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玄武

在过于早的年纪进入婚育，堪称骗局。

婚姻和生育是一艘跨洋航船，在还不知道婚姻和子女意味着什么代价的年纪，她们一脚踏上甲板，从此举目四望都是海洋：要做贤妻安慰不举的丈夫，要做良母照看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尖叫的孩子，说好的家庭分工也可以随时推翻，如果你不来，我就无法handle，那就让孩子们下地狱吧。

更绝望的是雌性的生育天性似乎让她永远无法卸掉对子女的爱与责任，好像软弱是女人生来的罪过，全世界都可以欺负你、对你予取予夺。

相似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发生。

一个孤立无援的女人无法同时扮演妻子、母亲和自己。

在很年轻的时候，她们不知道这件事的困难；在进入婚育阶段后，又无法轻易抛弃其中任何一个角色；若针对其一进行摸鱼式上钟，或许能将这种稳定状态维持得略久一点。

丽塔和妮娜是不同年代下的双生子，前者作为妻子、母亲的苦痛在后者身上一模一样重演：在过早的年纪结婚并生子（丽塔十八岁生育，妮娜结婚后马上就生了孩子），丈夫四处游走、不承担任何家庭角色，孩子处在最无知而喧闹的年纪，并不明白自己正在无限度地消耗母亲的生命力。

出轨是生活中唯一一个能喘息的窗口，如逆水之人面对浮木，并非她们选择如此，而是她们别无选择。

要想幸存，要么忘掉自己，要么背叛自己。

丽塔比妮娜更勇敢、自我，但依然难免被这种背叛带来的负罪感压垮。

“女儿们不在身边是什么感觉？

”“感觉很棒。

我尽量忍着不崩溃，可最后还是崩溃了。

”“这种感觉会过去吗？

”年轻的母亲终于痛哭出来，“我感觉好像是会过去的。

如果感觉amazing，你为什么还回到女儿身边？

”如果是爽文，就可以写丽塔离开家庭后登上比较文学巅峰，每年有两个月悠闲假期来意大利度假看海晒太阳，年近半百还有一把子追求者，上至看门老头下至年轻活力pool boy，都排着队调情上床。

但真实的人类、真实的女性、真实的母亲和妻子，不是这样的。

拥有完整自我的成本太过于巨大，抛夫弃子还不够，还要苦痛挣扎数十年直至自我救赎，所以时隔二十年，丽塔还在偷小孩的洋娃娃，并频频从女儿失踪的噩梦中惊醒。

看到这里，很难不被这种针对自我的高标准严要求感到震撼，但想到祖祖辈辈的母亲们包括我自己，又非常离奇地完全可以共情了。

《Lost Daughter》是一部一个人安安静静看的电影，手持镜头大量人物特写拍摄，跟着镜头一起进入主人公的思绪。

类似大量主人公意识流小说改编的电影还有《Call me by your name》，在适合大众观看的处理上，CMBYN更友好，不过也折损了主人公细腻的思绪。

《Lost Daughter》里主人公的生活如度假的海滨小城一样光鲜。

“居住在剑桥，Leda，大学教授”昭示社会上流的身份。

就是40岁独自旅行的中年女人，如同被大家族打扰的沙滩时光、年轻人恐吓及从天而降的松果一样突兀。

无理由偷偷藏起的娃娃及略显“变态”“神经质”的处理，也看出女人内心d无处安放的波澜。

困扰折磨是什么呢？

按照原著里的表达，年轻的时候因为事业离开了女儿三年，即便功成名就，后来回到了女儿们身边，也难以消解当时的遗憾。

——这是一个母亲内心的自我检讨，没有设置外部的批判与压力。

电影在Bianka与Martha的处理上更加暧昧隐晦，我们知道的事情只有Bianka 26岁，丰满，招男孩子喜欢；Martha 23岁，对自己的胸部感到自卑。

鉴于Leda在娃娃店惊慌失措的表现，观众甚至有理由质疑：除了年龄之外，Bianka,Martha的其他信息是否是真实的？

这位母亲是否真的回到了女儿身边。

个人理解电影这样的处理增加了可看性与剧情的悬疑效果，吸引观众跟着镜头继续去搞明白主人公的人生里发生了什么——毕竟谁要看一个抛弃小孩、出轨中年女人的海边度假忏悔录呢？

但原著的设定或许更能凸显出主题——即便一个女人功成名就，多年以后已经与小孩和解过着幸福的生活，仍然会因为追求自己的人生而离开了女儿3年而感到忏悔，仍然会因为女儿小时候粗暴扔掉了女儿的娃娃而内心不安，哪怕也许那个时候她自己也还年轻。

刻在骨子里的“母职惩罚”做母亲就像开了一家无限责任公司。

首先要保障小孩长大，然后是健康成长，要求再高一些德智体美劳，不要做一个坏人；然后是上名校，在社会的高起点。

如果小孩还有残疾，那么可能剩下的人生，都是为了小孩而活着了。

在电影里，远足的父亲可以把三个小孩留在家里自己潇洒毫无愧疚。

在现实生活中，甚至会有把小孩从楼上扔下的父亲。

父亲在小孩成长中缺失的案例不胜枚举，甚至可以说，一直存在在小孩成长中的父亲，甚至能够成为社会的一种标志物。

反过来对母亲的要求上，如刘学州母亲的抛弃行为几乎是道德底线，更普遍的是，让每个女性必须学会“家庭与工作”的平衡。

近年来的实践可以看出，“母职”事实上是一个与主流职业、职场并不兼容的职位。

在家庭内部，不管是谁（大多数情况为女性），选择“母职”就意味着放弃了主流叙事下的个人成长、事业之类的人生命题。

谁从事“母职”谁牺牲。

日本是最早推出男性育儿假的国家之一，但日本公会的调查显示，尽管超过半数的男性愿意休育儿假，男性育儿假的休假率仅为13.4%。

原因不仅有收入减少、职位被顶替的担忧，也担心难以重新适应工作环境，被公司冷处理。

写到这里，我真的会很感激我母亲的勇敢，当年愿意把我生下来。

换做是我，到今天也没有勇气说能有勇气担起这么大的责任。

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责任不仅是社会与家庭因素的影响，更多的是自己加在自己头上的紧箍咒。

即便今天我健康成长到了30岁，不错的学校毕业，工作稳定，不是一个坏人。

我的母亲也依然会因为没能给我买房、小时候没有特别陪我而愧疚。

在电影中，让Leda久久难忘的是对Bianka的愧疚，由于是从Leda的角度出发，回忆中我们看到的Bianka的画面也是最多的。

这种外部要求与母性本能的双重责任交加，共同构成了女性头上的责任与压力。

也给母亲构成了实际上的“二选一”难题。

在过往的叙事与故事中，我们总能看到勇敢承担养育责任、忍辱负重的母亲，并给予艺术化的拔高表达。

而如果有人选择了另一条路，其实也无可厚非。

但从实际情况下，选择走了另一条路的人，也难以逃脱Leda的命运。

不仅是选择“不走寻常路”的母亲，整个社会的主旋律叙事下，违背主流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承担同样的压力，并把压力转化为对自我的折磨。

近一点的刘学州，LGBTQ人群，抑郁症患者，又有哪一个不是这样呢？

被遗弃的那个“我”人在每个阶段多少都会想过一个问题：如果我当时选择了另外一条路，现在过的是怎样的人生？

课本里弗罗斯特的作品《未选择的路》就有过这个沉思。

诗人的答案大抵是对自己人生满意的，“而我选了人迹更少的一条，因此走出了这迥异的旅途。

”正如Leda不会知道如果当年没有离开女儿们，如今的她在哪是什么样子；你我也不会知道，在人生的一些岔路口，如果走了另一条路，是会更开心，还是更沮丧。

还有一种说法是，人的一生，看似有很多选择，但其实最终选择的结果就是注定的。

Leda不走寻常路的迹象在电影缓慢的叙述中一一铺陈，孩子哭闹时坚持做自己的翻译，zw，背自己的单词。

到最后丈夫不举后出轨。

即便丈夫没有这一遭，整体是个合格的老公，以Leda的个性来说，也不会有太大的意外。

只不过这样处理，电影就少了戏剧性。

不过不管是如何做的选择，选择的同时，也意味着放下了其他的可能性。

这些可能性相加，就叫做选择的代价。

人很少去算选择的代价，过于沉重，不敢细算。

电影中，Leda放不下的是“失去的那三年”；对应到观影人的经历中，又有多少是放得下的，多少是放不下的？

世界的残酷在于，放下是需要机缘的。

最近热播的《开端》里，王兴德夫妇炸了二十多次桥，不就是放不下吗？

成年人需要学会接受的一件事是：接受有些问题没有解。

反射式故事讲述 从剧本的设置上，沙滩上带小孩的一家人、出轨的Nina成为剧本推进的触发点。

主人公观察、撞见海滩上失踪的女孩、偷情勾起自己的回忆。

总体来说工整顺畅，但说不上高明。

个人觉得有意思的地方是，编剧在Leda的人物塑造上，把她像一颗石头，狠狠地扔到海面，溅观众一脸水花。

用强烈的事件冲突，来体现这个女人的性格。

老年版的Leda，从一开始的不让座，到找女儿，再到电影院与年轻人的冲突。

年轻版的Leda，则是以令人窒息的育儿场景、餐厅楼梯上的性爱、流淌在唇齿间的诗句、Bianka对珍视的娃娃乱涂乱画完成。

电影中的Leda，就像她摔碎的那个娃娃一样，被扒得体无完肤，身上被画下乱七八糟的笔画，最后摔得粉身碎骨，让你看个通透。

所谓的治愈之旅，或许理应如她藏起来的那个娃娃一样，从藏在柜子里，再到被挤出肮脏的海水与吓人的蜈蚣，最后被清洗干净，暴晒后换上新衣服焕然一新。

不过成年人的世界哪有完美与圆满，第二个娃娃与诚实交付后是一根刺与“变态”。

这就是生活啊。

今日份恐婚恐育打卡。

Leda偷走娃娃是必然的。

很明显她灵魂和生命的一部分，随着女儿的恶意涂鸦、摔碎成渣渣而死去了。

这种冲动的恨意，是一种自然防御机制的启动，蕴藏着内心小孩的无声呐喊。

毕竟倒推一下，青年Leda也才大概二十三五岁，早婚早育的她，自己都是个孩子。

牺牲母女关系来获取个人价值，是一种自私。

这种自私让她沉迷在投射与投射性认同的游戏中，潜意识里被有着近乎相同的名字和身份、违背伦理道德经历的女子诱惑和吸引。

年轻时因育儿焦虑而产生恨意，年老了被巨大空洞的母爱反噬。

Elena Ferrante好会写，好一个回旋镖时刻。

我发现全世界的女性（不包含战争、贫困国家等等）面临的问题似乎出奇的一致：我到底是谁？

我是某个家庭的女儿，像女主说的，“从我那个烂环境里出来”。

可能我是某个人的妻子，意味着要承担生育，以及绝大部分的养育。

可能我是某个人的情人，当生活像不断尖叫着打断你的孩子那样拽着你的头发，你只想抓一个温存的时刻，这个时刻让你对自己重新获得了掌控感。

可能我是某个人的母亲，意味着我要毫无怨言地承受这个极不成熟的人带来的一切：无休止的尖叫、不间断的打闹、源源不断的精力、人的嫉妒自私霸占等等恶习。

那我到底是谁？

以及这么多的角色，谁给了他们定义，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

我应该在孩子打我的时候永远保持微笑吗？

我是不是不能表现出丝毫的泄气和疲惫？

我是不是一定要做那个家庭的牺牲者？

——如果一定要有人“牺牲”的话，如果“牺牲”意味着牺牲自己作为进化到成熟人类好不容易拥有的东西：时间、事业、金钱、容貌、等等等等，来抚育另一个从0起步的不成熟人类？

女人好像永远在这些角色里挣扎，就像电影里的每个女人，都想被困在某个无形的笼子里。

为什么女人就不可以抛弃家庭？

女主因为工作离家三年，她为此止不住地流眼泪，她说那段时间fantastic，但为什么哭呢？

为自己感觉fantastic而认为自己不该有那种想法吗？

女人为什么永远的矛头对准的都是自己的心脏？

我猜测社会对男人的要求太低了，而对女人的要求太高了。

“社会”的要求，让你说不出来是谁在要求，要求来自哪里，但是你，你自己，你丈夫，你婆家人，你娘家人，你朋友，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你都在心里暗示自己说，如果我这么做，ta一定会谴责我。

去谴责男人吧。

如果一定要有一个成熟的大人通过被无知的小孩一直敲脑袋才能换来下一代的成长，为什么不能敲父亲的脑袋？

我那天看到有讨论，母亲和孩子的关系，与其他的恋人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是一样的，也 应该有关系的认知、讨论、实践，但是人往往认为这是天然的。

我认为“天然的母爱”也是一种绑架。

美国电影已经在这种关系上的讨论向内求索至此，中国电影什么时候能有这种讨论？

女主非常棒，非常有电影演员的美，无关年龄，无关身材，就是真实的美。

在看原著和电影时，我一直在想的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Leda拿走了娃娃。

在书中，有一处电影没有的展现的Leda的心理描写，发生于这一行为之前。

“Or the voices, yes, especially the voices that mother and daughter attributed to the doll. Now they gave her words in turn, now together, superimposing the adult’s fake-child voice and the child’s fake-adult voice…But no, I felt an unease as if faced with a thing done badly, as if a part of me were insisting, absurdly, that they should make up their minds, give the doll a stable, constant voice, either that of the mother or that of the daughter, and stop pretending that they were the same.”吸引Leda目光的母(Nina)女(Elena)对着娃娃说话，母亲的孩童声音和孩子的成人化声音都被附加于娃娃身上，这种不和谐使得Leda不安，她认为并在心里坚持娃娃应当拥有一种同一的声音。

为什么娃娃拥有同一的声音如此重要，以及娃娃是什么？

在海滩上，大的威胁来自于电影中得到强化的男性帮派的粗俗，暴力，和凝视。

而直击内心的是这种暴力也复制于母女关系中。

混杂的、互相模仿的女性声音失去了边界，女孩将成长为没有出路的年轻母亲，一具性凝视下的身体，而年轻的母亲孩童般的声线则显示其当下险恶处境及早熟的母职扮演之荒谬。

她们在男性掌控的粗俗世界中的关系是权力的争夺关系，一种病态的相互折磨。

强加于娃娃的声线是将这种母女关系具象化。

借由这一纽带，Leda不仅回忆起自己与女儿的关系，而且因这一不和谐的破绽重温了对于划分明晰的母女权力级别及身份的维持的失败。

她所想要维持的有文化，有身份，有学识，从容镇定，独立的姿态，以及女儿成人离家后因获单身自由而重具有性吸引力的身体，都在这一不和谐破绽下被瓦解。

女儿不会成长为成熟独立的女性，母亲也不会得到解放和出路，一切并不是随着岁月向前而正向前进式地发展。

正如书中Leda的顿悟，“ a mother is only a daughter who plays.” 她以为已放下或逃离的处境重新回归。

一具身体可以拥有两种声音，正如作为女儿，自我，和母亲的界限并不明晰。

Leda又一次不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女人，而是某种母职功能存在。

这种功能的失败蔓延至定义其整体。

一切社会阶层攀爬的努力和文明的表象不堪一击，从稍稍破绽就可瞥见一切仍是由暴力和无理性笼罩的深渊。

Leda的边界感受到了威胁，与远远逃离的低阶层家庭背景和残酷世界中失势状态的曾经溶解在一起。

拿走娃娃的缘由因此是多层次的。

首先，这是她针对男性恶意所带来边界感消失的反击。

Leda本是来到海滩悠闲度假。

Nina和Elena所属的男性主导的大家庭却粗鲁地侵入了静谧的海滩。

在书中，他们操持的地方口音刺激着Leda的神经，使她联想到那不勒斯郊区的暴力和粗鄙，以及其与母亲失败的关系，这是她毕生致力于逃离和划清界限的地带。

电影中，英文的共同操持使得方言的象征削弱，但仍有痕迹，而这种粗鄙的暴力更多由行为展现。

初始，男人们开着快艇，快艇锋利地划破平静的水面和其象征的平静。

渐进，群体中的女人和孩童在男人对所有物的宽容和’庇护’下对其他人进行指使和羞辱，这种矛盾在电影院中上升到顶峰，Leda的反击呈现十足无助。

拿走娃娃，是剥夺这一群体所庇护的脆弱所有物之最脆弱成员，造成的动荡遍及整个群体，是一种复仇。

其次，拿走娃娃也是一种惩罚和重赋权。

惩罚女儿，也惩罚曾作为年轻母亲的自己。

在Leda的回忆中，孩子并不是纯洁的，而是近乎于邪恶的存在。

会毁坏其Leda幼年珍视的娃娃，对无辜的身体进行摧残和标记，会怀着纯粹又无辜的恶意打她，会拖累她的学术生涯，使她失去自我，失去身体的魅力，使她再次陷入无法挣脱出身之困境的热潮。

在海滩上她被年轻的母亲Nina吸引，是在其身上看到自己年轻时无助的身影。

在其凝视下，这具身体极富魅力。

电影中，在Leda与其的短暂社交中，这具身体拥有着强烈的同性吸引力。

然而这具身体的行动随时由其女儿的需求所定义，又被其所处的男性大家长家庭所限制，呈现无助之姿。

沙滩是其失败展演和发挥魅力的有限舞台。

另一方面，Nina与Leda的女儿年纪相仿，她透过其姿态也对叛逆敌对女儿作关联。

因此，可以说Leda从沙滩的母女看到了女儿的幼年和成年两个阶段，而不仅仅是将母亲看作母亲这一身份。

Nina占据女儿与母亲的双重身份，如同娃娃（Nani与Nina的字母位移和对照）。

拿走娃娃，是重访Leda与女儿的旧时关系，并重新通过剥夺玩具的形式幻想这一关系之主导。

这种破坏性的重赋权也曾以Leda出轨的形式实现过。

在与有学术声誉和地位的教授Hardy的外遇中，与其说是重拾激情和爱的能力，不如说是透过上位者的凝视和这一关系产生汲取上其权力的假象。

获得上位者的认可和爱，进入学术界，远离家庭，远离母职，树立自我的身份和边界成为可能，但这是困难且煎熬的，甚至羞耻的。

现在，只需拿走绑定年轻母女的娃娃并带入年轻母亲身份就可以实现母女关系中的赋权。

女儿的精神支柱被抽离，只得陷入无助与无理性，而年轻母亲虽然心焦于娃娃踪迹不明，却不再需要陪女儿过家家，因为道具之不可寻。

因此年轻母亲拥有了更多精力抒发自我之苦恼，散发年轻的魅力,并建立新的社会关系，与Leda交谈，与Will（文中的Gino)调情。

但同时，Leda曾离开女儿对她来说是煎熬和自责的。

影片中，透过她对Nina的凝视，可见后者之不成熟。

语言粗俗，竖中指，对女儿忍无可忍的脏话，对婚姻关系的背离，浓妆严密，衣着暴露。

拿走娃娃使得Elena高烧不退，Nina的生活更为焦头烂额。

Leda借此对Nina母职的过失进行惩罚，但同时也是对其自身在与女儿关系中的不称职进行惩罚。

再者，借由对于他人关系的操纵，使得Leda获得了一种去性别的赋权。

她旁观一切，却掌握了事件的核心，这种感受是平常生活中需掩饰和不可得的。

最后，拿走娃娃是解放。

在电影和书中都有一场景，及Leda在偷走的娃娃口中先是发现了脏水，而后又在清洗过程中发现了蠕虫。

天真无辜的娃娃口中爬出蠕虫，如同片中和书中Leda屋内的一盘被赠送的美丽如静物画的水果，表面魅力无暇，内在已经腐烂。

这可看作平淡体面生活充满肮脏和危机背面的隐喻，也可看作一个体面个体不为人知的黑暗秘密。

但蠕虫又不止于此。

蠕虫是一具女性身体的产物，如同婴儿寄生于母体。

Nina和Elena在沙滩上将娃娃作为共同的孩子抚养。

而被赋予性别的娃娃则继承了这一性别和母职，在原书21章Leda与Nina的对话中可知，Elena决定让娃娃同其姑姑Rosaria一样怀孕。

蠕虫则是娃娃孕育的孩子。

被寄生与可惧的寄生正是母体与孩子的关系。

这种敌对及黑暗的关系很多时候成为母女关系的主导，打破理所应当的爱的滤镜。

拿走象征有孕育能力的母体的娃娃并帮助其清楚腹内脏水及蠕虫，也是对Nina和Leda自身从母女关系和母职中进行解放。

在书中，清除蠕虫的篇幅（22章）为：“ I should have noticed right away, as a girl, this soft reddish engorgement that I’m now squeezing with the metal of the tweezers. Accept it for what it is. Poor creature with nothing human about her. Here’s the baby that Lenuccia stuck in the stomach of her doll to play at making it pregnant like Aunt Rosaria’s. I extracted it carefully. It was a worm from the beach, I don’t know what the scientific name is: the ones amateur fishermen find at twilight, digging in the wet sand, as my older cousins did four decades ago, on the beaches between Garigliano and Gaeta. I looked at them then spellbound by my revulsion. They picked up the worms with their fingers and stuck them on the hooks as bait; when the fish bit, the boys freed them from the iron with an expert gesture and tossed them over their shoulders, leaving them to their death agonies on the dry sand.I held Nani’s pliant lips open with my thumb while I operated carefully with the tweezers. I have a horror of crawling things, but for that clot of humors I felt a naked pity.”由此可见，Leda想到童年时期男孩子们用类似的蠕虫作饵钓鱼，并在此刻摒除对爬行软体动物的恐惧而对其产生了一种纯粹的同情。

被用作饵的蠕虫此刻使得Lena想到了母亲这一身份下的她和Nina。

她们都在男权社会和家庭中作为一种功能而非独立个体而存在（这书中17章，Leda提到这点“How foolish to think you can tell your children about yourself before they’re at least fifty. To ask to be seen by them as a person and not as a function. To say: I am your history, you begin from me, listen to me, it could be useful to you”）。

拿掉蠕虫，解救的不仅是娃娃，也是蠕虫本身，是解除相互纠缠的关系。

娃娃主导了Leda海滩上诸多事件的推进和发生，也主导了其情绪的变化。

在小说最后，Leda向认为能同她产生共鸣的Nina坦白是自己拿走娃娃并被刺伤并踏上归途，也意味着她的痛苦虽说并不是女性和母亲独特的体验，但仍然得不到包括其他女性在内的人的理解。

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中，她仍需独自面对自我的羞耻和苦难。

她逃离被暴力和粗鄙充斥的海滩，如同逃离一个微缩的糟糕世界。

在历史的晦暗角落里，她们或在迟滞在原地，或奋力向前，她们是母亲同样也是女儿，即使明知这种对抗无异于飞蛾扑火，仍要选择纵身一跃 本文首发于“幕味儿”公众号 #迷影栏目第57期。

未经授权，严禁在任何平台以任何形式转载。

作者：握瑜生 作为2021年世界影坛诸多名著改编电影序列当中的一部，女性电影创作大军中的一员，坦白讲《暗处的女儿》并不起眼，若不是威尼斯的青睐，这部玛吉·吉伦哈尔初出茅庐的作品恐怕还得不到足够的关注。

无论是电影还是剧集，玛吉·吉伦哈尔一直都是那种很少拍“烂片”的演员，但我对她最深刻的印象仍要属大银幕上2002年的《秘书》和2006年的《雪莉宝贝》，一部让使她首提金球崭露头角，另一部标志着她首次担纲绝对主角并在表演上开始走向成熟。

这位出身电影世家的纽约女演员，相比弟弟杰克·吉伦哈尔在好莱坞大红大紫，姐姐的演艺生涯显得更加从容与波澜不惊。

对于吉伦哈尔的表演天赋，鬼才诺兰不吝溢美，“天赋”、“优雅”和“知性”成为常伴玛吉的几个标签，让人下意识地联系起另一位高才女演员——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娜塔莉·波特曼，更值得一提的是，波特曼在2014年改编阿摩司·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初次担任导演。

站在这个角度，加上哥大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和在英国皇家戏剧艺术学校的经历，或许能解释为什么玛吉会在导演处女作选择改编费兰特的严肃文学作品。

“痛苦女人”的困境 《暗处的女儿》(《The lost daughter》）也可直译为《被遗忘/遗落的女儿》，由于这本费兰特发表在2006年的小说至今仍没有中译本，该作品的译名首次见于“那不勒斯四部曲”的附录。

很显而易见地，片名直接对应了影片叙事层面上的两次重要转折：妮娜的女儿埃琳娜的走失和埃琳娜的洋娃娃（米娜或米妮妈妈）的丢失。

影片的整体叙述呈现为一个套层结构，以勒达在躺在海边的场景为三层叙述的最外层，依靠不断闪回的方法将朦胧扑朔的回忆串连起来，勒达近期度假过程中的见闻与年轻时的经历平行剪辑在一起。

在主人公勒达——这位卓有成就的中年女学者，参与进妮娜女儿埃琳娜的寻找行动以前，故事推进平缓而讳莫如深。

从一开始，在诸多细节上可以了解到主人公的的性格，精致挑剔、独来独往、与周遭的一切均刻意地保持距离、性格强硬甚至可以说颇具攻击性，凭借着高级知识分子的独特视角审视、观察着外在世界，这也给她的度假之旅究竟有何目的再添迷雾。

妮娜女儿的走失带来了整个情势的变化。

这一事件引起了原本游离于外部环境的勒达的注意力，当她也开始加入到帮助寻找小女孩的行动当中，勒达从完全的观察者变成了时间积极介入者，进而影片开启了第三层次的叙述，即第一次闪回到勒达到年轻时的回忆当中去——妮娜似乎面临着与主人公作为年轻母亲时所经受的相同的痛苦，妮娜眼下所处的困境正是勒达曾称之为“粪坑”一般的地狱状况。

新手母亲妮娜并未做好为人母的准备，然而却不得不肩负起教养女儿的责任；在丈夫卡利，乃至其背后的整个男权文化社群的高压之下，妮娜始终处于被“监视”和裹挟的位置——在视听上这一点有较清晰的反映，集体活动时妮娜常处于家族群像的包裹之中，单独活动时曾常伴随着来自男性角色或男性势力的监视，以至于男性社群后来警惕妮娜与勒达的接触：“他不希望我做任何事。

”时刻处于控制之下的妮娜用愤怒向丈夫表示不满，但她最终仍无法摆脱这种没有自由、没有主动空间并被孩子“折磨”和被限制的境况。

通过多次闪回所逐渐勾勒起的第三层叙述为我们展示年轻勒达的困境：一方面是精神理想无法实现，她的学术被孩子“折磨”而大量侵占个人时间，孩子之于年轻的她来说痛苦显然多于幸福；另一方面肉体上的欲望也无法被满足，在这一过程中孩子们无形地扮演了“帮凶”角色.

“受困而痛苦的女人”是费兰特的作品中常出现的一类核心形象，从1992年发表处女作到新世纪的“那不勒斯四部曲”中均有出现，费兰特曾自述：“勒达等角色的痛苦是由失望引起的......她们对于生活的期待没有实现，她们遇到了幽灵，过去的女性要面对同样的幽灵。

波伏娃在《女性的处境和特性》中更加精当地概括了这种困境：“很容易发现为什么女人会墨守成规。

时间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新鲜的成分，它不是一种创造性的流动；由于她注定要重复，他认为未来只不过是过去的一种复制......她不但对什么是能改变世界面貌的所有行动一无所知，而且迷失于世界中间......” 费兰特受到二十世纪60年代以来的女权主义思潮影响颇深，因而她始终倡导发出女性的声音，书写“让女人产生共鸣的东西”并建立起女性写作的广阔世界。

在揭示这种萦绕不散的困窘状态的过程中，导演玛吉以同为女性艺术家的敏感与共情能力抓住了费兰特女性书写极关键的主题：包括友谊、母女等等在内的女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暗处的女儿》中，勒达与妮娜之间关系的亲疏变化成为了影片波澜的主要推动力。

两位女性人物在平行时空之中的错位交叠，为我们展示出了一个更加残酷的境界，勒达的困境在二十多年后并没有在妮娜这里得到解决，在更大的意义上说，整个女性群体所面临的的这种困境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而影片当中未点明妮娜丈夫的家族正是推崇父权至上的意大利黑手党“克莫拉”的翻版，看似被并未占据影片太大空间的“克莫拉”群像，实际上以一种强横而专制的背景形式成为整个作品内外最大的压迫力量，穹隆一般地禁锢着“妮娜们”的生活与命运。

无止息地挣脱 界限的消失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自我的消失。

在妮娜的身上，勒达看到了一些她还未被男性势力完全同化而彻底沉沦的棱角，那上面晃动着勒达自己的影子。

无论是对母亲角色禁锢的挣脱、对丈夫男性权力压制的反抗，还是在度假期间表达出的对男性主导的“克莫拉”社群势力的控诉和回击，勒达的挣脱与对自由的追求是一以贯之、旗帜鲜明的，她拒绝被父权话语和父权势力裹挟，捍卫自己的精神空间，坚持自己的理想追求，不愿因母亲、妻子的身份而牺牲自己书写的权利。

正是这种独立而不妥协的意志使得勒达选择并走上了一条与妮娜完全不同的道路，“她不是谁的妻子或谁的母亲，而是她先属于她自己”。

费兰特说：“我是想说明，我想到笔下的那些女性，她们会通过书面方式表达自己，这会让我觉得，她们的写作能揭示真相。

”事实上，书写不仅成为了作家费兰特确立自我的最佳手段，更成为了片中主人公勒达冲破传统禁锢与压抑、找寻自我的的最锐利武器。

可以看到在影片最开始，勒达带着墨镜在海滩的出场就奠定了她的某种反叛者基调———纯黑色的镜片后，勒达拥有了不被打扰地向外窥视的可能，进而使得她被赋予了某种“观看”的主动权。

女性主人公拒绝作为“视觉快感”的客体并自觉成为观看的主体，暗合了影片和原作欲张扬的女性主义精神。

但勒达的努力结局并不完美，青年时的出走同时也给她留下了难以抹除的痛楚，与男性势力的彻底决裂、与女儿的分离使得她常倍感孤独。

尤其是她也没有女性朋友可以依赖、倾诉。

她是自己一个人出去度假的，处于一种绝对的孤独状态，勒达只能独立面对自己的一切问题，她无从求助、无从获得支持。

尽管勒达在海边时本想和尼娜建立一种友好关系，却做出了妮娜不可理喻的事情——偷娃娃，让这份友谊没有任何发展的可能。

娃娃“米妮妈妈”填补了如此传统下长大的勒达的少女情结，更承载了勒达未能给予的那一部分母亲身份。

影片最后归还娃娃、与女儿通话事实上是主人公与自我、过去和历史关系的一种和缓，孤独的勒达不再刻意排斥与孩子的交流，找回了她作为母亲的一面，但是她仍然坚持孤独，这正是她“之所以如此生活”的必然代价。

令人悲哀的是，从青年到中年，勒达没有发现身处的世界在多大程度上变好了，并没有自身的抗争创造出了什么新的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暗处的女儿》是残忍的，但更让人遗憾的是这种残忍正来自你我共同存在着的日常现实里。

玛吉·吉伦哈尔出手不凡，全片影调风格辨识度极高，画面构图精巧而内容丰富，近景和特写镜头将摄影机迫近主人公勒达的一切细微表情、神态，直逼角色内心和情感的波动，奥利维亚·科尔曼的出色演出伴随绝佳的音乐表现将这个勒达这个倔强纠结、神经敏感、略带偏执的女性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暗处的女儿》述说了这样的一群人——勒达们和妮娜们的故事，甚至也曾是费兰特与玛吉的故事，“历史还有所有相关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都和她们无关，但在她们没有觉察到的情况下，她们的话语，或者行动都包含在历史之内。

”在历史的晦暗角落里，她们或在迟滞在原地，或奋力向前，她们是母亲同样也是女儿，即使明知这种对抗无异于飞蛾扑火，仍要选择纵身一跃。

1.大概前半个小时，可以被影片的气氛蛊惑，也可能是刚看完《我能说》的原因？

对比之下觉得镜头语言充满想象力、丰富极了；但半个小时之后就开始疲倦，开始尝试寻找故事和逻辑，来抵抗单调。

2.观影过程中心里是紧绷的，数次默默感慨：这是个悬疑片么！

不过放映完毕，想法变成了这似乎是个恐怖片——一个一旦经历生育，便永远无法摆脱噩梦的恐怖片。

一个母亲可以选择离开，可以弥补“做自己”的空白、实现理想、看似潇洒，然而却会在48岁的年纪依然被愧疚折磨得体无完肤。

爱=压抑=无法摆脱。

3.更深的恐怖在于，影片的设定中，没有把Leda的痛苦处理成“只要我能想得开，都不是问题”这种个体悲剧，偏偏给她安排了一个“从泥潭中拼命爬出来”的出身，用一个名叫Mina的洋娃娃串起她的前半生：Leda自己，是第一个Lost Daughter，母爱的缺失确确实实给她造成了无法弥合的成长伤痕，所以她无法心安理得地用一种潇洒的、现代的价值观来安慰自己、来装饰自己从女儿处出走的行为，她比任何人都明白个中感受。

于是悲剧拥有了必然性，变得恐怖。

4.也许我可以去刷一刷《坡道上的家了》！

没看过原著小说，但感觉这是一部有些难度的电影，难度在于要以什么来支撑这么弱的一个故事。

开头即结尾，48岁患有脑癌的女教师来到一片谈不上怡人的海滩度假，她观察游客，帮忙找孩子、偷玩偶，与不礼貌的一家人发生小摩擦……若把这些作为故事的主体肯定是不行，即便加上女二号与虚伪男教授的戏、妮娜出轨的戏、女主逃离家庭责任的爽与悔（暗线）、女主与房东的暧昧……也还是弱。

但贯穿始末的那种紧张气氛很吊人，而这种气氛就是女主在最后时光的心理，恰到好处地填满了故事的间隙。

女主的结局反映了社会对女性的无情：你若强行挣脱家庭对你的束缚去追求自由人生，你的命运也许就是这样。

此外，尽管女二与教授的那场戏意在隐喻女主离家出走前的处境，但毕竟完全脱离了女主的内视角而又无处可借，处理得不够专业。

总体还比较喜欢。

【巧妙的软广】https://site.douban.com/215175/ （我的小站）

2023年1月1日看。

泪流不止。

完全理解故事里人物的情绪与情感。

我的女儿，并不是我想要的女儿，她的到来并没有给我带来幸福，24岁生下她，使我的生活备加艰辛。

不是我想要当妈妈，而是一种义务，似乎女人有义务生孩子。

她七岁，单独带她五年，这五年里，对她带着复杂的情感。

一方面因为没有给她正常的家庭而心生极大的亏欠，另一方面接近崩溃时想如果没有这个孩子会不会更幸福，继续因为有这样的想法而自责痛苦。

大概崩溃过无数次，闹起来打她疯狂。

一边自救，一边生存，一边不让她坠入黑暗，还好现在她活泼爱笑。

在《那不勒斯里》，莉拉对莱农说“也许我们都不适合当母亲”。

《暗处的女儿》也在讲述母亲与孩子的排斥与救赎。

《那不勒斯》里蒂娜消失了，莉拉从此失去了力量，说出“谁说活着就一定要有意义”这样的话。

而《暗处的女儿》勒达抛弃女儿三年追求自我，最后回到女儿身边，感觉所有一切都比不上两个女儿。

作为女人，母亲，不管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找到活着的方法都不晚。

我也不再怪自己，真正接纳现在的生活，接纳这样的女儿与自己。

原著是以倒叙铺开的，Leda用一种清醒，疼痛的絮叨开始自我陈述。

她还经常提到自己的母亲，这是电影里很难展现的。

Leda在原著里的形象给我的感觉是一位沉静，聪明，自省的大学教授。

白天，她在海滩上观察那家人（主要是nina），有时候，她反思，去想自己的女儿和母亲。

原著里对nina的兴趣基本是命中注定，迅速的。

甚至持着调查者的乐趣，比如在和沙滩服务员小伙子的对话中，nina这个名字不知怎么的就又跑了出来。

原著结尾的那一霎那有着荒诞的人间蒸发感，一位冷冷的大学教授被海滩辣妹扎了一针。

读起来是忍着小疼痛咬牙切齿，好像下一秒就应该立马黑屏或者扔掉手中的笔。

我直接摘抄吧：电话响了，是两个女儿的。

“妈妈，你在干嘛，为什么不给我们打电话？

起码你要让我们知道你是活是死吧？

”“我死了，但我挺好的”电影里处理的比较长了，结合了原著开头拍摄了一串蒙太奇，并且设置了开放式结局，算是比较俗套。

电影出彩的地方是全体女演员的演绎，科尔曼扮演的leda，举手头足都显得那么接地气，温和，大智若愚？

达科塔演的Nina没有原著中看起来那么年轻有活力，但是也丧出了风格。

角色之间的张力还能更强一点，但我也不是很想看整场变成科尔曼偷窥达科塔…怪怪的。

这些角色真的能给演员很大的发挥空间，比如leda，我还幻想了一下夏洛特兰普林或者克里斯汀托马斯的版本。

希望大家都能享受小说和电影，女性视角的作品真是会常拍常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