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谁做主

理由1：这部电影对主创的意义远远大于对观众的。

观众观影时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我在看什么？

我为什么要看/在乎？

有很多作品在第二个问题上翻车，故事算是讲明白了但让人实在没兴趣看下去。

这部电影就是典型代表。

它可说是一个供主创发挥才能的理想载体（vehicle），导演通过它展示自己会拍，演员通过它展示自己能演，但观众就觉得“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吗”。

很多以“探索主人公内心世界”为己任的电影都容易犯这个问题，比如《女人的碎片》《兔子洞》等，表达远远大于共鸣。

理由2：剥离了时代大背景的Elena Ferrante实在苍白。

《那不勒斯四部曲》的成功，固然归功于人物和情节的设计，但居功至伟的还有故事背后的大背景：战后那不勒斯的蹒跚发展，社会浪潮中个人对阶级和发展的焦虑感等。

这些要素在世界范围内都能产生共鸣和代入感，比如我看四部曲的时候就觉得当时的那不勒斯和90年代的中国城镇非常类似，油然而生亲切感。

当历史背景被淡化后，只剩下莫名其妙的无病呻吟。

比如本片中Leda的婚外情其实和四部曲中莱农和尼诺的婚外情非常相似，但四部曲中你能深深体会莱农因为婚姻获得阶级跃升而产生的自满和同时想追求个人欲望之间的矛盾，而本片中，就只觉得这位女学者水性杨花。

理由3：两位母亲之间的镜像关系建立不足。

很多时候，导演觉得自己通过各种调度啊剪辑啊讲清楚了，但我没get到，要不是看了网友们的影评，这些微妙的细节就直接被我miss掉了，不知是我不够细腻还是导演太沉浸在自己的表达中呢。

整部影片极度偏向个人表达而很少考虑观众的接收度，是作品而不是产品，所以原谅我不买账。

短评写不下，移步过来唠叨两句。

整体还可以，让我想起看《坡道上的家》的感觉。

育儿的窒息感，个体自我和母亲角色的冲撞，刻画的很好。

但我毫无科学依据地认为，影片有这么两点很不科学：1. 用小年轻提醒女主妮娜一家是坏人的对话，刻意对观众设陷，从而营造紧张压抑的氛围。

这个多此一举的操作，害我全程都在担心女主偷娃娃被发现，然后遭受攻击，变成悬疑犯罪片。

直到快看完我才意识到，那家人几次可怕的目光，不过是女主视角，是她内心心虚紧张的投射。

啥啊，玩我呢？

本来可以把女主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更丰富深刻，加了这句铺垫后反而让片子显得稚嫩不真诚。

2. 女主强烈情绪的底层逻辑令我费解。

都过去将近二十年了，如果如开头表现的那样，女主和女儿仍旧保持联系且关系亲密（毕竟烫了个头发都要跟她聊），就算愧疚一直压在心底，也不至于还这么沉重别扭吧，乃至动不动就湿了眼。

如果她果真失去了其中一个女儿（未可知），她的情绪也应该是妮娜找孩子的时候才爆发（勾起丢孩子的回忆），而不是一开始看到小孩一家就很不自在很难受。

也是有些刻意营造了。

以上种种，看完回味一下，感觉整部片有好几处都给我故弄玄虚的体验。

当然，都说了我是毫无科学依据地认为，希望可以蹲到一个科学的解释。

《暗处的女儿》是著名演员玛吉·吉伦哈尔的导演处女作，她也成为近几年兴起的女演员转型做导演的潮流中的一员。

作品由埃琳娜·费兰特的同名小说改编，埃琳娜·费兰特就是现在最受瞩目的意大利剧《我的天才女友》的原著作者——一位拒绝出席任何活动、至今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匿名作家。

吉伦哈尔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在2018年获得了改编权，埃琳娜·费兰特也非常喜欢吉伦哈尔，给予她更多的支持，她希望吉伦哈尔自由发挥：“我们在男性的笼子里待得太久了——现在这个笼子正在坍塌，女性艺术家必须完全自主。

”平行母亲莱达，48岁，大学教授，独自一人来到希腊，享受自由的旅行。

她一开始便摆出了拒人千里之外的状态，与身边人保持距离，想给自己留下足够空间。

在海边，莱达看到了妮娜和她的大家庭，尤其她的小女儿，活泼好动，叽叽喳喳。

莱达突然情绪激动，逃离海滩。

电影以略带悬疑感的方式推进着两个母亲的故事，大量的特写镜头，摇晃中放大着电影的不安。

莱达的情绪起起伏伏，时而焦虑，时而放松，她想放肆地享受，又被妮娜母女搅动心事。

小女孩的吵闹，小女孩跑丢引起妮娜的忧虑和紧张，小女孩的顽皮，一家人对女孩的关注以及由此引起的争执，妮娜与丈夫的亲昵，妮娜与偶然认识的本地男孩的约会，这一切都被莱达看在眼里，也让她越发无所适从。

妮娜就是年轻时的莱达。

莱达曾在孩子年幼时，离开家庭三年。

这段经历一直埋在心里，耿耿于怀。

莱达也有两个女儿，在养育女儿的同时，她也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她热爱文学，尤其喜欢研究叶芝。

然而家庭责任和事业追求总是相互冲撞，丈夫忙于工作无心家事，她需要独立照料家庭，而孩子们们从不安分，仿佛永动机，嬉笑声，打闹声，尖叫声，喋喋不休，甚至动手打她，让她很难有安静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丈夫的性无能问题也加剧了她的失落。

两个背包客来访给了她刺激，他们充分肯定莱达的文学研究，还骄傲地讲述了他们离开孩子、摆脱束缚，勇敢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的状态，这些都启发了莱达，原来她还有这样的选择。

莱达果断地离开家庭，投身文学事业，她的文学成果甚至超越了老师，还结识了学识渊博又迷人的另一位学者，他们很快发展出感情。

莱达终于找到了人生新方向，或者说，她是找回了人生本来的方向。

她并没有和学者在一起，那只是一场宣泄式的激情，但她决定告别丈夫和女儿们，建立自己的事业。

丈夫挽留失败，不知情的女儿们还在嚷着让她把苹果皮“削出一条小蛇来”。

她注视着孩子们的笑脸，然后，突然转身，坚决地走出家门。

电影在断断续续中拼凑出了莱达的故事，一个逃离家庭、奔向自由的妈妈。

当面前出现与她年轻时的状态极为相似的妮娜时，她既熟悉又陌生，仿佛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故事。

她理解甚至同情妮娜，但也不敢轻易给出自己的建议。

妮娜正在遭受的孩子们的困扰、家庭的束缚是她必须面对的迷茫，如何做选择，能不能走出来，只能由她自己决定。

莱达和妮娜才更像是平行母亲，阿莫多瓦的《平行母亲》重点其实在他一贯热衷探讨的人与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上，母亲只是故事的外壳。

莱达的故事之少见在于，电影直面了母亲角色的日常，日复一日的与孩子周旋，每分每秒的关注保护，奔跑与嚎叫，自我与任性，吃喝拉撒，衣食住行，小生命茁壮成长的代价可能是另一个生命的禁锢与萎靡，而这些在一代代母亲身上不断重演却无人质疑的原因只有一句“这是天职”，有了孩子以后天然的母性挥发又再为母亲们加上一道“枷锁”。

所有母亲都在过着平行的生活。

暗处的母亲电影的开端就能让人感受到莱达很享受独处。

独自来到异乡，回避所有熟人社会的问题，自由自在，无所顾忌。

她可以一个人住大房子，晒太阳，看电影，看书，喝酒，睡觉，可以和年轻帅哥吃饭，和成熟的男子推心置腹，萍水相逢，来去自在。

她喜欢看着人群，沙滩上，舞会上，餐厅里，在人群里她是欢乐的放松的，因为她依然是一个人，一个过客，与所有人没有瓜葛，不用在乎他们的喜怒哀乐。

她是无情的吗？

当然不。

越来越密集的回忆是她逐渐无法平静的内心，妮娜像是来提醒她，现在需要回顾并反思下自己的人生。

当初决绝的离开家庭是对的吗，这段经历会给孩子们带来怎样的影响，与孩子们在一起也有很多欢乐时光，回忆反复交叠，眼泪如断线。

妮娜问莱达，离家以后，没有孩子感觉怎么样？

莱达涌出眼泪，羞耻地说，感觉美妙极了！

感觉我一直努力压抑自己，然后就炸了。

妮娜说，听起来可不太美妙啊。

莱达眼泪继续流淌。

这是电影里最心酸的时刻，莱达对自我的坚持，对家庭的愧疚，对过往的纠结，全部暴露出来。

莱达是母亲，但莱达首先是莱达。

既要做好莱达又要做好母亲，对她来说是个不可能的任务。

莱达选择了莱达，但并不意味着她不想做个好母亲。

妮娜：为什么后来又回去了？

莱达：因为我是妈妈，我想她们了，我很自私。

近年最著名的女性主义著作《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析了女性传统社会角色的困境，如果说学术作品的视角是客观的理性的中立的，这部电影就是从生理的直觉的感性的角度给予回应。

很多优秀作品展示过“母亲”的复杂性，是枝裕和《步履不停》中厨房几处对话，显露出平日仁和慈祥的母亲也有冷峻酷烈的一面；奉俊昊《母亲》和李沧东《诗》更是塑造了两位极其复杂的母亲。

只是这些作品都是以母亲对孩子的爱为出发点，揭露人性阴暗面，对母亲角色本身没有丝毫犹疑。

《暗处的女儿》同样没有质疑母爱，甚至不断用细节证明着爱的存在，由此而提出了一个更艰难的问题：有瑕疵的爱是不是爱，不饱和的爱是不是爱，未完成的爱是不是爱，爱与恨能否同行？

不完美的母亲是不是合格的母亲，合格的母亲是不是必须是完美的母亲？

如果伟大的代价是失去自我，我们能接受不伟大的母亲吗？

也曾是女儿电影英文名是The Lost Daughter。

The Lost Daughter可以有多重指向，可以是妮娜跑丢的女儿，或莱达离开的女儿，可以是妮娜女儿丢失的娃娃，或莱达生气时扔掉的娃娃，更可以是莱达和妮娜自己。

莱达私藏的娃娃，像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她曾把自己小时候的娃娃送给女儿，同时也就送出了“女儿”的身份，变成“妈妈”，现在她重新获得了娃娃，像小女孩一样照顾娃娃，她又恢复了“女儿”的身份，这是对“妈妈”身份的抗拒，也是短暂的逃遁。

“母亲”是紧箍咒，“女儿”是避风港。

然而哪个母亲不是女儿？

完美的母亲和完美的女儿哪一个更重要？

在电影里，中年莱达与女儿有两次通话。

第一次在海边看到妮娜的女儿，触动心事，脑海里都是女儿们童年时的画面。

回房间后，接到了女儿电话，女儿显然不知道她独自旅行了，简单聊了几句，母女便匆匆结束对话。

第二次是电影结尾，昏倒在海边的莱达醒后，主动给女儿打电话，两个女儿在一起接到了她的电话，女儿们一直没有她的消息，很担心她，她们热情地聊了起来，像久别重逢般。

两次电话，接和打，被动与主动，匆忙与热络，在首尾形成对照。

这是一次形式上的和解，也是一次精神上的解放。

莱达也许不用再执着于单一的、模式化的，内向的爱。

女儿始终是放不下的牵挂，是力量的源泉，是心灵的慰藉。

虽然有遗憾，但她们都知道，女儿从未失去，妈妈也从未失去。

埃琳娜·费兰特回忆小说原著时曾说：“长久以来，我一直觉得有必要讲述一个女人如何在巨大的痛苦中放弃自己的孩子，感到的不是内疚，却是轻松、全然的快乐。

我想描述那种喜悦感并没有消失，即使这个女人回到家，被她自己的矛盾打败，并在母职和工作之间寻求艰难的平衡。

但荒谬的是，作为叙述者，我自己却感到内疚。

我很不安，因为我在钻研那些素材，但我越想停下来，就越高兴地继续钻研下去。

”虚构人物真实地反映着创作者的情绪，作者与人物都在思考，答案若隐若现，就像夜色里的海浪，只闻其声，不见其影。

人生海海，需要更多勇者迎风踏浪。

有记者问导演吉伦哈尔，对于女性来说，看到她们在这些感受和经历中并不孤单很重要吗？

吉伦哈尔说：“当你因任何事情陷入黑暗时，当你感到羞愧时，你会欣慰地知道你并不孤单——每个人，如果他们诚实的话，都有自己黑暗的一面。

我们被告知，尤其是女性，如果我们的母性经历包括绝望、恐惧、焦虑或黑暗，那我们就是生病了。

我想几乎每个人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都会有这些感受。

如果这被认为是正常的，是生命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消化它们。

总是有更多的空间让男性导演电影，因此也有更多的空间让男性探索自己经历的边缘。

也许，进入这个世界上女性体验的角落和缝隙中，会有一些不寻常和更危险的东西。

”关于女性主义，关于男女社会分工，关于母亲角色的改变，已经谈论了很多，但依然远远不够。

就像本片主角莱达一样，她很难讨好所有人，会有很多人理解她，更会有很多人质疑她、谴责她，但每个人真正要做的应该是诚实，诚实地面对莱达，诚实地面对自己，诚实地面对生命的隐秘和伟大。

我发现全世界的女性（不包含战争、贫困国家等等）面临的问题似乎出奇的一致：我到底是谁？

我是某个家庭的女儿，像女主说的，“从我那个烂环境里出来”。

可能我是某个人的妻子，意味着要承担生育，以及绝大部分的养育。

可能我是某个人的情人，当生活像不断尖叫着打断你的孩子那样拽着你的头发，你只想抓一个温存的时刻，这个时刻让你对自己重新获得了掌控感。

可能我是某个人的母亲，意味着我要毫无怨言地承受这个极不成熟的人带来的一切：无休止的尖叫、不间断的打闹、源源不断的精力、人的嫉妒自私霸占等等恶习。

那我到底是谁？

以及这么多的角色，谁给了他们定义，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

我应该在孩子打我的时候永远保持微笑吗？

我是不是不能表现出丝毫的泄气和疲惫？

我是不是一定要做那个家庭的牺牲者？

——如果一定要有人“牺牲”的话，如果“牺牲”意味着牺牲自己作为进化到成熟人类好不容易拥有的东西：时间、事业、金钱、容貌、等等等等，来抚育另一个从0起步的不成熟人类？

女人好像永远在这些角色里挣扎，就像电影里的每个女人，都想被困在某个无形的笼子里。

为什么女人就不可以抛弃家庭？

女主因为工作离家三年，她为此止不住地流眼泪，她说那段时间fantastic，但为什么哭呢？

为自己感觉fantastic而认为自己不该有那种想法吗？

女人为什么永远的矛头对准的都是自己的心脏？

我猜测社会对男人的要求太低了，而对女人的要求太高了。

“社会”的要求，让你说不出来是谁在要求，要求来自哪里，但是你，你自己，你丈夫，你婆家人，你娘家人，你朋友，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你都在心里暗示自己说，如果我这么做，ta一定会谴责我。

去谴责男人吧。

如果一定要有一个成熟的大人通过被无知的小孩一直敲脑袋才能换来下一代的成长，为什么不能敲父亲的脑袋？

我那天看到有讨论，母亲和孩子的关系，与其他的恋人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是一样的，也 应该有关系的认知、讨论、实践，但是人往往认为这是天然的。

我认为“天然的母爱”也是一种绑架。

美国电影已经在这种关系上的讨论向内求索至此，中国电影什么时候能有这种讨论？

女主非常棒，非常有电影演员的美，无关年龄，无关身材，就是真实的美。

文/Matchbox在我看来，Maggie Gyllenhaal女士的这部导演处女作真是厉害：海边度假经历全程暗流涌动，主人公孤立无援的境地让人感觉如芒刺背；出色的剪辑让情节在现实与回忆之间自如游走。

影片最后，伴着Leda在海边醒来剥橙子的“超现实”一幕，摄人心魄的主题曲奏响，瞬间绝妙至极。

小说与电影第一时间找了原著读完，薄薄的140页的英文版，电影的改编还原度很高，呈现了原著百分之八十的内容，很多对白也直接沿用了小说。

不过在小说中，主人公Leda跟作者费兰特一样是意大利人（英文教授，会说多种语言），在佛罗伦萨生活，18岁时离开故乡那不勒斯，故事的发生地点则是意大利而非希腊。

小说以第一人称展开，花了较大篇幅在Leda的回忆上，这也是跟电影的主要差异。

除了占据高光部分的育儿和自我之争以外，对两个女儿成年后的母女关系叙述也有相当着墨，而这部分在电影中却一笔带过，印象中仅仅体现为Leda对海滩服务员Will讲起大女儿Bianca继承了自己的丰满，而小女儿Marta则不满于自己扁平的身材。

（由此谈到自己年轻时也自认没能继承母亲的优点，并比喻为母亲在生产时把女儿像不可口的餐盘那样推开，也是取自小说。

小说很早就说明了，因为两个女儿去加拿大与父亲生活，中年Leda这才“恢复”自由身，来到海边度假备课。

后来在商店给娃娃买衣服时，Leda偶遇Nina和孕妇Rosaria，（即电影中的家庭成员Callie，小说中Nina的大姑子）被问起女儿情况时，她直言不讳自己在她们年幼时一度离开了三年。

（Leda这般坦诚的原因是想给与自己心存芥蒂的Rosaria来个下马威，但事后又惊讶于自己如此草率对待隐私的做法。

）而在电影中，Leda在面对女儿们的问题时马上语塞，表现失态（后来在集市Nina追问之下才道出实情），给观众一种“必有蹊跷”的感觉，以至于观影过程中始终被Leda母女关系的不详假定所笼罩。

其实小说中，母女关系早已修复，（当然电影通过最后一幕母女通话也给出了这个结论）女儿们表示对母亲曾经离开一事毫无印象，而Leda曾给两个孩子分别写信吐露当年心声，也没有得到预期的质问甚至回应。

由此产生的电影与小说的最大差异在于：电影制造了一种悬疑感，抽丝剥茧，通过穿插的回忆一步步展现年轻Leda如何在育儿琐事中不堪重负，最终选择离开家庭。

而小说更像是中年Leda对自己内心的一次解构，站在事过境迁的角度，将当年自己的选择和心境娓娓道来。

作为母亲，身为女人电影还原了小说最后Leda将娃娃还给Nina，对方却用发针刺伤其腹部，夺门而出的这个颇具黑色幽默的意外结局。

面对Nina诧异甚至有些惊恐的目光，Leda解释说：“I'm an unnatural mother.”小说中，在度假屋摆弄娃娃的Leda暗自想道：A mother is a daughter who plays. 年轻Leda作为母亲的缺陷，除了为追求自我一度背离家庭，还有性格上的自私和专断，电影受限于篇幅没有呈现：年轻Leda的生活中曾出现丈夫的友人及其妻Lucilla，后者与Leda的女儿们十分亲近，除了这一点让她感到嫉妒以外，Lucilla模仿孩子奶声奶气的育儿方式也让她颇为不快，以至于在对方因被孩子冷落而失意时暗自高兴。

无力独自照顾家庭的丈夫将女儿们交付给那不勒斯的外祖母抚养，Leda因及其反感少时逃离的家庭环境，对母亲非但不领情，还横加指责，母女翻脸后不久母亲便离开了人世。

对于这段往事，中年Leda回忆道：“当时我希望女儿们只依赖我一个人”。

兰特这部作品英文版的封面取了《纽约客》的书评：“一本有关母性矛盾的诚实到近乎残酷的小说”。

在原著接近尾声处，Leda与Nina在集市的对话将这一点呈现得淋漓尽致，前者向后者袒露了自己当初选择离开和回归的原因：离开，是因为当时的她认为“对女儿们的爱会让我无法做我自己”，而回归，还是出于“以我为中心”：因为“没有女儿们在身边，更让我感到一事无成、空虚无望”。

小说中，Leda在海边接受了蛮横的那不勒斯家庭（通过海滩服务员传达）的求助，作为翻译要求一对荷兰游客让出沙滩椅，协商成功后“表面平静、内心慌乱地”回到原处，随后在对方要求自己也让出座位时，却面带敌意地断然拒绝。

（与小说不同的是，电影中的让座事件跳过了Leda充当中间人的部分。

）电影没有展现这场纠纷中主人公焦躁不安的内心独白，却用影院遭遇骚乱那场戏中人物几近崩溃的激烈反应放大了其“危险”处境。

（与之相比，小说中这段情节基本只是一笔带过。

）Olivia Coleman的表演是大师级的。

在中年Leda与Nina一家人的“对抗”中，她用身体姿态和细致入微的表情，诠释了人物的克制、防备、敏感和恐惧。

关于原著和改编之间的差异还有一点比较有趣：电影放大了年轻Leda的肉欲，（小说几乎没有对性事的正面描写，学术会议期间跟Hardy教授的出轨也只是一笔带过。

）却隐去了原著里中年Leda（表面及内心）风韵犹存的一面：面对度假屋管理员Giovanni（电影里是美国人Lyle）的频频示好，Leda将自己视为对方向朋友炫耀的“猎物”。

与年轻的海滩服务员晚餐间歇，主人公更是感慨起曾经自己是怎么注意到两个女儿接替自己成为男性目光所及，以及刻意在女儿的男友们面前精心打扮、乃至展露风情的经历。

平行母亲，和偷娃娃的人回到故事开始，触发Leda回忆和自省的，是视线中Nina的出现：这位年轻的母亲在那个大家庭中仿佛局外人，母女俩的形影不离让她目不转睛，而小女孩Elena走失的惊魂一刻则让其回忆起年轻时的相似经历。

在Nina于集市主动联系并攀谈之前，Leda始终在暗中观察对方的一举一动，好奇渐渐变为共情。

与多年前来自留宿家中（抛下丈夫和男友环游世界）的背包客的自由感召相呼应的，是主人公通过为Nina提供度假屋钥匙而默许后者追求自我。

在思索是否用行动支持Nina私通而展开的心理博弈中，她视自己为后者眼中的“过来人”和“叛逆者”，同时无奈地意识到后者必定会面临比当年的自己更加艰难的处境。

小说和电影中，Leda在度假屋“看护”自己偷走的玩具娃娃几乎贯穿了整个故事。

原著中的Leda记不起拿走玩具时的情景，虽然自觉这一行为好笑、也毫无意义，但又认为自己当时应该是出于同情，“拯救”了被小女孩遗弃在沙滩上的娃娃。

关于Leda拿走娃娃的动机，两段情节的描写能够给出一定解释。

首先是电影没有还原的一段内容：在Leda开始关注Nina母女的初期，她曾观察两人玩耍时一起给娃娃配音，母亲假装成小孩，小女孩模仿大人说话，她对此十分反感，不知为何极度烦躁，几乎想要干涉制止。

在Elena失踪当天，她肆无忌惮地亲吻娃娃的动作也曾引起Leda的注意。

（电影中也有描写）电影最后，Leda试图归还娃娃时，似乎有所顿悟的Nina问道：“Do you think it's not good for us?”（原著两人的对话中并没有这句。

）

Elena的玩具也让Leda想到了自己儿时曾经拥有一个娃娃，回忆中，年轻Leda把这个珍藏多年的玩具拿出来给女儿Bianca玩，后来发现娃娃被圆珠笔糟蹋地面目全非，对女儿呵斥一通后在失控中把“无药可救”的娃娃从阳台抛了出去。

一边是那不勒斯一家人为了失踪的娃娃劳师动众，一边是中年女子藏起娃娃“悉心呵护”（给娃娃买衣服、想方设法排出娃娃体内的液体，甚至抱着娃娃睡觉），最终说出真相后却遭受冲动的报复，在这段近乎荒谬的奇事中，偷娃娃的人被赋予了自作主张的矫正者和恋旧的恶作剧者的双重身份。

莱达告诉妮娜：“我太爱她们了，在我看来，这种对她们的爱阻止了我成为我自己。

”导演拍的很细腻，很多点都挺妙的（海边 夫妻间的争吵 丢失的小女孩 偷情的母亲 小女孩的娃娃 橘子），矛盾又和谐。

我觉得最后她在海边和女儿打电话、削橘子的场面是她所期待，但无法实现的，因为她已经死掉了。

《暗处的女儿》居然和《我的天才女友》的作者是同一个埃琳娜·费兰特，挺意外又挺合理的，很细致。

有网友戏称这是一部恐婚恐育的电影，而我觉得这是摆在面前的现实。

女性的弱势，不仅来自于身体，还有社会的约束。

小孩很可爱，但也很闹腾，当你分身乏术长时间走不出来的时候，那根弦就很容易崩断。

当女性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走向事业而抛弃孩子时，她自己是有愧疚 亏欠和过不去的。

可男性没有这种烦恼，因为女性会去照顾孩子。

虽然不可否认的是男性在拼事业的时候也很心力交瘁，但大多数人并没有达到那种程度的责任感。

而女性变成母亲之后会有一种很强烈的道德束缚感，养育孩子似乎是女性必须做的事情，不过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拥有选择的权利，女性可以选择事业或居家，男性可以选择居家或事业等等。

Q：很多时候，人们很难喜欢莱达。

你想让观众喜欢她还是仅仅理解她？

玛吉·吉伦哈尔：我希望你能有各种感觉。

我希望你有时喜欢她，有时不喜欢她，有时理解她，有时忍无可忍。

观众面临的挑战是：你能勇敢地承认你和她的联系吗？

有时候她很残忍，即使是在很小的方面。

但在她之后会感到抱歉，即使她没说出来。

如果我们诚实的话，我们的某些部分有时是残酷的，当你对某人怒吼时，你会有一秒钟表现得像个混蛋。

也许你羞于承认这一点。

看到别人因为自己曾经的残忍行为而感到尴尬、抱歉或羞愧，这是人之常情。

——百度

好莱坞最性感男星杰克·吉伦哈尔的姐姐玛吉·吉伦哈尔，在出演《疯狂的心》（Crazy Heart） 而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提名数十年后，于2021年执导了这部《暗处的女儿》，本片正是改编自埃莱娜·费兰特的《The Lost Daughter》。

意大利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在写出火遍全球的“那不勒斯四部曲”之前，出版了一本名为《The Lost Daughter》的小说。

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好莱坞最性感男星杰克·吉伦哈尔的姐姐玛吉·吉伦哈尔，在出演《疯狂的心》（Crazy Heart） 而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提名数十年后，于2021年执导了这部《暗处的女儿》，本片正是改编自埃莱娜·费兰特的《The Lost Daughter》。

截至目前，《暗处的女儿》已经斩获了2021年第7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剧本奖；第31届哥谭独立电影奖最佳影片、最佳剧本、最佳突破导演奖；第87届纽约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处女作奖。

在即将到来的2022年第79届金球奖上，本片也获得了电影类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两项提名。

“演而优则导”的Maggie是如何在大银幕上展现埃莱娜·费兰特的文本，从而在颁奖季屡受褒奖的呢？

玛吉·吉伦哈尔&杰克·吉伦哈尔1、一个女孩的“自我”觉醒 爱尔兰女演员杰西·巴克利（Jessie Buckley）饰演年轻的Leda，在事业还未获得突破之前，选择和相爱的男友结婚并生了两个可爱的女儿。

或许在所有人看来这都是很幸福的一个家庭，但Leda对自己要求很高，她在照顾家庭和孩子们的同时，也一直没放弃自己的事业，而兼顾这两者对年轻的Leda而言，又异常困难。

导演用很多细碎的事件和一些小的家庭冲突，交代了这些背景。

紧接着，两个陌生的背包客因淋雨而被Leda男友热情的招呼到了家里。

在茶余饭后的聊天中，年轻的Leda表现出了对两位背包客的异常羡慕，因为男背包客放下了（抛弃了）自己的三个男孩，选择了和女背包客结伴同行浪迹天涯。

而两位背包客也表现出了对Leda某种意义上被婚姻束缚的同情，尤其是他们得知Leda在翻译叶芝作品时【备：William Butler Yeats，爱尔兰诗人、剧作家和散文家，著名的神秘主义者，“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于192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将这种对Leda才华的赞美和由衷的喜爱通过语言和情绪表达了出来。

导演用很多脸部特写镜头，将此部分中人物眼神和肢体之间的交流，用更细腻的方式传递给了观众。

再往后，Leda因其作品被召唤至伦敦，在那里她结实了在文学界更有名望的一位学者，通过晚宴他们迅速了解并找到灵魂high点，而后发生关系也就顺理成章。

这部分内容，同样在影片中是被切开并交叉剪辑在主线故事中的，但因为那个有名望的学者在影片里都没出现姓名（至少我看的时候没注意到），这说明导演安排此人物出场，更多是刺激Leda其后选择离开家庭的一种方式，而非决定因素。

这一点在Leda离开前与男友的争论中，也做了交代，男友认为是Leda出轨后想要与那个人生活在一起才要抛家弃女，但Leda否定了这一点，说自己离开与这个出轨对象无关。

籍此，导演完成了对Leda这个人物“前世今生”的完整交代，而这些穿插在主线里的片段化叙事，也基本展现了一个女孩是如何完成“自我”觉醒的。

影片中年轻的Leda有想法、有美貌、有被路人（背包客）赞叹羡艳的学识、也有被权威人士（学者）欣赏与肯定的才华，但他没有正经工作、没有稳定收入，所以她才会在被家庭和小孩羁绊的生活中，最终选择突破自我，走上了一条为了实现自我价值，而主动放弃家庭和孩子——尤其是两个孩子——这些她曾经认为没有自己事业重要的因素。

在这个部分里，也就是Leda的前半生中，她是没有后悔过的，是相当之决绝的。

《C》杂志2019年10月 / 玛吉·吉伦哈尔2、作为“母亲”的身份焦虑 凭借《宠儿》斩获奥斯卡影后的奥利维娅·科尔曼，在片中饰演中年Leda，也就是故事主线里独身来希腊海岛度假的Leda，她原本只想安安静静享受一个人的假期，不想和任何人做过多交流，结合她的性格大概就是奉行一种——“我不想麻烦任何人、所以任何人也最好别打扰我” 的处事原则。

很不幸，一大群家族游客“入侵”了Leda独自安享的沙滩，如果这是一部剧情片或者惊悚片，接下来的情节就可能要向《伊甸湖》的方向发展了。

但Leda却意外注意到这群游客中的一对母女，当听到母亲的名字叫Nina时(由《五十度灰》的女主角 达科塔·约翰逊 饰演），迅速记在了自己的本子上，这其实是一个很“反常”的行为。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因为导演在整部电影中通过很多场戏，反映和展现了女主角——中年Leda的“反常行为”。

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Leda在游泳的时候看到远处又开来一艘快艇，上面至少又有十来号人，而领头的正是Nina的老公Toni。

于是Leda回到沙滩想要继续晒太阳，但由于该家族人口庞大，他们想围住沙滩开个家庭party之类的，于是一个孕妇（Toni的姐姐）来找Leda希望她能挪开一点，但Leda坚决的say no，这紧绷的关系似乎令矛盾一触即发。

但这毕竟不是剧情片，导演很快就化解了这个矛盾——没多久，孕妇端着生日蛋糕来找Leda以示和解，Leda虽然给大家感觉“难搞”但也并非不懂人情，所以借坡下驴也表达了歉意后两人相谈甚欢。

这次谈话，导演给到观众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点：Leda有两个女儿，分别是25岁的Bianca和23岁的Martha。

但当孕妇问Leda孩子们的更多信息时，Leda的神情开始变得紧张，尤其是当她看向远处的Toni等人时，这些人也似乎在凝视着自己——这个镜头，很显然是Leda自我情绪的投射。

导演通过女主Leda的微表情变化和其主观投射镜头的双重电影语言表达，开始为观众展现一个深陷于对“母亲”这一身份自我怀疑的女人，而Leda作为“母亲”的身份焦虑，正如前文所说，体现在她每一个反常行为中。

不同于导演用总时长不多但分散的场次穿插剪辑来交代年轻的Leda，对中年Leda作为一个“不完整的母亲”的来龙去脉的交代，导演用前半个小时便充分展现。

残酷的是，导演很直接的将这部分里面的中年Leda和年轻时的Leda做了对比，48岁的中年Leda有社会地位（哈佛大学的教授）、有不错的收入（从美国波士顿飞到希腊旅游），但她已经没有年轻时的美貌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她缺失了一个身份，一个作为“母亲”的身份。

而这一身份，恰好是她年轻的时候曾经拥有过的——但被她丢弃了。

奥利维娅·科尔曼 饰演的 中年Leda3、“丢失的” 女儿们埃莱娜·费兰特的原著名为《The Lost Daughter》，电影沿用了这一书名，豆瓣将其翻译为了《暗处的女儿》，但无论怎样翻译，都离不开观众一个反问：女儿呢，她们去哪了？

影片前半段，中年Leda口述了自己有俩女儿，分别是25岁的Bianca和23岁的Martha，但当孕妇追问她们在哪时，Leda用一个尴尬的微笑回避了这个问题。

这份难言之隐在外人看来可能是孩子们长大后出去工作联络少了居无定所之类的，但只有Leda知道这类问题对自己而言那就是在扎心。

于是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也是影片后半段贯穿于终的线索——Elena的玩偶丢了。

当然这不是恐怖片，导演也不会让剧情发展成《安娜贝儿》。

丢失的玩偶很快就出现了，就在Leda的包里，她坐进车里发现玩偶在自己包里的眼神跟观众的眼神一样是惊讶和意外的——这说明她是在慌乱中把玩偶塞进了自己的包里，那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她怎么不赶紧给人家还回去啊？

导演在这里有意和观众“做对”——因为这个玩偶对Leda而言太重要了。

Leda小时候的玩偶名叫“Mina”，而当年轻的Leda把这个玩偶交给自己的女儿Bianca后，却因孩子在玩偶上面乱画而迁怒，随将玩偶扔出窗外，并摔了个稀碎。

所以当中年Leda第一次在沙滩上听到Nina这个名字时，她便将这个名字顺手记在了自己的本子上，由此导演也给之前Leda的“反常行为”做了第一次注解。

一个无意识的行为令Leda意外得到了Elena的玩偶，于是她将这个玩偶视为了自己的“Mina”。

所以她开心的招呼来海滨小屋暑期打工的小哥哥Will一起晚餐，并在席间向对方讲述了自己的两个女儿，她一改之前面对孕妇时讳莫如深的态度，宛如两个女儿和自己关系很正常的样子给Will讲的十分动情。

而后的剧情中更是处处表现她对这个玩偶的爱恋与不舍。

她抱着玩偶一起睡觉，她去儿童店给玩偶买新衣服鞋子，即便是因被海水泡过而从玩偶嘴里冒出的蛆，也被她清理掉了——这跟影片开头她看到落在枕头上的飞虫而害怕的行为可是截然不同的。

当然也有因看到寻物启事后想要把玩偶还回去的纠结。

但却又因偶遇Nina和Will搞婚外情，继而联想起年轻时自己出轨的行为而作罢。

还有在儿童店遇到Nina和孕妇后，同样因联想起年轻时自己对待两个女儿的种种行为，而一度崩溃。

影片整个后半部分，除了回忆的穿插，几乎都着墨于Leda的不安与恐惧、纠结与崩溃。

当她终于想做一个称职的母亲，去好好照顾自己的女儿们，陪伴她们一起长大时，她已经没了机会，她看到Nina就像看到年轻时的自己，她想更多的劝导Nina但她又无法这样做，因为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人生和活法的权利，她无疑是影片里最尊重这一点的女性了。

所以她只能将Elena的玩偶据为己有并拒绝归还，以求得部分独处时刻的心灵慰藉。

当然也因为她和Nina袒露心扉，从而将压抑多年的情绪释放出来了一些，但也因此差点殒命。

在某个时刻，Leda可能觉得Nina能够觉醒，同时也希望Nina永远不要觉醒，她面对自己和面对Nina时的心态是一样纠结和不确定的。

然而，人生总是无法兼顾所有，Leda的痛苦和无助，正是普世间大部分女性曾面临过、正在面临、或将来终会面临的。

所以回到片名：The Lost Daughter，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丢失的” 女儿们，或者“被母亲遗弃”的女儿们，因为无论Bianca、Martha现在实际过得怎么样，我们都无法否认，在Leda的认知中，她就是将自己的女儿们弄丢了。

否则，她根本不会那么痛苦。

奥利维娅·科尔曼的演技时刻4、和解其实，我更相信，真实的故事在上一段结尾就应该结束了。

但影片还是给观众留了个更温和的结局————Martha：“妈妈？

我给你发了很多短信，我以为你死了！

”Leda：“死了？

不！

我还活着～”文 / Done_ 禁止转载。

该片OST很赞，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一直单曲循环着这首歌曲👇Leda(from"TheLostDaughter"soundtrack)专辑：The Lost Daughter (Soundtrack from the Netflix Film) 歌手：Dickon Hinchliffe 作曲 : Dickon Hinchliffe

在刚刚过去的第78届威尼斯电影节上，主竞赛单元就有三部与“母亲”有关的电影：佩德罗·阿莫多瓦（Pedro Almodóvar）的《平行母亲》（Madres paralelas），把抱错孩子又相恋这样一个听起来有点狗血的故事融入到生命的传承和历史伤痛中；奥黛丽·迪万（Audrey Diwan）的《正发生》（L'Événement）带着强烈的痛感展示了一个60年代的残酷堕胎故事，最终斩获金狮奖；相比之下，玛吉·吉伦哈尔（Maggie Gyllenhaal）的《失去的女儿》（The Lost Daughter）则显得有点普通，影片讲述了一个非典型妈妈的故事，曾经她和丈夫离婚，三年不见女儿，如今功成名就，也孑然一身。

一直以来，影像中的母亲都被看作是社会征候的显影，因此最被关注的也是其作为社会形象的价值和意义。

但即使只作为符号，“母亲”也不该像唐三藏一样被圈禁在指定范围里。

成为母亲，首先意味着具体的身份冲突，同时，母亲将要遭遇的困境也隐含了结构性的社会观念冲突。

因此，矛盾冲突而不是整合统一，或许才是理解母亲的关键。

这也是近年来母亲题材内转的方向：做母亲还是不做母亲，这可以是个问题。

《失去的女儿》改编自埃琳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的同名小说，尽管对熟悉费兰特作品的观众而言，这样的主题并不让人意外，但吉伦哈尔的改编和执导还是让这个故事更有挑战性，也更出彩。

凭借这部相当优秀的作品，吉伦哈尔收获了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剧本奖，第87届纽约影评人协会奖最佳首作奖，并提名第79届金球奖电影类最佳导演。

主演奥利维娅·科尔曼（Olivia Colman）也在《宠儿》（The Favourite）之后再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但对观众来说，观看这样的非典型故事却又是个挑战。

该片的豆瓣评分为7.5（11348人评分），IMDB评分则仅有6.7（52771人评分），更有趣的是烂番茄网（Rotten Tomatoes）的反馈，专业影评人给出的番茄指数高达94%，而观众给出的爆米花指数则只有48%[1]。

也就是说，当我们说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时，主要指的是影评人的标准，对观众而言，这完全不是一部好看的爆米花电影。

在这部影片中，母亲既不是我们熟悉的政治隐喻（伟大的祖国母亲），也不是很好理解的社会身份（为家庭牺牲奉献的母亲），而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症状——作为母亲的莱达竟然完全不像母亲。

一大学教授莱达拖着一大箱子书独自前往海滩度假，不喜交际的她享受着这种离群索居的悠闲生活。

可突然到来的大家族却打破了这种宁静，为了聚会他们打算重新规划海滩。

莱达拒绝配合换位置，与之产生摩擦，同时却又被大家庭里的年轻妈妈吸引，妮娜母女总让她想起过去。

故事到这里再起波折，妮娜的女儿埃琳娜走丢，莱达帮忙找回孩子，却又顺手拿走了她的玩偶，失去玩偶的小女孩日夜哭闹。

莱达明知妮娜一家被丢失的玩偶搞得焦头烂额，却始终没有归还。

当她终于把修整之后焕然一新的玩偶还给妮娜时，妮娜怒不可遏，用莱达送的帽针捅了她。

莱达连夜驾车离开，影片的结尾又回到了片头，身着白衣的莱达倒在海滩上。

次日清晨，她醒来，在海边一边削橘子一边给女儿打电话。

似真似幻中，影片结束。

影片中，莱达的举动常常让人感到费解，当这些举动和母亲的身份叠加在一起时，就更显奇怪。

假如换成其他人，把玩偶藏起来不过就是让人讨厌的恶作剧而已，但一个母亲这么做，就让观众觉得难以解释——她为什么这么做，她是不是不正常？

产生这种疑问当然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在此之前，我们所面对的影像中的母亲形象总是处于一种清晰的叙事逻辑中。

弗谢沃罗德·普多夫金（Vsevolod Pudovkin）的《母亲》（1926）改编自高尔基同名小说。

影片塑造了一个经典的母亲形象，她在苦难中从无知走向革命，用爱和信念接过儿子的旗帜。

这种觉醒也成为20世纪女性启蒙的经典模式，在伤痛中成为革命者。

如果说革命的母亲具有时代限定性，那么我们更熟悉的还是传统的地母形象，大地母亲既是最为古老的女性原型形象之一，也是民间观念对母亲角色的全部期待，她要承受一切，包容一切，让自己成为孕育家庭的养分。

国产影视剧中最有观众缘的母亲通常都是这样的形象。

与无限包容相对的，是《告白》（2010）和《金福南杀人事件始末》（2010）中忍无可忍绝地反击的“复仇的母亲”，如果法律不能保护自己和孩子，那就亲自来制定惩罚规则。

当一个母亲决定惩罚凶手，她将比凶手更残酷。

从这个意义上说，“复仇的母亲”是以另一种牺牲表明了残忍与伟大乃是一体两面。

相比之下，近年国产影视剧中的“剥削的母亲”则彻底宣告了母亲形象的坍塌。

如果说电视剧中的妈妈主要是物质剥削——《欢乐颂》（2016）中的樊胜美妈妈，《都挺好》（2019）里的苏明玉妈妈，《安家》（2020）中的房似锦妈妈——让女儿为家庭造血，越优秀越值得压榨；那么电影中的妈妈则更多体现了情感剥削——《柔情史》（2018）、《再见 南屏晚钟》（2019）、《送我上青云》（2019）、《春潮》（2019）等影片中的妈妈——她们不仅不能再给予家庭力量，反而成了情感包袱和控诉对象。

提出两条粗疏的线索并不是为了论证母亲形象如何具体变化——在这里也不去探讨变化背后的征候性，比如残酷母亲的形象目前主要集中在东亚影像中——而是想通过变化来指认形象的结构性：无论如何变化，母亲都始终处于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结构中。

也正是这种结构性，让我们得以准确地理解银幕上的母亲，无论她处在哪一个位面，至少都表明了一点，一个母亲不会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该干什么，而观众也总是通过干了什么来审视她们。

不同的是，莱达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正如费兰特在小说中写到的，“最难谈论的事情是我们自己也无法理解的事情”[2]。

神秘作家费兰特享誉全球的知名度来自于《那不勒斯四部曲》，HBO将其翻拍成了爆红电视剧《我的天才女友》（L'amica geniale）。

与女儿们大受欢迎的成长不同，妈妈们的内心世界却很少被关注，也因此，难以被纳入类型化的影像表达中。

在《失去的女儿》之前，费兰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讨厌的爱》（L'amore molesto）也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

在费兰特的笔下，塑造母女关系的其实不是彼此，而是强大但却隐身的历史和暴力，在失去母亲之后，女儿才终于明白了这一点。

费兰特想要表现的正是这种对母亲的无视，正如她所喜欢的作家艾尔莎·莫兰黛(Elsa Morante)所做的：“没有任何人，包括母亲的裁缝会想到，母亲会有一具女性的身体……（以男性第一人称写作）这种伪装的目的就是通过文学，实现母亲的裁缝无法完成的工作：把母亲的形象（死去的母亲、农奇亚蒂娜、同性恋父亲）从包裹里拯救出来……让母亲本来的身材显露出来，讲述女性体验中没有讲述过的东西”[3]。

把母亲还给自己，这大概是玛吉选择费兰特作品的真正原因。

但电影与小说又截然不同。

小说的第一人称视角能让读者迅速了解人物内心，但对电影而言，除非借助旁白，否则无法直接转译。

电影更常采用的办法是通过叙事突显因果，通过逻辑理解人物。

正因为如此，吉伦哈尔的改编才显得大胆，如果按照时间顺序完整讲述莱达的经历，那么这个人物形象将更清晰，当下的故事或许也会更有张力，但是玛吉没有这么做，她把莱达的故事仅仅限定在海边度假。

两个小时用来讲述一个人的一生或许太短，但用来讲述一种体验却足够长，在理查德·布罗迪看来，正是这种大刀阔斧的削减让《失去的女儿》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元电影”：把女性的生命体验还原到微妙的细节和深刻的经历中。

这恰恰是当下电影所缺乏的。

[4]虽然都改编自费兰特的小说，但《失去的女儿》和忠实原著的《讨厌的爱》完全不同。

这种不同不在于取舍了多少，而是取舍本身就是一种重塑。

因为无法把莱达放入既有的形象谱系中，所以我们反复追问，为什么她要把玩偶藏起来，她到底爱不爱自己的女儿？

顺着这样的疑问，叙事的合理性被放到了第一位：莱达可以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观众却必须知道答案，否则这就是一个失败的故事。

但影片从未解释莱达的行为，这种不解释与其说呼应了费兰特所说的“自己也无法理解”，倒不如说是一种更彻底的回答：把母亲从叙事中拯救出来，面对她的症状。

因此，读解（read）莱达的症状而不是解释（explain）她的行为，就成了观看这部影片的关键。

二要解释莱达的行为，就得把她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再从这个位置出发追问是什么塑造了形象，是什么促使她这样做。

于是，影片中的回忆就成了唯一的线索，我们从中寻找因果关系。

长期以来我们都凭借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解读人物，但这一方式在这里却恰恰构成了障眼法，因为母亲的全部秘密并不在于形象背后有什么，而在于形象本身是什么。

如果说只有当一个母亲服从于母亲叙事，她才能被我们理解，那么莱达真正让我们迷惑的恰恰不是她做了什么，而是她没做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对母亲的解释其实都是误读，因为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背后真正有什么。

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正是为了给母亲带上一张合适的面具，面具能帮我们回避来自母亲的真实面庞——危险的无意识。

钟孟宏的新作《瀑布》（2021）也讲述了一个让人压抑的母亲故事。

正是这样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一旦母亲失去面具，生活将变得如何不可理解，如何恐怖。

疫情之下，女儿和妈妈轮流成为病人，只不过女儿被隔离的是身体，妈妈被隔离的是精神。

自从患上思觉失调症，妈妈就成了家庭的恐怖之源，幻想和现实的界限变得模糊。

“瀑布”既是妈妈思觉失调发作时脑中出现的声音，也象征着母女关系的张力和涌动。

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母女争吵场景里，灯下的女儿和暗处的妈妈形成鲜明对比，一如失衡的母女关系，摘下面具女儿可以释放，妈妈则只能崩溃。

妈妈生病之后，母女关系重新流动，女儿开始成长为“母亲”。

女儿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通过精神病的症状来重新理解妈妈，就像我们也从来没想过，恰恰是变化莫测的无意识而不是精心编码的意识，才是理解母亲的关键。

来自母亲的无意识之所以危险，就在于它的不合情理和不可预测，面对偶然泄露的伪装，斜目而视或许能发现端倪，一旦主动捕捉，反而成了对母亲形象的再次框定。

2021年春节档，贾玲带来了她追忆母亲的导演首作《你好，李焕英》，这个感人的故事最终收获了54亿票房，让贾玲出道即巅峰，成为全球单片票房最高女导演。

在母亲李焕英发生意外的弥留之际，女儿贾晓玲穿越回了母亲的青春时代，她决定帮李焕英改变命运。

几经波折命运依旧，在离开之际她才意识到，不是她在帮助李焕英，而是李焕英一直在成全她的帮助。

对于重视家庭伦理且崇尚地母精神的中国观众而言，李焕英对女儿的爱与包容让人很难不动情。

但问题也正在这里，看起来影片最动人的就是李焕英对贾晓玲知情不报的“再次付出”，但真正的重点却在“知情不报”，对于女儿而言，母亲的付出只能是也必须是无言的。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完全按照女儿的意愿重新讲述的母亲故事，也是一个排除了母亲的母亲故事。

在这里，想象母亲如何伟大透露的恰恰是女儿的无意识，妈妈请你像从前一样，再为我牺牲一次吧。

与李焕英迥然不同的是，在《失去的女儿》中，莱达是一个没有女儿的母亲，女儿只在她的回忆里、描述里和手机里。

有意思的地方正在这里，没有母亲的母亲故事激发了广泛的共情，每个人都可以在影片中找到打动自己的细节，没有女儿的母亲故事却疑点重重，面对莱达这样一个不可靠叙述者，观众更想做的还是破案：面具为什么不见了？

这种对比恰恰说明了母亲的处境，与其说母亲总是处于某种关系中，不如更准确地说，母亲总是对象性的，服从母亲叙事就是成为欲望对象，只有成为欲望对象，才能召唤属于自己的孩子。

如此一来，还有归还母亲主体性的可能性吗？

这或许是吉伦哈尔和莱达共同的疑问。

这也是莱达症状的真正由来，为了拒绝成为欲望对象的母亲，宁愿释放“本它”[5]，让面具背后的另一个我显影。

到这里，我们虽然理解了莱达的不同，但偷拿玩偶的一系列行为仍然有待进一步解读。

影片中给埃琳娜带来陪伴和安全感的玩偶，一旦到了莱达手里，就成了诡异之物（the uncanny）。

无论是从玩偶中爬出的虫子、流出的黑水，还是莱达对待玩偶的方式——她不过是像埃琳娜一样，让玩偶成为了自己的陪伴物——都让人察觉到一种诡异的氛围。

但显然，诡异的并不是玩偶本身。

玩偶之所以能触发诡异，是因为它暴露了莱达的被压抑的爱正在以这种诡异的方式向她回归。

这也是诡异物的真正含义，它原本不过是普通之物，只因为承担了无意识的伪装才压抑变形，显得诡异。

相比藏玩偶，更值得琢磨的是反复藏玩偶，即使被管理员看见了，莱达也没有第一时间归还，归还玩偶的那一刻总是被延迟。

也因此，我们需要为莱达的症状重新正名，她并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是始终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也就是说，掩藏玩偶的强迫性重复（compulsive repetition）才是莱达真正的症状。

通过回忆我们得知，莱达曾经把自己儿时心爱的玩偶作为礼物送给大女儿，但大女儿却因为得不到关注，就把玩偶看作母亲的替身加以报复，用彩笔画得乱七八糟。

暴怒的莱达为了惩罚女儿把玩偶扔出窗外，玩偶碎了一地。

如果把从海滩带回的玩偶看作是被摔碎玩偶的替身，那么清洗的确是一种象征性修复，我们猜测莱达也许希望再次回到那个现场。

但更重要的是，清洗并不是终点，在妮娜一家到处找娃娃，家族众人对她充满敌视的情况下，莱达还是冒险去店里买了物料，给娃娃换上了新的衣服。

焕然一新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把玩偶还给自己，而不是女儿。

只有以莱达为目的，我们才能重新审视带走玩偶的真正意义。

带走玩偶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召回新手妈妈的焦虑，这才是莱达想回到的现场。

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反复回到创伤场景虽然不合情理，但仍然是符合快乐原则的，只不过是另一种变体：通过不断重返，主体把被动创伤变为主动体验，从不可控变为可控，从不愉快变为愉快。

也就是说，莱达想要回到现场的原因，也许和我们预想的正相反，要修复和控制的不是女儿的创伤，而是作为母亲的自己。

失去的女儿到底是谁，是影片留给我们的最后疑问。

很多分析认为这是一个多重关系的指代，在每一对母女关系中都有一个失去的女儿，对茫然的莱达而言，这个女儿其实是她自己。

这么说当然没错，只是或许仍然难以抵达没有面具的真相。

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失去的女儿”并没有任何隐喻，在摔碎玩偶的那一刻莱达和女儿都遭遇了情感危机，那一刻她的确失去了女儿——失去了对女儿的控制，也失去了对女儿的依恋——这让她感到十分遗憾。

但更遗憾的是，她并不后悔。

莱达既没有后悔成为母亲，也没有后悔在那一刻离开女儿，这才是故事的残酷真相。

这也是我没有沿用豆瓣译名《暗处的女儿》的原因，让母亲离开隐喻，或许能看到更多。

莱达和妮娜之间的互相吸引在影片中也耐人寻味，如果我们把莱达对妮娜的关注看作是母亲之爱的移情，那么妮娜对莱达的诉求仍然是欲望对象的投射，因此这种召唤注定失败。

归还玩偶的惨烈场景也向我们说明，摔碎的玩偶已不可能再还给女儿，只能还给自己。

但问题也在这里，一个离开女儿的母亲，在我们原谅她之前，她可以自己原谅自己吗？

这或许是《失去的女儿》留给观众的真正难题。

此时此刻回头再看莱达，或许我们可以赞同齐泽克，“享受你的症状吧！

”（Enjoy your symptom！

）。

本文已发表于《戏剧影视评论》2022年第3期注释：[1] 数据查询时间为2022年4月2日。

[2] Elena Ferrante, The Lost Daughter. New York: Europa Editions, 2008. Translation by Ann Goldstein.[3] [意]埃莱娜·费兰特：《碎片》，陈莹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8页，第44页。

引用版本来自得到电子书。

[4] Richard Brody, Maggie Gyllenhaal’s “The Lost Daughter” Is Sluggish, Spotty, and a Major Achievement, https://www.newyorker.com/culture/the-front-row/maggie-gyllenhaals-the-lost-daughter-is-sluggish-spotty-and-a-major-achievement, 2022-1-3.[5] 弗洛伊德的著作The Ego and the Id通常被翻译为《自我与本我》，但近年来已有译者提出译作“本它”更接近id的德语原文Es，也更能突显自我对本它的“入侵”。

参见《死亡是生命的目的：弗洛伊德导读》，唐健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82页。

I like that Elena would separate this thesis from My brilliant girlfriend. When I read Girlfriend this part was always confusing me I can’t say it’s a simple neglecting of mother’s duty. Apparently there lies a lot of broken emotions and I’m so glad we can talk all about it in this film. I love this topic because I feel like I was trying to fix my memory from my mom through discussing what a mother is. It’s just I step outside observe everything between these two woman and finally generaliz an ending to give back to me, make me feel safe. mother doesn’t have to be mother it’s a trap for young women. I always said I wish I never was born from her when I fighted with my mother when I was young. but the following sentence is in that case you could be more happy and beautiful than now. till today I realize I found the biggest scam in patriarchal society at that very young age- woman can be not having kids. Elena is so sad that she even wrote a whole book to talk about this. you can feel how she wants her daughters would read this and not blaming her. it’s pathetic for me that’s the most hard part to accept. women’s introspection. after growing up, I think I gradually digest this bond by realizing it’s not my mother’s issue it’s from her mother from previous generations and I can’t take care of that so only thing I can do it to let it go. that’s the thing I want to know more from Elena - how do you feel about your mother. what if you’re just a daughter. Elena is kind of iconic right now there’s always a clue and patterns in her story. that’s not bad every great artist did that.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why we can’t bring this on table in china. Chinese women don’t have the outcome in their whole life their beautiful thoughts should and worth being recorded. the value is unlimited

一、静谧的、克制的叙事《暗处的女儿》并非借助话语体系来严肃地探讨母职的意义或公然地提出抗议、进行反叛，而是平静地将处在不同年龄阶段的母亲的生存状态呈现在观众面前。

影片中，现实与回忆两条时间线交替进行叙事：·蓝色调，明亮日光与昏暗暮色交替的现实

·棕色调，幸福与抑郁交错的回忆

触发回忆的契机是海滩上的一对年轻母女，Nina和Elena。

从暗中观望到因一契机与之相识，Leda越来越近距离地观察到她们的生活，也越来越频繁地回忆起自己和Nina一般大时的种种相似处境。

影片中有大量充满隐喻意味的镜头：枕头上濒死的蝉，从底部腐烂的果盘，被松果突袭留下的伤口……这都是对于Leda看似平静而充实的生活实则暗藏痛楚与荒谬的一种影射。

除此之外，大量的特写和晃动的镜头，放大了人物动荡不安内心的各种情绪。

二、被诅咒的母亲影片中有三位母亲角色：有两个成年女儿的Leda，有一个小女儿的Nina，腹中怀有一女的Callie。

当Nina丢失的女儿Elena被找回时，三人在海滩上交谈，背景音是Elena持续的哭闹声，暗示着三位女人各自的、源自母亲身份的艰难处境。

1.流失的掌控感影片中，年轻的Leda几乎始终呈现出与传统的母亲角色相悖的形象：应对孩子的纠缠时筋疲力竭、无所适从，甚至情绪失控；竭力想要远离孩子，抓住独处的机会；离开家时欣喜溢于言表；出轨时无所顾忌，把孩子抛到脑后……比起母亲，她在两个女儿面前更像是一个年长的孩子。

当Nina问她，离开孩子的感觉怎样，她回答：“It felt amazing”。

观众足以感受到两个年幼的孩子给这位渴望事业、追求自由的女人带来的沉重压力。

Nina与年轻时的Leda极其相似，被迫寸步不离地照顾女儿让她几欲崩溃，终日沉浸在抑郁的状态中无法自拔。

母职所占用的大量时间、消耗的大量情感与精力，使得Leda和Nina对于自己的生活失去了掌控。

而短暂的出轨，或许正是她们通过满足自身的欲望来寻回掌控感的一种方式。

2.家庭的枷锁不堪重负的Leda选择了离家出走，三年后才回到女儿们身边。

Nina问Leda，既然离开孩子的感觉那么好，为什么又要回去，Leda说：“I’m their mother. I went back ’cause I missed them. I’m a very selfish person.”她把回归家庭的原因归结为自己的“自私”，然而这种自私实际上来源于她对于女儿本能的难以割舍。

血浓于水的连结，使得对于女儿的挂念成为了融入骨血的情感反应，内疚与悔恨的情绪滋长蔓延，促使着她回到孩子身边。

当人们构筑母性神话之时，母性却从另一个角度成为了降临在女人身上的一种“诅咒”。

波伏娃认为母性是将女人变成奴隶的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憎恶孩子剥夺自己的自主性的Leda，也因伴随着生育而来的母性，变成了无法逃离家庭的奴隶。

在片中镜头较少的Callie与Leda交谈时提到“My sister-in-law had hers right away. Took me eight years”，言语中透露出对于Nina的艳羡和无奈。

八年时间终于迎来一个孩子，背后隐藏的家庭对于母性的殷切期望不言自明。

三、“The lost daughter”&the doll展示母亲这一角色的生存状态在我看来不是这部影片唯一的“目的”，影片的名字“the lost daughter”正暗示着这一点。

它可以有多重解读：·走失的女儿——同样在海滩走丢的Bianca和Elena·失落的女儿——失落了女儿身份的Leda（和Nina）影片之所以聚焦母女关系，或许正是为了更好地描摹女人的双重身份：母亲和女儿。

在作为母亲的同时，Leda和Nina也是母亲的女儿；在作为女儿的同时，Bianca，Martha和Elena也注定会成为母亲。

洋娃娃在本片中起到了重要的象征作用。

影片中有一段对话让我印象深刻。

Leda将自己小时候的洋娃娃Mina送给女儿Bianca（或者说是托付给她照顾），却发现Bianca在娃娃身上随意涂鸦，她于是生气了。

“This is my doll. You can't treat her like shit.”“No. She’s mine.”“Yeah, well, she’s ruined.”接着Leda亲手把娃娃扔到楼下摔得粉碎。

粉身碎骨的娃娃这一段颇有些意味深长。

娃娃作为Leda童年的玩伴，在被女儿占有并“破坏之后”落得了粉身碎骨的结局。

这似乎隐喻着成为母亲后要被女儿剥夺一部分的自我，变得不再完整、独立。

换言之，成为母亲意味着要献祭自己曾享受的童年——献，即为子女提供童年，祭，则意味着永恒地结束自己的童年。

洋娃娃的坠落，象征着Leda女儿身份的失落和童年的终结。

洋娃娃同时也暗示着女性注定既是女儿又是母亲的命运。

当Leda发现属于Elena的娃娃躺在自己的包里时，她愣住了。

导演在银幕上隐藏起了之前Leda下意识地拿走娃娃的动作，因此这一画面显得特别荒诞而引人追问——她为什么拿走了这个娃娃？

在我看来，除了对于自己童年的怀旧与回望之外，她潜意识中也把洋娃娃当成了自己曾经抛弃的女儿。

Leda后续的一系列照顾娃娃、把娃娃扔进垃圾桶的割裂的行为，就像是对于年轻时的自我的修正与重演——一方面，她渴望弥补，渴望做一个称职的母亲；另一方面，她的焦虑、恐惧与自我怀疑依然埋伏在体内。

除此之外，洋娃娃也是片中小女孩们的玩具。

女儿年纪尚小时，就要扮演起母亲的角色，把洋娃娃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照顾。

而片中的女儿们却展示出了怪异而叛逆的一面——Bianca在娃娃身上涂鸦，Elena会啃娃娃的脸。

这或许也是对一种埋藏在母亲身份中的焦虑与痛楚的映射。

四、母女的决裂片中Leda和Nina的关系颇值得探究。

Leda第一次和Nina搭话时展现出了一个成熟母亲的姿态，她安抚女儿走丢的Nina，并以极高的效率找回了Elena。

因此Nina看Leda的眼神里有一种隐约的向往和仰慕，之后，她也道出了“I wanna be like that lady”的想法。

有意思的是，当Leda讲起自己童年时的洋娃娃时，Nina误把娃娃的名字Mina听成了Nina。

我想这样的特意安排，正暗示着Leda和Nina同为母亲、又因年龄和生长时代的不同而形成的母亲与女儿的关系。

而她们的最后一场交谈，则象征着母女的决裂。

Nina来Leda的住处找她，向她倾吐自己的痛苦，并期望这个她眼中的过来人能够给予她安慰与信心。

而Leda也充满善意地关怀着她。

然而Leda最终道出了娃娃失踪的实情，并坦承“I’m an unnatural mother”。

她本可以交还娃娃而对自己的“失常”行为闭口不言，但她却主动说出了口。

我想，她或许也在隐隐期待自己的这种“不正常”被另一位母亲接纳——也被自己的女儿接纳与原谅。

然而Nina却由震惊到愤怒，对Leda破口大骂。

走之前，她把Leda曾经温柔地给她戴上的帽针刺向了Leda的腹部。

这个年轻的迷惘者与那中年的“失败者”有着几乎一模一样的痛楚，最终却因为理解的缺失而“关系破裂”。

结尾处，Leda在受伤的肚脐附近摸到了一手血，脑海中浮现出和女儿们有关肚脐眼的回忆。

脐带是母女之间的连结，而斩断连结是一种赤裸裸的背叛。

除了在电话另一端，Leda的两个女儿的身影从未在片中出现，Nina的背叛是否暗示着Leda自始至终都没有与女儿达成和解呢？

写于2022.3.24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