rosaria，（即电影中的家庭成员Callie，小说中Nina的大姑子）被问起女儿情况时，她直言不讳自己在她们年幼时一度离开了三年。

（Leda这般坦诚的原因是想给与自己心存芥蒂的Rosaria来个下马威，但事后又惊讶于自己如此草率对待隐私的做法。

）而在电影中，Leda在面对女儿们的问题时马上语塞，表现失态（后来在集市Nina追问之下才道出实情），给观众一种“必有蹊跷”的感觉，以至于观影过程中始终被Leda母女关系的不详假定所笼罩。

其实小说中，母女关系早已修复，（当然电影通过最后一幕母女通话也给出了这个结论）女儿们表示对母亲曾经离开一事毫无印象，而Leda曾给两个孩子分别写信吐露当年心声，也没有得到预期的质问甚至回应。

由此产生的电影与小说的最大差异在于：电影制造了一种悬疑感，抽丝剥茧，通过穿插的回忆一步步展现年轻Leda如何在育儿琐事中不堪重负，最终选择离开家庭。

而小说更像是中年Leda对自己内心的一次解构，站在事过境迁的角度，将当年自己的选择和心境娓娓道来。

作为母亲，身为女人电影还原了小说最后Leda将娃娃还给Nina，对方却用发针刺伤其腹部，夺门而出的这个颇具黑色幽默的意外结局。

面对Nina诧异甚至有些惊恐的目光，Leda解释说：“I'm an unnatural mother.”小说中，在度假屋摆弄娃娃的Leda暗自想道：A mother is a daughter who plays. 年轻Leda作为母亲的缺陷，除了为追求自我一度背离家庭，还有性格上的自私和专断，电影受限于篇幅没有呈现：年轻Leda的生活中曾出现丈夫的友人及其妻Lucilla，后者与Leda的女儿们十分亲近，除了这一点让她感到嫉妒以外，Lucilla模仿孩子奶声奶气的育儿方式也让她颇为不快，以至于在对方因被孩子冷落而失意时暗自高兴。

无力独自照顾家庭的丈夫将女儿们交付给那不勒斯的外祖母抚养，Leda因及其反感少时逃离的家庭环境，对母亲非但不领情，还横加指责，母女翻脸后不久母亲便离开了人世。

对于这段往事，中年Leda回忆道：“当时我希望女儿们只依赖我一个人”。

兰特这部作品英文版的封面取了《纽约客》的书评：“一本有关母性矛盾的诚实到近乎残酷的小说”。

在原著接近尾声处，Leda与Nina在集市的对话将这一点呈现得淋漓尽致，前者向后者袒露了自己当初选择离开和回归的原因：离开，是因为当时的她认为“对女儿们的爱会让我无法做我自己”，而回归，还是出于“以我为中心”：因为“没有女儿们在身边，更让我感到一事无成、空虚无望”。

小说中，Leda在海边接受了蛮横的那不勒斯家庭（通过海滩服务员传达）的求助，作为翻译要求一对荷兰游客让出沙滩椅，协商成功后“表面平静、内心慌乱地”回到原处，随后在对方要求自己也让出座位时，却面带敌意地断然拒绝。

（与小说不同的是，电影中的让座事件跳过了Leda充当中间人的部分。

）电影没有展现这场纠纷中主人公焦躁不安的内心独白，却用影院遭遇骚乱那场戏中人物几近崩溃的激烈反应放大了其“危险”处境。

（与之相比，小说中这段情节基本只是一笔带过。

）Olivia Coleman的表演是大师级的。

在中年Leda与Nina一家人的“对抗”中，她用身体姿态和细致入微的表情，诠释了人物的克制、防备、敏感和恐惧。

关于原著和改编之间的差异还有一点比较有趣：电影放大了年轻Leda的肉欲，（小说几乎没有对性事的正面描写，学术会议期间跟Hardy教授的出轨也只是一笔带过。

）却隐去了原著里中年Leda（表面及内心）风韵犹存的一面：面对度假屋管理员Giovanni（电影里是美国人Lyle）的频频示好，Leda将自己视为对方向朋友炫耀的“猎物”。

与年轻的海滩服务员晚餐间歇，主人公更是感慨起曾经自己是怎么注意到两个女儿接替自己成为男性目光所及，以及刻意在女儿的男友们面前精心打扮、乃至展露风情的经历。

平行母亲，和偷娃娃的人回到故事开始，触发Leda回忆和自省的，是视线中Nina的出现：这位年轻的母亲在那个大家庭中仿佛局外人，母女俩的形影不离让她目不转睛，而小女孩Elena走失的惊魂一刻则让其回忆起年轻时的相似经历。

在Nina于集市主动联系并攀谈之前，Leda始终在暗中观察对方的一举一动，好奇渐渐变为共情。

与多年前来自留宿家中（抛下丈夫和男友环游世界）的背包客的自由感召相呼应的，是主人公通过为Nina提供度假屋钥匙而默许后者追求自我。

在思索是否用行动支持Nina私通而展开的心理博弈中，她视自己为后者眼中的“过来人”和“叛逆者”，同时无奈地意识到后者必定会面临比当年的自己更加艰难的处境。

小说和电影中，Leda在度假屋“看护”自己偷走的玩具娃娃几乎贯穿了整个故事。

原著中的Leda记不起拿走玩具时的情景，虽然自觉这一行为好笑、也毫无意义，但又认为自己当时应该是出于同情，“拯救”了被小女孩遗弃在沙滩上的娃娃。

关于Leda拿走娃娃的动机，两段情节的描写能够给出一定解释。

首先是电影没有还原的一段内容：在Leda开始关注Nina母女的初期，她曾观察两人玩耍时一起给娃娃配音，母亲假装成小孩，小女孩模仿大人说话，她对此十分反感，不知为何极度烦躁，几乎想要干涉制止。

在Elena失踪当天，她肆无忌惮地亲吻娃娃的动作也曾引起Leda的注意。

（电影中也有描写）电影最后，Leda试图归还娃娃时，似乎有所顿悟的Nina问道：“Do you think it's not good for us?”（原著两人的对话中并没有这句。

）

Elena的玩具也让Leda想到了自己儿时曾经拥有一个娃娃，回忆中，年轻Leda把这个珍藏多年的玩具拿出来给女儿Bianca玩，后来发现娃娃被圆珠笔糟蹋地面目全非，对女儿呵斥一通后在失控中把“无药可救”的娃娃从阳台抛了出去。

一边是那不勒斯一家人为了失踪的娃娃劳师动众，一边是中年女子藏起娃娃“悉心呵护”（给娃娃买衣服、想方设法排出娃娃体内的液体，甚至抱着娃娃睡觉），最终说出真相后却遭受冲动的报复，在这段近乎荒谬的奇事中，偷娃娃的人被赋予了自作主张的矫正者和恋旧的恶作剧者的双重身份。

理由1：这部电影对主创的意义远远大于对观众的。

观众观影时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我在看什么？

我为什么要看/在乎？

有很多作品在第二个问题上翻车，故事算是讲明白了但让人实在没兴趣看下去。

这部电影就是典型代表。

它可说是一个供主创发挥才能的理想载体（vehicle），导演通过它展示自己会拍，演员通过它展示自己能演，但观众就觉得“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吗”。

很多以“探索主人公内心世界”为己任的电影都容易犯这个问题，比如《女人的碎片》《兔子洞》等，表达远远大于共鸣。

理由2：剥离了时代大背景的Elena Ferrante实在苍白。

《那不勒斯四部曲》的成功，固然归功于人物和情节的设计，但居功至伟的还有故事背后的大背景：战后那不勒斯的蹒跚发展，社会浪潮中个人对阶级和发展的焦虑感等。

这些要素在世界范围内都能产生共鸣和代入感，比如我看四部曲的时候就觉得当时的那不勒斯和90年代的中国城镇非常类似，油然而生亲切感。

当历史背景被淡化后，只剩下莫名其妙的无病呻吟。

比如本片中Leda的婚外情其实和四部曲中莱农和尼诺的婚外情非常相似，但四部曲中你能深深体会莱农因为婚姻获得阶级跃升而产生的自满和同时想追求个人欲望之间的矛盾，而本片中，就只觉得这位女学者水性杨花。

理由3：两位母亲之间的镜像关系建立不足。

很多时候，导演觉得自己通过各种调度啊剪辑啊讲清楚了，但我没get到，要不是看了网友们的影评，这些微妙的细节就直接被我miss掉了，不知是我不够细腻还是导演太沉浸在自己的表达中呢。

整部影片极度偏向个人表达而很少考虑观众的接收度，是作品而不是产品，所以原谅我不买账。

还有几个小时，2022年奥斯卡就要拉开帷幕了，玛吉·吉伦哈尔导演的长片处女作《暗处的女儿》在拿下包括威尼斯、金球等多项提名及荣誉后，又获得奥斯卡三项提名：最佳改编剧本（玛吉）、最佳女主角（奥利维娅·科尔曼）、最佳女配角（杰西·巴克利）。

首次执导就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说不定以后大家提起吉伦哈尔，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脸庞是玛吉而不是杰克了。

《暗处的女儿》讲述了大学教授Leda（奥利维娅·科尔曼饰）在海边度假，目睹一个年轻母亲（达科塔·约翰逊）带着女儿和一家人度假的情景，使她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候被家庭所累离开两个女儿的往事....奥利维娅·科尔曼将一个母亲的愧疚、矛盾与不安演绎地丝丝入扣，当Nina问起她女儿小时候是什么样子时，Leda竟想不起来，“没有一个母亲不会记得自己的小孩。

”面对他人的道德指责，Leda只能选择逃避。

这种荒诞感让我想起《局外人》，儿子因记不得母亲去世的时间等“荒诞”行为被判有罪，成为了与格格不入的“局外人”。

影片里Leda抛下女儿追求精神和肉体的自由，她的举动有悖于当下世俗道德标准，因此同样被人所不解，她自己也因缺席女儿的童年时光而难以释怀。

虽然现在男女平等的呼声很大，但是女性因拥有生育能力，从古至今在家庭生活中都被认为应当承担更多抚养责任，人们对一个离家出走的母亲的谴责比父亲要多，单亲父亲也比单亲母亲更让人同情。

娜拉的出走之所以被人赞美是因为她有一个不幸的家庭，而Leda的出走则完全从自身角度出发，她是为了专心做学术，为了追求爱情而离开。

就算后来Leda取得了再高的成就，她也很难接纳那个最真实的自己。

说完了离家出走的母亲，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个离家出走的父亲。

这部小说很短，我用午休时间翻完的。

故事发生在一个炎热的夏季，一对老年夫妻度假回到家，发现家里被翻了个底朝天，丈夫私藏的情人照片也不翼而飞，到底是谁干的？

这个家庭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小说一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书信体，写信时间为多年前，妻子控诉了离家出走的无情丈夫；第二部分是丈夫的自白，叙述顺序为正述+回忆，丈夫讲述了他和妻子的晚年生活，以及年轻时候的出轨原因；第三部分则从女儿角度阐述，时间线回到现在进行时，揭秘了原来家里没有遭遇抢劫，这一切都是儿女为报复貌合神离、相互欺瞒的父母的“恶作剧”。

小说的结构很精巧，画面感十足，读者们就像法庭上的八卦记者一样先把话筒交给原告，再听被告怎么为自己辨护，最后两个证人意外出场，讲述了这场案件对他们造成的伤害。

精彩的结尾让这篇小说变得不落俗套。

我看书看电影一般不做计划，全屏直觉，读完《鞋带》这本小说的之后一天突然很想看文艺点的电影，就看了《暗处的女儿》，观影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两个故事的内核惊人的相似！

一个讲述离开的父亲一个讲述离开的母亲，且故事都发生在那不勒斯，《鞋带》这部小说里用“系鞋带”这个意向象征父亲与儿女的羁绊，《暗处的女儿》则用削橘子皮来代表母亲对女儿的爱。

电影里的众多闪回镜头和小说结构很相似，对女性的心理刻画也和小说一样细腻。

于是，我查了一下《暗处的女儿》的主创信息，才发现编剧之一是埃莱娜·费兰特，她就是写了著名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神秘作家，至今身份都是谜，有学者认为她是安妮塔·拉哈，也有最新研究认为很可能就是多梅尼科·斯塔尔诺内！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一下最新的研究报告《埃莱娜·费兰特是谁？

这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文学谜面》）。

在这之前我完全想象不到随手看的小说和电影竟然能产生这种联系，这种发现真让人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