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斯先生

文/Matchbox在我看来，Maggie Gyllenhaal女士的这部导演处女作真是厉害：海边度假经历全程暗流涌动，主人公孤立无援的境地让人感觉如芒刺背；出色的剪辑让情节在现实与回忆之间自如游走。

影片最后，伴着Leda在海边醒来剥橙子的“超现实”一幕，摄人心魄的主题曲奏响，瞬间绝妙至极。

小说与电影第一时间找了原著读完，薄薄的140页的英文版，电影的改编还原度很高，呈现了原著百分之八十的内容，很多对白也直接沿用了小说。

不过在小说中，主人公Leda跟作者费兰特一样是意大利人（英文教授，会说多种语言），在佛罗伦萨生活，18岁时离开故乡那不勒斯，故事的发生地点则是意大利而非希腊。

小说以第一人称展开，花了较大篇幅在Leda的回忆上，这也是跟电影的主要差异。

除了占据高光部分的育儿和自我之争以外，对两个女儿成年后的母女关系叙述也有相当着墨，而这部分在电影中却一笔带过，印象中仅仅体现为Leda对海滩服务员Will讲起大女儿Bianca继承了自己的丰满，而小女儿Marta则不满于自己扁平的身材。

（由此谈到自己年轻时也自认没能继承母亲的优点，并比喻为母亲在生产时把女儿像不可口的餐盘那样推开，也是取自小说。

小说很早就说明了，因为两个女儿去加拿大与父亲生活，中年Leda这才“恢复”自由身，来到海边度假备课。

后来在商店给娃娃买衣服时，Leda偶遇Nina和孕妇Rosaria，（即电影中的家庭成员Callie，小说中Nina的大姑子）被问起女儿情况时，她直言不讳自己在她们年幼时一度离开了三年。

（Leda这般坦诚的原因是想给与自己心存芥蒂的Rosaria来个下马威，但事后又惊讶于自己如此草率对待隐私的做法。

）而在电影中，Leda在面对女儿们的问题时马上语塞，表现失态（后来在集市Nina追问之下才道出实情），给观众一种“必有蹊跷”的感觉，以至于观影过程中始终被Leda母女关系的不详假定所笼罩。

其实小说中，母女关系早已修复，（当然电影通过最后一幕母女通话也给出了这个结论）女儿们表示对母亲曾经离开一事毫无印象，而Leda曾给两个孩子分别写信吐露当年心声，也没有得到预期的质问甚至回应。

由此产生的电影与小说的最大差异在于：电影制造了一种悬疑感，抽丝剥茧，通过穿插的回忆一步步展现年轻Leda如何在育儿琐事中不堪重负，最终选择离开家庭。

而小说更像是中年Leda对自己内心的一次解构，站在事过境迁的角度，将当年自己的选择和心境娓娓道来。

作为母亲，身为女人电影还原了小说最后Leda将娃娃还给Nina，对方却用发针刺伤其腹部，夺门而出的这个颇具黑色幽默的意外结局。

面对Nina诧异甚至有些惊恐的目光，Leda解释说：“I'm an unnatural mother.”小说中，在度假屋摆弄娃娃的Leda暗自想道：A mother is a daughter who plays. 年轻Leda作为母亲的缺陷，除了为追求自我一度背离家庭，还有性格上的自私和专断，电影受限于篇幅没有呈现：年轻Leda的生活中曾出现丈夫的友人及其妻Lucilla，后者与Leda的女儿们十分亲近，除了这一点让她感到嫉妒以外，Lucilla模仿孩子奶声奶气的育儿方式也让她颇为不快，以至于在对方因被孩子冷落而失意时暗自高兴。

无力独自照顾家庭的丈夫将女儿们交付给那不勒斯的外祖母抚养，Leda因及其反感少时逃离的家庭环境，对母亲非但不领情，还横加指责，母女翻脸后不久母亲便离开了人世。

对于这段往事，中年Leda回忆道：“当时我希望女儿们只依赖我一个人”。

兰特这部作品英文版的封面取了《纽约客》的书评：“一本有关母性矛盾的诚实到近乎残酷的小说”。

在原著接近尾声处，Leda与Nina在集市的对话将这一点呈现得淋漓尽致，前者向后者袒露了自己当初选择离开和回归的原因：离开，是因为当时的她认为“对女儿们的爱会让我无法做我自己”，而回归，还是出于“以我为中心”：因为“没有女儿们在身边，更让我感到一事无成、空虚无望”。

小说中，Leda在海边接受了蛮横的那不勒斯家庭（通过海滩服务员传达）的求助，作为翻译要求一对荷兰游客让出沙滩椅，协商成功后“表面平静、内心慌乱地”回到原处，随后在对方要求自己也让出座位时，却面带敌意地断然拒绝。

（与小说不同的是，电影中的让座事件跳过了Leda充当中间人的部分。

）电影没有展现这场纠纷中主人公焦躁不安的内心独白，却用影院遭遇骚乱那场戏中人物几近崩溃的激烈反应放大了其“危险”处境。

（与之相比，小说中这段情节基本只是一笔带过。

）Olivia Coleman的表演是大师级的。

在中年Leda与Nina一家人的“对抗”中，她用身体姿态和细致入微的表情，诠释了人物的克制、防备、敏感和恐惧。

关于原著和改编之间的差异还有一点比较有趣：电影放大了年轻Leda的肉欲，（小说几乎没有对性事的正面描写，学术会议期间跟Hardy教授的出轨也只是一笔带过。

）却隐去了原著里中年Leda（表面及内心）风韵犹存的一面：面对度假屋管理员Giovanni（电影里是美国人Lyle）的频频示好，Leda将自己视为对方向朋友炫耀的“猎物”。

与年轻的海滩服务员晚餐间歇，主人公更是感慨起曾经自己是怎么注意到两个女儿接替自己成为男性目光所及，以及刻意在女儿的男友们面前精心打扮、乃至展露风情的经历。

平行母亲，和偷娃娃的人回到故事开始，触发Leda回忆和自省的，是视线中Nina的出现：这位年轻的母亲在那个大家庭中仿佛局外人，母女俩的形影不离让她目不转睛，而小女孩Elena走失的惊魂一刻则让其回忆起年轻时的相似经历。

在Nina于集市主动联系并攀谈之前，Leda始终在暗中观察对方的一举一动，好奇渐渐变为共情。

与多年前来自留宿家中（抛下丈夫和男友环游世界）的背包客的自由感召相呼应的，是主人公通过为Nina提供度假屋钥匙而默许后者追求自我。

在思索是否用行动支持Nina私通而展开的心理博弈中，她视自己为后者眼中的“过来人”和“叛逆者”，同时无奈地意识到后者必定会面临比当年的自己更加艰难的处境。

小说和电影中，Leda在度假屋“看护”自己偷走的玩具娃娃几乎贯穿了整个故事。

原著中的Leda记不起拿走玩具时的情景，虽然自觉这一行为好笑、也毫无意义，但又认为自己当时应该是出于同情，“拯救”了被小女孩遗弃在沙滩上的娃娃。

关于Leda拿走娃娃的动机，两段情节的描写能够给出一定解释。

首先是电影没有还原的一段内容：在Leda开始关注Nina母女的初期，她曾观察两人玩耍时一起给娃娃配音，母亲假装成小孩，小女孩模仿大人说话，她对此十分反感，不知为何极度烦躁，几乎想要干涉制止。

在Elena失踪当天，她肆无忌惮地亲吻娃娃的动作也曾引起Leda的注意。

（电影中也有描写）电影最后，Leda试图归还娃娃时，似乎有所顿悟的Nina问道：“Do you think it's not good for us?”（原著两人的对话中并没有这句。

）

Elena的玩具也让Leda想到了自己儿时曾经拥有一个娃娃，回忆中，年轻Leda把这个珍藏多年的玩具拿出来给女儿Bianca玩，后来发现娃娃被圆珠笔糟蹋地面目全非，对女儿呵斥一通后在失控中把“无药可救”的娃娃从阳台抛了出去。

一边是那不勒斯一家人为了失踪的娃娃劳师动众，一边是中年女子藏起娃娃“悉心呵护”（给娃娃买衣服、想方设法排出娃娃体内的液体，甚至抱着娃娃睡觉），最终说出真相后却遭受冲动的报复，在这段近乎荒谬的奇事中，偷娃娃的人被赋予了自作主张的矫正者和恋旧的恶作剧者的双重身份。

好莱坞最性感男星杰克·吉伦哈尔的姐姐玛吉·吉伦哈尔，在出演《疯狂的心》（Crazy Heart） 而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提名数十年后，于2021年执导了这部《暗处的女儿》，本片正是改编自埃莱娜·费兰特的《The Lost Daughter》。

意大利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在写出火遍全球的“那不勒斯四部曲”之前，出版了一本名为《The Lost Daughter》的小说。

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好莱坞最性感男星杰克·吉伦哈尔的姐姐玛吉·吉伦哈尔，在出演《疯狂的心》（Crazy Heart） 而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提名数十年后，于2021年执导了这部《暗处的女儿》，本片正是改编自埃莱娜·费兰特的《The Lost Daughter》。

截至目前，《暗处的女儿》已经斩获了2021年第7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剧本奖；第31届哥谭独立电影奖最佳影片、最佳剧本、最佳突破导演奖；第87届纽约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处女作奖。

在即将到来的2022年第79届金球奖上，本片也获得了电影类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两项提名。

“演而优则导”的Maggie是如何在大银幕上展现埃莱娜·费兰特的文本，从而在颁奖季屡受褒奖的呢？

玛吉·吉伦哈尔&杰克·吉伦哈尔1、一个女孩的“自我”觉醒 爱尔兰女演员杰西·巴克利（Jessie Buckley）饰演年轻的Leda，在事业还未获得突破之前，选择和相爱的男友结婚并生了两个可爱的女儿。

或许在所有人看来这都是很幸福的一个家庭，但Leda对自己要求很高，她在照顾家庭和孩子们的同时，也一直没放弃自己的事业，而兼顾这两者对年轻的Leda而言，又异常困难。

导演用很多细碎的事件和一些小的家庭冲突，交代了这些背景。

紧接着，两个陌生的背包客因淋雨而被Leda男友热情的招呼到了家里。

在茶余饭后的聊天中，年轻的Leda表现出了对两位背包客的异常羡慕，因为男背包客放下了（抛弃了）自己的三个男孩，选择了和女背包客结伴同行浪迹天涯。

而两位背包客也表现出了对Leda某种意义上被婚姻束缚的同情，尤其是他们得知Leda在翻译叶芝作品时【备：William Butler Yeats，爱尔兰诗人、剧作家和散文家，著名的神秘主义者，“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于192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将这种对Leda才华的赞美和由衷的喜爱通过语言和情绪表达了出来。

导演用很多脸部特写镜头，将此部分中人物眼神和肢体之间的交流，用更细腻的方式传递给了观众。

再往后，Leda因其作品被召唤至伦敦，在那里她结实了在文学界更有名望的一位学者，通过晚宴他们迅速了解并找到灵魂high点，而后发生关系也就顺理成章。

这部分内容，同样在影片中是被切开并交叉剪辑在主线故事中的，但因为那个有名望的学者在影片里都没出现姓名（至少我看的时候没注意到），这说明导演安排此人物出场，更多是刺激Leda其后选择离开家庭的一种方式，而非决定因素。

这一点在Leda离开前与男友的争论中，也做了交代，男友认为是Leda出轨后想要与那个人生活在一起才要抛家弃女，但Leda否定了这一点，说自己离开与这个出轨对象无关。

籍此，导演完成了对Leda这个人物“前世今生”的完整交代，而这些穿插在主线里的片段化叙事，也基本展现了一个女孩是如何完成“自我”觉醒的。

影片中年轻的Leda有想法、有美貌、有被路人（背包客）赞叹羡艳的学识、也有被权威人士（学者）欣赏与肯定的才华，但他没有正经工作、没有稳定收入，所以她才会在被家庭和小孩羁绊的生活中，最终选择突破自我，走上了一条为了实现自我价值，而主动放弃家庭和孩子——尤其是两个孩子——这些她曾经认为没有自己事业重要的因素。

在这个部分里，也就是Leda的前半生中，她是没有后悔过的，是相当之决绝的。

《C》杂志2019年10月 / 玛吉·吉伦哈尔2、作为“母亲”的身份焦虑 凭借《宠儿》斩获奥斯卡影后的奥利维娅·科尔曼，在片中饰演中年Leda，也就是故事主线里独身来希腊海岛度假的Leda，她原本只想安安静静享受一个人的假期，不想和任何人做过多交流，结合她的性格大概就是奉行一种——“我不想麻烦任何人、所以任何人也最好别打扰我” 的处事原则。

很不幸，一大群家族游客“入侵”了Leda独自安享的沙滩，如果这是一部剧情片或者惊悚片，接下来的情节就可能要向《伊甸湖》的方向发展了。

但Leda却意外注意到这群游客中的一对母女，当听到母亲的名字叫Nina时(由《五十度灰》的女主角 达科塔·约翰逊 饰演），迅速记在了自己的本子上，这其实是一个很“反常”的行为。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因为导演在整部电影中通过很多场戏，反映和展现了女主角——中年Leda的“反常行为”。

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Leda在游泳的时候看到远处又开来一艘快艇，上面至少又有十来号人，而领头的正是Nina的老公Toni。

于是Leda回到沙滩想要继续晒太阳，但由于该家族人口庞大，他们想围住沙滩开个家庭party之类的，于是一个孕妇（Toni的姐姐）来找Leda希望她能挪开一点，但Leda坚决的say no，这紧绷的关系似乎令矛盾一触即发。

但这毕竟不是剧情片，导演很快就化解了这个矛盾——没多久，孕妇端着生日蛋糕来找Leda以示和解，Leda虽然给大家感觉“难搞”但也并非不懂人情，所以借坡下驴也表达了歉意后两人相谈甚欢。

这次谈话，导演给到观众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点：Leda有两个女儿，分别是25岁的Bianca和23岁的Martha。

但当孕妇问Leda孩子们的更多信息时，Leda的神情开始变得紧张，尤其是当她看向远处的Toni等人时，这些人也似乎在凝视着自己——这个镜头，很显然是Leda自我情绪的投射。

导演通过女主Leda的微表情变化和其主观投射镜头的双重电影语言表达，开始为观众展现一个深陷于对“母亲”这一身份自我怀疑的女人，而Leda作为“母亲”的身份焦虑，正如前文所说，体现在她每一个反常行为中。

不同于导演用总时长不多但分散的场次穿插剪辑来交代年轻的Leda，对中年Leda作为一个“不完整的母亲”的来龙去脉的交代，导演用前半个小时便充分展现。

残酷的是，导演很直接的将这部分里面的中年Leda和年轻时的Leda做了对比，48岁的中年Leda有社会地位（哈佛大学的教授）、有不错的收入（从美国波士顿飞到希腊旅游），但她已经没有年轻时的美貌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她缺失了一个身份，一个作为“母亲”的身份。

而这一身份，恰好是她年轻的时候曾经拥有过的——但被她丢弃了。

奥利维娅·科尔曼 饰演的 中年Leda3、“丢失的” 女儿们埃莱娜·费兰特的原著名为《The Lost Daughter》，电影沿用了这一书名，豆瓣将其翻译为了《暗处的女儿》，但无论怎样翻译，都离不开观众一个反问：女儿呢，她们去哪了？

影片前半段，中年Leda口述了自己有俩女儿，分别是25岁的Bianca和23岁的Martha，但当孕妇追问她们在哪时，Leda用一个尴尬的微笑回避了这个问题。

这份难言之隐在外人看来可能是孩子们长大后出去工作联络少了居无定所之类的，但只有Leda知道这类问题对自己而言那就是在扎心。

于是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也是影片后半段贯穿于终的线索——Elena的玩偶丢了。

当然这不是恐怖片，导演也不会让剧情发展成《安娜贝儿》。

丢失的玩偶很快就出现了，就在Leda的包里，她坐进车里发现玩偶在自己包里的眼神跟观众的眼神一样是惊讶和意外的——这说明她是在慌乱中把玩偶塞进了自己的包里，那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她怎么不赶紧给人家还回去啊？

导演在这里有意和观众“做对”——因为这个玩偶对Leda而言太重要了。

Leda小时候的玩偶名叫“Mina”，而当年轻的Leda把这个玩偶交给自己的女儿Bianca后，却因孩子在玩偶上面乱画而迁怒，随将玩偶扔出窗外，并摔了个稀碎。

所以当中年Leda第一次在沙滩上听到Nina这个名字时，她便将这个名字顺手记在了自己的本子上，由此导演也给之前Leda的“反常行为”做了第一次注解。

一个无意识的行为令Leda意外得到了Elena的玩偶，于是她将这个玩偶视为了自己的“Mina”。

所以她开心的招呼来海滨小屋暑期打工的小哥哥Will一起晚餐，并在席间向对方讲述了自己的两个女儿，她一改之前面对孕妇时讳莫如深的态度，宛如两个女儿和自己关系很正常的样子给Will讲的十分动情。

而后的剧情中更是处处表现她对这个玩偶的爱恋与不舍。

她抱着玩偶一起睡觉，她去儿童店给玩偶买新衣服鞋子，即便是因被海水泡过而从玩偶嘴里冒出的蛆，也被她清理掉了——这跟影片开头她看到落在枕头上的飞虫而害怕的行为可是截然不同的。

当然也有因看到寻物启事后想要把玩偶还回去的纠结。

但却又因偶遇Nina和Will搞婚外情，继而联想起年轻时自己出轨的行为而作罢。

还有在儿童店遇到Nina和孕妇后，同样因联想起年轻时自己对待两个女儿的种种行为，而一度崩溃。

影片整个后半部分，除了回忆的穿插，几乎都着墨于Leda的不安与恐惧、纠结与崩溃。

当她终于想做一个称职的母亲，去好好照顾自己的女儿们，陪伴她们一起长大时，她已经没了机会，她看到Nina就像看到年轻时的自己，她想更多的劝导Nina但她又无法这样做，因为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人生和活法的权利，她无疑是影片里最尊重这一点的女性了。

所以她只能将Elena的玩偶据为己有并拒绝归还，以求得部分独处时刻的心灵慰藉。

当然也因为她和Nina袒露心扉，从而将压抑多年的情绪释放出来了一些，但也因此差点殒命。

在某个时刻，Leda可能觉得Nina能够觉醒，同时也希望Nina永远不要觉醒，她面对自己和面对Nina时的心态是一样纠结和不确定的。

然而，人生总是无法兼顾所有，Leda的痛苦和无助，正是普世间大部分女性曾面临过、正在面临、或将来终会面临的。

所以回到片名：The Lost Daughter，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丢失的” 女儿们，或者“被母亲遗弃”的女儿们，因为无论Bianca、Martha现在实际过得怎么样，我们都无法否认，在Leda的认知中，她就是将自己的女儿们弄丢了。

否则，她根本不会那么痛苦。

奥利维娅·科尔曼的演技时刻4、和解其实，我更相信，真实的故事在上一段结尾就应该结束了。

但影片还是给观众留了个更温和的结局————Martha：“妈妈？

我给你发了很多短信，我以为你死了！

”Leda：“死了？

不！

我还活着～”文 / Done_ 禁止转载。

该片OST很赞，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一直单曲循环着这首歌曲👇Leda(from"TheLostDaughter"soundtrack)专辑：The Lost Daughter (Soundtrack from the Netflix Film) 歌手：Dickon Hinchliffe 作曲 : Dickon Hinchliffe

Leda，大学教授，专精比较文学，拖着装满书的几个大箱子，一个人来到希腊小岛度假。

管理房子的是老实善良的中年人Lyle。

不知因何而独自出行的中年女子，遇到适龄男子，总感觉要发生点什么。

偏偏这片海滩上勤工俭学的Waiter Will专业和Leda也基本对口。

年下之恋貌似也是不错的选择。

而突然到来的一大家子美国人，打破了海滩的平静，愤怒有余的Leda拒绝为他们提供方便，却被其中的年轻妈妈Nina所吸引。

眼神随着摄影师的镜头在Nina的身上游走，由上至下，再折返过来。

这可是《五十度灰》Dakota Johnson，请发挥你的想象。

莫不是导演为我们准备了一场禁忌之恋？

无论哪种，旅行中不发生点氤氲暧昧的事情，无疑是平淡且灾难性的。

然而Leda却并没有选择主动出击，她沉浸在自己的回忆里。

年纪轻轻成了两个娃的母亲，印象中甜蜜的亲子时光被她们不停哭闹，不断要求变成了午夜梦魇。

人生最愤怒又无能为力的事情就是面对自己小孩的无理取闹了吧。

损毁你最珍视的东西而毫无悔意不过是件小事，因为就连你自己也不过是他们的大玩具而已。

伤害你或你的身体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场游戏。

心中的巴掌举起来，现实中的膝盖跪下来，戴上耳机可能是她当下唯一自救的方式。

然而有人却不以为意，理所当然的扒下她的耳机，是那个经常缺席，留她自己困兽般独自战斗的人。

是什么赋予他这样的权利？

看到她独自旅行，Lyle就断定她很孤独，主动关心却没有意识到搅扰了Leda的晚餐；躲到电影院被一群肆意喧闹十几岁男孩打扰，直到一位陌生男子出声制止，他们才平息下来。

显然男性的权威比女性的千言万语管用太多了，也正是这样的环境潜移默化间暗示女性想要被看到听到，想要掌握一定的话语权，依附于一个男性可能是条捷径。

如果只苛责异性之间的不平等与不理解有失公允，那么同性之间理应心照不宣。

海滩正面遭遇Nina的姑姐Callie，对方挺起骄傲的孕肚，有那么一点炫耀似的询问Leda：你一个人旅行是不是没有孩子？

得知Leda的孩子已经成年，又问：你一定很想念他们。

似乎对Leda本身并不是那么感兴趣。

还记得Leda出场时怎么介绍自己的吗？

我是个教授，来自Cambridge，离波士顿不远。

实际上是低调的告诉你：我是哈佛人。

你不能指望一个以孩子来界定自己价值的女人理解什么叫做：Kids are crushing responsibility，就像不能期待点石成金煎水成冰。

哦，Leda，Leda，Leda.上一次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还是在希腊神话里。

宙斯以天鹅之身诱惑了凡间女子勒达，勒达诞下两只蛋，分别是双生子和双生女。

这对女孩之一就是以倾国倾城之貌倾倒特洛伊城，结束英雄时代的海伦。

所以，作者想要表达什么呢？

Leda, Nina, Elaina, Martha, Bianca, Minna， 这里出现的一串名字是不是又暗含着什么密码？

人们常常将“母性”看作是刻在女性基因里的东西，却常常忽略她们真实的需要，哪怕仅仅是一点独处的时间。

无论在何种文化背景之下，孩子都是上天的恩赐，天真烂漫或者恣意放肆都只是做了一个孩子会做的事，没人相信天使的背面是魔鬼。

而作为一个妈妈意味着你必须常年如一日高质量的包容与输出，才仅仅能够达到合格的水平，无论伴侣是否参与。

世界从来都只是围绕男性旋转，但对“母亲”的期望却高企不下，甚至女性自己也对此深信不疑，那些胆敢对抗社会规则人因此背上了“坏妈妈”的名号，或者“根本不配做女人”。

原作者Elaine Ferrante读过导演Maggie Gyllenhaal的改编剧本后明确表示，只有她亲自指导，她才同意作品改编成电影。

是惺惺相惜？

我不知道，但是Maggie本人凭借此处女作斩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剧本奖确也实至名归。

电影本身平铺直叙，没有任何倾向，缺少爆点，甚至每个角色出现的时候都敌我难分。

面对没有把握的事情，我们都倾向于臆测。

就像我们以为Leda对于Nina迷恋是同性之间的欣赏，又或者是来自一个母亲对于女儿的关怀。

而实际上Leda只是希望Nina看清自己，趁一切还来得及，因为None of these is gonna pass。

不甚明朗的结局和Nina过激的举动说明她并不理解Leda，如她自己所说：生活中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只能说，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

PS：Jack Farthing今年喜提两个最窝囊的角色，《Spencer》里他是查尔斯，《Daughter》里变成了Joe，明明也可以算作是美男…

在刚刚过去的第78届威尼斯电影节上，主竞赛单元就有三部与“母亲”有关的电影：佩德罗·阿莫多瓦（Pedro Almodóvar）的《平行母亲》（Madres paralelas），把抱错孩子又相恋这样一个听起来有点狗血的故事融入到生命的传承和历史伤痛中；奥黛丽·迪万（Audrey Diwan）的《正发生》（L'Événement）带着强烈的痛感展示了一个60年代的残酷堕胎故事，最终斩获金狮奖；相比之下，玛吉·吉伦哈尔（Maggie Gyllenhaal）的《失去的女儿》（The Lost Daughter）则显得有点普通，影片讲述了一个非典型妈妈的故事，曾经她和丈夫离婚，三年不见女儿，如今功成名就，也孑然一身。

一直以来，影像中的母亲都被看作是社会征候的显影，因此最被关注的也是其作为社会形象的价值和意义。

但即使只作为符号，“母亲”也不该像唐三藏一样被圈禁在指定范围里。

成为母亲，首先意味着具体的身份冲突，同时，母亲将要遭遇的困境也隐含了结构性的社会观念冲突。

因此，矛盾冲突而不是整合统一，或许才是理解母亲的关键。

这也是近年来母亲题材内转的方向：做母亲还是不做母亲，这可以是个问题。

《失去的女儿》改编自埃琳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的同名小说，尽管对熟悉费兰特作品的观众而言，这样的主题并不让人意外，但吉伦哈尔的改编和执导还是让这个故事更有挑战性，也更出彩。

凭借这部相当优秀的作品，吉伦哈尔收获了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剧本奖，第87届纽约影评人协会奖最佳首作奖，并提名第79届金球奖电影类最佳导演。

主演奥利维娅·科尔曼（Olivia Colman）也在《宠儿》（The Favourite）之后再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但对观众来说，观看这样的非典型故事却又是个挑战。

该片的豆瓣评分为7.5（11348人评分），IMDB评分则仅有6.7（52771人评分），更有趣的是烂番茄网（Rotten Tomatoes）的反馈，专业影评人给出的番茄指数高达94%，而观众给出的爆米花指数则只有48%[1]。

也就是说，当我们说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时，主要指的是影评人的标准，对观众而言，这完全不是一部好看的爆米花电影。

在这部影片中，母亲既不是我们熟悉的政治隐喻（伟大的祖国母亲），也不是很好理解的社会身份（为家庭牺牲奉献的母亲），而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症状——作为母亲的莱达竟然完全不像母亲。

一大学教授莱达拖着一大箱子书独自前往海滩度假，不喜交际的她享受着这种离群索居的悠闲生活。

可突然到来的大家族却打破了这种宁静，为了聚会他们打算重新规划海滩。

莱达拒绝配合换位置，与之产生摩擦，同时却又被大家庭里的年轻妈妈吸引，妮娜母女总让她想起过去。

故事到这里再起波折，妮娜的女儿埃琳娜走丢，莱达帮忙找回孩子，却又顺手拿走了她的玩偶，失去玩偶的小女孩日夜哭闹。

莱达明知妮娜一家被丢失的玩偶搞得焦头烂额，却始终没有归还。

当她终于把修整之后焕然一新的玩偶还给妮娜时，妮娜怒不可遏，用莱达送的帽针捅了她。

莱达连夜驾车离开，影片的结尾又回到了片头，身着白衣的莱达倒在海滩上。

次日清晨，她醒来，在海边一边削橘子一边给女儿打电话。

似真似幻中，影片结束。

影片中，莱达的举动常常让人感到费解，当这些举动和母亲的身份叠加在一起时，就更显奇怪。

假如换成其他人，把玩偶藏起来不过就是让人讨厌的恶作剧而已，但一个母亲这么做，就让观众觉得难以解释——她为什么这么做，她是不是不正常？

产生这种疑问当然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在此之前，我们所面对的影像中的母亲形象总是处于一种清晰的叙事逻辑中。

弗谢沃罗德·普多夫金（Vsevolod Pudovkin）的《母亲》（1926）改编自高尔基同名小说。

影片塑造了一个经典的母亲形象，她在苦难中从无知走向革命，用爱和信念接过儿子的旗帜。

这种觉醒也成为20世纪女性启蒙的经典模式，在伤痛中成为革命者。

如果说革命的母亲具有时代限定性，那么我们更熟悉的还是传统的地母形象，大地母亲既是最为古老的女性原型形象之一，也是民间观念对母亲角色的全部期待，她要承受一切，包容一切，让自己成为孕育家庭的养分。

国产影视剧中最有观众缘的母亲通常都是这样的形象。

与无限包容相对的，是《告白》（2010）和《金福南杀人事件始末》（2010）中忍无可忍绝地反击的“复仇的母亲”，如果法律不能保护自己和孩子，那就亲自来制定惩罚规则。

当一个母亲决定惩罚凶手，她将比凶手更残酷。

从这个意义上说，“复仇的母亲”是以另一种牺牲表明了残忍与伟大乃是一体两面。

相比之下，近年国产影视剧中的“剥削的母亲”则彻底宣告了母亲形象的坍塌。

如果说电视剧中的妈妈主要是物质剥削——《欢乐颂》（2016）中的樊胜美妈妈，《都挺好》（2019）里的苏明玉妈妈，《安家》（2020）中的房似锦妈妈——让女儿为家庭造血，越优秀越值得压榨；那么电影中的妈妈则更多体现了情感剥削——《柔情史》（2018）、《再见 南屏晚钟》（2019）、《送我上青云》（2019）、《春潮》（2019）等影片中的妈妈——她们不仅不能再给予家庭力量，反而成了情感包袱和控诉对象。

提出两条粗疏的线索并不是为了论证母亲形象如何具体变化——在这里也不去探讨变化背后的征候性，比如残酷母亲的形象目前主要集中在东亚影像中——而是想通过变化来指认形象的结构性：无论如何变化，母亲都始终处于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结构中。

也正是这种结构性，让我们得以准确地理解银幕上的母亲，无论她处在哪一个位面，至少都表明了一点，一个母亲不会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该干什么，而观众也总是通过干了什么来审视她们。

不同的是，莱达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正如费兰特在小说中写到的，“最难谈论的事情是我们自己也无法理解的事情”[2]。

神秘作家费兰特享誉全球的知名度来自于《那不勒斯四部曲》，HBO将其翻拍成了爆红电视剧《我的天才女友》（L'amica geniale）。

与女儿们大受欢迎的成长不同，妈妈们的内心世界却很少被关注，也因此，难以被纳入类型化的影像表达中。

在《失去的女儿》之前，费兰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讨厌的爱》（L'amore molesto）也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

在费兰特的笔下，塑造母女关系的其实不是彼此，而是强大但却隐身的历史和暴力，在失去母亲之后，女儿才终于明白了这一点。

费兰特想要表现的正是这种对母亲的无视，正如她所喜欢的作家艾尔莎·莫兰黛(Elsa Morante)所做的：“没有任何人，包括母亲的裁缝会想到，母亲会有一具女性的身体……（以男性第一人称写作）这种伪装的目的就是通过文学，实现母亲的裁缝无法完成的工作：把母亲的形象（死去的母亲、农奇亚蒂娜、同性恋父亲）从包裹里拯救出来……让母亲本来的身材显露出来，讲述女性体验中没有讲述过的东西”[3]。

把母亲还给自己，这大概是玛吉选择费兰特作品的真正原因。

但电影与小说又截然不同。

小说的第一人称视角能让读者迅速了解人物内心，但对电影而言，除非借助旁白，否则无法直接转译。

电影更常采用的办法是通过叙事突显因果，通过逻辑理解人物。

正因为如此，吉伦哈尔的改编才显得大胆，如果按照时间顺序完整讲述莱达的经历，那么这个人物形象将更清晰，当下的故事或许也会更有张力，但是玛吉没有这么做，她把莱达的故事仅仅限定在海边度假。

两个小时用来讲述一个人的一生或许太短，但用来讲述一种体验却足够长，在理查德·布罗迪看来，正是这种大刀阔斧的削减让《失去的女儿》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元电影”：把女性的生命体验还原到微妙的细节和深刻的经历中。

这恰恰是当下电影所缺乏的。

[4]虽然都改编自费兰特的小说，但《失去的女儿》和忠实原著的《讨厌的爱》完全不同。

这种不同不在于取舍了多少，而是取舍本身就是一种重塑。

因为无法把莱达放入既有的形象谱系中，所以我们反复追问，为什么她要把玩偶藏起来，她到底爱不爱自己的女儿？

顺着这样的疑问，叙事的合理性被放到了第一位：莱达可以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观众却必须知道答案，否则这就是一个失败的故事。

但影片从未解释莱达的行为，这种不解释与其说呼应了费兰特所说的“自己也无法理解”，倒不如说是一种更彻底的回答：把母亲从叙事中拯救出来，面对她的症状。

因此，读解（read）莱达的症状而不是解释（explain）她的行为，就成了观看这部影片的关键。

二要解释莱达的行为，就得把她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再从这个位置出发追问是什么塑造了形象，是什么促使她这样做。

于是，影片中的回忆就成了唯一的线索，我们从中寻找因果关系。

长期以来我们都凭借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解读人物，但这一方式在这里却恰恰构成了障眼法，因为母亲的全部秘密并不在于形象背后有什么，而在于形象本身是什么。

如果说只有当一个母亲服从于母亲叙事，她才能被我们理解，那么莱达真正让我们迷惑的恰恰不是她做了什么，而是她没做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对母亲的解释其实都是误读，因为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背后真正有什么。

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正是为了给母亲带上一张合适的面具，面具能帮我们回避来自母亲的真实面庞——危险的无意识。

钟孟宏的新作《瀑布》（2021）也讲述了一个让人压抑的母亲故事。

正是这样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一旦母亲失去面具，生活将变得如何不可理解，如何恐怖。

疫情之下，女儿和妈妈轮流成为病人，只不过女儿被隔离的是身体，妈妈被隔离的是精神。

自从患上思觉失调症，妈妈就成了家庭的恐怖之源，幻想和现实的界限变得模糊。

“瀑布”既是妈妈思觉失调发作时脑中出现的声音，也象征着母女关系的张力和涌动。

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母女争吵场景里，灯下的女儿和暗处的妈妈形成鲜明对比，一如失衡的母女关系，摘下面具女儿可以释放，妈妈则只能崩溃。

妈妈生病之后，母女关系重新流动，女儿开始成长为“母亲”。

女儿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通过精神病的症状来重新理解妈妈，就像我们也从来没想过，恰恰是变化莫测的无意识而不是精心编码的意识，才是理解母亲的关键。

来自母亲的无意识之所以危险，就在于它的不合情理和不可预测，面对偶然泄露的伪装，斜目而视或许能发现端倪，一旦主动捕捉，反而成了对母亲形象的再次框定。

2021年春节档，贾玲带来了她追忆母亲的导演首作《你好，李焕英》，这个感人的故事最终收获了54亿票房，让贾玲出道即巅峰，成为全球单片票房最高女导演。

在母亲李焕英发生意外的弥留之际，女儿贾晓玲穿越回了母亲的青春时代，她决定帮李焕英改变命运。

几经波折命运依旧，在离开之际她才意识到，不是她在帮助李焕英，而是李焕英一直在成全她的帮助。

对于重视家庭伦理且崇尚地母精神的中国观众而言，李焕英对女儿的爱与包容让人很难不动情。

但问题也正在这里，看起来影片最动人的就是李焕英对贾晓玲知情不报的“再次付出”，但真正的重点却在“知情不报”，对于女儿而言，母亲的付出只能是也必须是无言的。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完全按照女儿的意愿重新讲述的母亲故事，也是一个排除了母亲的母亲故事。

在这里，想象母亲如何伟大透露的恰恰是女儿的无意识，妈妈请你像从前一样，再为我牺牲一次吧。

与李焕英迥然不同的是，在《失去的女儿》中，莱达是一个没有女儿的母亲，女儿只在她的回忆里、描述里和手机里。

有意思的地方正在这里，没有母亲的母亲故事激发了广泛的共情，每个人都可以在影片中找到打动自己的细节，没有女儿的母亲故事却疑点重重，面对莱达这样一个不可靠叙述者，观众更想做的还是破案：面具为什么不见了？

这种对比恰恰说明了母亲的处境，与其说母亲总是处于某种关系中，不如更准确地说，母亲总是对象性的，服从母亲叙事就是成为欲望对象，只有成为欲望对象，才能召唤属于自己的孩子。

如此一来，还有归还母亲主体性的可能性吗？

这或许是吉伦哈尔和莱达共同的疑问。

这也是莱达症状的真正由来，为了拒绝成为欲望对象的母亲，宁愿释放“本它”[5]，让面具背后的另一个我显影。

到这里，我们虽然理解了莱达的不同，但偷拿玩偶的一系列行为仍然有待进一步解读。

影片中给埃琳娜带来陪伴和安全感的玩偶，一旦到了莱达手里，就成了诡异之物（the uncanny）。

无论是从玩偶中爬出的虫子、流出的黑水，还是莱达对待玩偶的方式——她不过是像埃琳娜一样，让玩偶成为了自己的陪伴物——都让人察觉到一种诡异的氛围。

但显然，诡异的并不是玩偶本身。

玩偶之所以能触发诡异，是因为它暴露了莱达的被压抑的爱正在以这种诡异的方式向她回归。

这也是诡异物的真正含义，它原本不过是普通之物，只因为承担了无意识的伪装才压抑变形，显得诡异。

相比藏玩偶，更值得琢磨的是反复藏玩偶，即使被管理员看见了，莱达也没有第一时间归还，归还玩偶的那一刻总是被延迟。

也因此，我们需要为莱达的症状重新正名，她并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是始终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也就是说，掩藏玩偶的强迫性重复（compulsive repetition）才是莱达真正的症状。

通过回忆我们得知，莱达曾经把自己儿时心爱的玩偶作为礼物送给大女儿，但大女儿却因为得不到关注，就把玩偶看作母亲的替身加以报复，用彩笔画得乱七八糟。

暴怒的莱达为了惩罚女儿把玩偶扔出窗外，玩偶碎了一地。

如果把从海滩带回的玩偶看作是被摔碎玩偶的替身，那么清洗的确是一种象征性修复，我们猜测莱达也许希望再次回到那个现场。

但更重要的是，清洗并不是终点，在妮娜一家到处找娃娃，家族众人对她充满敌视的情况下，莱达还是冒险去店里买了物料，给娃娃换上了新的衣服。

焕然一新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把玩偶还给自己，而不是女儿。

只有以莱达为目的，我们才能重新审视带走玩偶的真正意义。

带走玩偶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召回新手妈妈的焦虑，这才是莱达想回到的现场。

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反复回到创伤场景虽然不合情理，但仍然是符合快乐原则的，只不过是另一种变体：通过不断重返，主体把被动创伤变为主动体验，从不可控变为可控，从不愉快变为愉快。

也就是说，莱达想要回到现场的原因，也许和我们预想的正相反，要修复和控制的不是女儿的创伤，而是作为母亲的自己。

失去的女儿到底是谁，是影片留给我们的最后疑问。

很多分析认为这是一个多重关系的指代，在每一对母女关系中都有一个失去的女儿，对茫然的莱达而言，这个女儿其实是她自己。

这么说当然没错，只是或许仍然难以抵达没有面具的真相。

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失去的女儿”并没有任何隐喻，在摔碎玩偶的那一刻莱达和女儿都遭遇了情感危机，那一刻她的确失去了女儿——失去了对女儿的控制，也失去了对女儿的依恋——这让她感到十分遗憾。

但更遗憾的是，她并不后悔。

莱达既没有后悔成为母亲，也没有后悔在那一刻离开女儿，这才是故事的残酷真相。

这也是我没有沿用豆瓣译名《暗处的女儿》的原因，让母亲离开隐喻，或许能看到更多。

莱达和妮娜之间的互相吸引在影片中也耐人寻味，如果我们把莱达对妮娜的关注看作是母亲之爱的移情，那么妮娜对莱达的诉求仍然是欲望对象的投射，因此这种召唤注定失败。

归还玩偶的惨烈场景也向我们说明，摔碎的玩偶已不可能再还给女儿，只能还给自己。

但问题也在这里，一个离开女儿的母亲，在我们原谅她之前，她可以自己原谅自己吗？

这或许是《失去的女儿》留给观众的真正难题。

此时此刻回头再看莱达，或许我们可以赞同齐泽克，“享受你的症状吧！

”（Enjoy your symptom！

）。

本文已发表于《戏剧影视评论》2022年第3期注释：[1] 数据查询时间为2022年4月2日。

[2] Elena Ferrante, The Lost Daughter. New York: Europa Editions, 2008. Translation by Ann Goldstein.[3] [意]埃莱娜·费兰特：《碎片》，陈莹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8页，第44页。

引用版本来自得到电子书。

[4] Richard Brody, Maggie Gyllenhaal’s “The Lost Daughter” Is Sluggish, Spotty, and a Major Achievement, https://www.newyorker.com/culture/the-front-row/maggie-gyllenhaals-the-lost-daughter-is-sluggish-spotty-and-a-major-achievement, 2022-1-3.[5] 弗洛伊德的著作The Ego and the Id通常被翻译为《自我与本我》，但近年来已有译者提出译作“本它”更接近id的德语原文Es，也更能突显自我对本它的“入侵”。

参见《死亡是生命的目的：弗洛伊德导读》，唐健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82页。

在众多我看过的关于女性主义的电影中，这部是我认为最直面女性困境的一部，它的精彩程度故事构架和对女性问题的迎头痛击让我陷入了和电影一样的混乱和思考。

故事里的女性不伟大甚至自私，但我却认为这正是人类的复杂和很多女性正在面临的问题：当我的身份转变，意外的成为了母亲，我要如何抉择自我和母亲的角色？

是否，女性作为一个个体，不可以自私？

故事中不只一对母女，最直接的是女主和她两个女儿尤其是大女儿，她触景生情的妮娜和她的女儿，以及藏起来的女孩和娃娃，即将成为母亲的卡莉和女主与她的母亲。

这些女性的关系的纠缠和延续是故事的主线，穿插进来的是丈夫的失能，意外的心动和他人的凝视。

电影用碎片化的故事，摇摆的镜头，塑造了极为立体的却不常在影视作品中出现的母亲的样貌：她年轻貌美还有未竟的事业，她对事业专注或对自己更专注，对孩子却耐心有限；她有需求有欲望需要释放也会需要爱和刺激；她爱孩子但更爱自己，她会在年轻的时候选择离开，也会在年迈的时候为此后悔试图挽回……

都说她也是第一次当妈妈，也都在说她当妈前是小女孩，但这些似乎都是在一个“妈妈本应伟大无私奉献，她没做好”的前提下劝孩子原谅的逻辑。

所以她究竟做错了什么？

或许只是因为成为母亲之前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吧，可是好像也都在宣传做母亲多开心做妈妈多伟大，却也没人真实的讲述过生活中细碎的崩溃的绝望。

有快乐吗？

当然有，全家一起开心大笑，远行回家抱着孩子亲吻的样子都不是假的，但痛苦也是真的，累积的伤害也是真的。

这部电影在我心里是一种技术上的成功，如此压抑的题材，对母亲形象颠覆性的讨论和探索，对女人立体化的建立，和温柔的颜色画面，摇晃的镜头和特写配合下，像一根箭直接扎进我心里。

我哭不出来，但我也回不过神。

我想我要歌颂这样的作品，它让我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直面人性的复杂，不要以偏概全的为一个人盖棺定论的重要性，也让我一次又一次思考，女性和母亲这两个词汇的意义。

像清明上河图一样清晰、具体和完整。

你相信吗？

妈妈是可以不爱孩子的，甚至可以讨厌孩子，甚至恨自己的孩子。

不爱也没有关系的。

费兰特三十多年来执着于在写作中探索母女关系，布娃娃的意象在ta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不仅仅是女儿的化身，也凝聚着南泉社会赋予我们的身份。

偷来的塑料娃娃，嘴里流出粘液和蛆。

这幅了娇小美丽但了无生气的躯壳，就像我的女儿，她即将步我的后尘，在家庭——这黑色的粪坑里沉沦——我好不容易才从这里爬出去。

在眼泪干在脸颊上之前离开家。

--抛弃你的孩子们生活，你有什么感觉？

--fucking amazing.偷情的话要用非母语（意大利语）说出来。

她已经结婚了，所以不能由他来主动吻她，他要等她，一个有夫之妇，由她来主动吻遍他全身，引导他进入她，他才不算失德，他才可以放过自己。

Aka 知识分子如何体面地偷情。

费兰特笔下的女性还没能够脱离与男性的关系而存在，她们是母亲、女儿、妻子、情人、姐妹等，我想到杨荔钠导演的作品，里面的女性已经可以不需要依附于男性给予她们的身份而真正独立存在，杨导那句“我对所有的男性不感兴趣”仿佛仍在耳边。

观看不同时期女性创作者的面向，就足够令人振奋了。

近几年，欧美掀起的 MeToo 运动使女性的觉醒意识不断抬升，而随着这股运动风气吹到影坛，一系列描写女性独立自主、反抗命运和刻板印象的影片接踵而至，光在去年三大电影节上，类似的作品已层出不穷：《圣母》《平行母亲》《斯宾塞》，而当中最瞩目的莫过于一举拿下戛纳影后的《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挪威女演员雷娜特·赖因斯夫饰演一位北欧现代女性，其反复无定、不遵从现实的自由个性，彻底颠覆了传统观念中的女性形象。

而无独有偶地，另一部入围威尼斯竞赛的《暗处的女儿》也不遑多让，刻画了一位不寻常的母亲，其形象和行为更是与好母亲相去甚远。

影片改编自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小说，她的成名作《我的天才女友》相信已为广大读者和影迷所熟悉，她极其擅长书写女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而这部影片则将矛头指向了母亲这个百看不厌的角色，挑战其传统刻板的形象，让人反思母亲的身份和职责意义。

女人往往要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才能获得认可和尊重，这种刻板印象显然是男权社会施加在女性身上的一道枷锁，而女性也有意无意将自己困在这种角色里，难以跳出桎梏做回真正的自己。

虽说这是好莱坞著名女演员玛吉·吉伦哈尔的导演处女作，但是作品大胆颠覆了母亲伟大、无私奉献、含辛茹苦等光辉形象，利用各种隐喻符号、意识流的闪回镜头，以及深思熟虑的镜像人物关系，拼贴出一位不寻常的母亲。

女主角是一位中年教授，她年轻时结婚生子，对管教女儿不耐心，为了事业丢下孩子多年，婚内出轨别的男人，搞得家庭破碎……这种有意转换性别的角色设计让人对女性肩负的重担有所体会。

如果发生在男人身上，这些事根本无足挂齿，而换做是女性，社会压力和母性本能双重责任的叠加，给她们提出了两难的选择：要么放弃事业专心做全职太太，要么选择放弃婚姻家庭，勇敢追求事业和理想。

而违背主流选择不走寻常路的母亲，往往承受意想不到的压力，即使是在事业成功后，依然摆脱不了对子女的愧疚。

从女儿到妻子再到母亲，女性在人生阶段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影片用几个镜像的人物来阐述自由女性在人生选择上的相似点。

沙滩上偶遇的少妇与年轻版的女主角颇为相似，也疏于看管女儿而导致其走失。

而小女孩丢失的玩偶娃娃则成功串联起这几个人物，还淋漓尽致展示出女主角为弥补对孩子的感情而陷入病态疯狂的行为。

既然是描绘不正常的母亲，影片同样采取不寻常的叙事方式。

这表面上是一部轻松惬意的度假类型片，却以不可靠的叙事者制造出虚实难辩的悬疑感，比如常常挂在女主角嘴边的两个女儿，孰真孰假始终模棱两可；黑帮家族在海滩上出现后的情节，则不断在这个优美的南欧小岛风光里增添上猝不及防的惊悚感，导演故意将两者的矛盾处理成一部惊悚悬疑类型片，从沙滩上的火药味，到舞会上的监视，再到电影院里的骚动，女主角的遭遇让人看得心惊胆战。

奥斯卡影后奥利维亚·科尔曼的演技老练精准，不动声色的演绎地演绎出一场暗流汹涌的心理剧，而年轻版的杰西·巴克利的表现毫不逊色，这位去年以《我想结束这一切》而崭露头角的爱尔兰女演员相信会有更耀眼的代表作。

还有几个小时，2022年奥斯卡就要拉开帷幕了，玛吉·吉伦哈尔导演的长片处女作《暗处的女儿》在拿下包括威尼斯、金球等多项提名及荣誉后，又获得奥斯卡三项提名：最佳改编剧本（玛吉）、最佳女主角（奥利维娅·科尔曼）、最佳女配角（杰西·巴克利）。

首次执导就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说不定以后大家提起吉伦哈尔，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脸庞是玛吉而不是杰克了。

《暗处的女儿》讲述了大学教授Leda（奥利维娅·科尔曼饰）在海边度假，目睹一个年轻母亲（达科塔·约翰逊）带着女儿和一家人度假的情景，使她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候被家庭所累离开两个女儿的往事....奥利维娅·科尔曼将一个母亲的愧疚、矛盾与不安演绎地丝丝入扣，当Nina问起她女儿小时候是什么样子时，Leda竟想不起来，“没有一个母亲不会记得自己的小孩。

”面对他人的道德指责，Leda只能选择逃避。

这种荒诞感让我想起《局外人》，儿子因记不得母亲去世的时间等“荒诞”行为被判有罪，成为了与格格不入的“局外人”。

影片里Leda抛下女儿追求精神和肉体的自由，她的举动有悖于当下世俗道德标准，因此同样被人所不解，她自己也因缺席女儿的童年时光而难以释怀。

虽然现在男女平等的呼声很大，但是女性因拥有生育能力，从古至今在家庭生活中都被认为应当承担更多抚养责任，人们对一个离家出走的母亲的谴责比父亲要多，单亲父亲也比单亲母亲更让人同情。

娜拉的出走之所以被人赞美是因为她有一个不幸的家庭，而Leda的出走则完全从自身角度出发，她是为了专心做学术，为了追求爱情而离开。

就算后来Leda取得了再高的成就，她也很难接纳那个最真实的自己。

说完了离家出走的母亲，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个离家出走的父亲。

这部小说很短，我用午休时间翻完的。

故事发生在一个炎热的夏季，一对老年夫妻度假回到家，发现家里被翻了个底朝天，丈夫私藏的情人照片也不翼而飞，到底是谁干的？

这个家庭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小说一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书信体，写信时间为多年前，妻子控诉了离家出走的无情丈夫；第二部分是丈夫的自白，叙述顺序为正述+回忆，丈夫讲述了他和妻子的晚年生活，以及年轻时候的出轨原因；第三部分则从女儿角度阐述，时间线回到现在进行时，揭秘了原来家里没有遭遇抢劫，这一切都是儿女为报复貌合神离、相互欺瞒的父母的“恶作剧”。

小说的结构很精巧，画面感十足，读者们就像法庭上的八卦记者一样先把话筒交给原告，再听被告怎么为自己辨护，最后两个证人意外出场，讲述了这场案件对他们造成的伤害。

精彩的结尾让这篇小说变得不落俗套。

我看书看电影一般不做计划，全屏直觉，读完《鞋带》这本小说的之后一天突然很想看文艺点的电影，就看了《暗处的女儿》，观影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两个故事的内核惊人的相似！

一个讲述离开的父亲一个讲述离开的母亲，且故事都发生在那不勒斯，《鞋带》这部小说里用“系鞋带”这个意向象征父亲与儿女的羁绊，《暗处的女儿》则用削橘子皮来代表母亲对女儿的爱。

电影里的众多闪回镜头和小说结构很相似，对女性的心理刻画也和小说一样细腻。

于是，我查了一下《暗处的女儿》的主创信息，才发现编剧之一是埃莱娜·费兰特，她就是写了著名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神秘作家，至今身份都是谜，有学者认为她是安妮塔·拉哈，也有最新研究认为很可能就是多梅尼科·斯塔尔诺内！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一下最新的研究报告《埃莱娜·费兰特是谁？

这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文学谜面》）。

在这之前我完全想象不到随手看的小说和电影竟然能产生这种联系，这种发现真让人愉快！

短评写不下，移步过来唠叨两句。

整体还可以，让我想起看《坡道上的家》的感觉。

育儿的窒息感，个体自我和母亲角色的冲撞，刻画的很好。

但我毫无科学依据地认为，影片有这么两点很不科学：1. 用小年轻提醒女主妮娜一家是坏人的对话，刻意对观众设陷，从而营造紧张压抑的氛围。

这个多此一举的操作，害我全程都在担心女主偷娃娃被发现，然后遭受攻击，变成悬疑犯罪片。

直到快看完我才意识到，那家人几次可怕的目光，不过是女主视角，是她内心心虚紧张的投射。

啥啊，玩我呢？

本来可以把女主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更丰富深刻，加了这句铺垫后反而让片子显得稚嫩不真诚。

2. 女主强烈情绪的底层逻辑令我费解。

都过去将近二十年了，如果如开头表现的那样，女主和女儿仍旧保持联系且关系亲密（毕竟烫了个头发都要跟她聊），就算愧疚一直压在心底，也不至于还这么沉重别扭吧，乃至动不动就湿了眼。

如果她果真失去了其中一个女儿（未可知），她的情绪也应该是妮娜找孩子的时候才爆发（勾起丢孩子的回忆），而不是一开始看到小孩一家就很不自在很难受。

也是有些刻意营造了。

以上种种，看完回味一下，感觉整部片有好几处都给我故弄玄虚的体验。

当然，都说了我是毫无科学依据地认为，希望可以蹲到一个科学的解释。

一位母亲所能做出的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

这个问题萦绕着埃琳娜·费兰特的所有小说，在她的第三部小说《暗处的女儿》（The Lost Daughter）中，它成了压倒性的核心主题。

48岁的比较文学教授勒达·卡鲁索在海边租了一套公寓过暑假，在那里她努力工作，并反思自己与两个女儿的关系。

她有没有辜负她们？

她在乎吗?（本文译自《新政治家》的文章“True cinema trusts in images: Elena Ferrante on Maggie Gyllenhaal’s The Lost Daughter"）在演员玛吉·吉伦哈尔的这部导演处女作中，勒达由奥利维娅·科尔曼和杰西·巴克利（在闪回中）饰演，两人共同捕捉到了书中的一些怪异和暴力：母性的粗糙边缘，以及其中残酷和愤怒的时刻。

这是费兰特的第一部英语改编电影，吉伦哈尔的剧本惊人地忠实于原著，结构上更像惊悚片，在今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剧本奖。

导演的选角安排更加不拘一格，其明星阵容还包括达科塔·约翰逊、因《正常人》而崭露头角的保罗·麦斯卡、艾德·哈里斯和彼得·萨斯加德（吉伦哈尔的丈夫）。

要将一本充满隐喻、讲述不可靠叙述者狂热梦想的书变成现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吉伦哈尔曾说，她第一次读到这部小说时，她想，这“多么令人兴奋和危险啊”，于是开始给费兰特写一封长信。

人届中年的勒达被在同一海滩度假的一个年轻女人（约翰逊饰）迷住了：一个坏妈妈注视着一个好妈妈，好妈妈宠爱着她的女儿，而女儿宠爱着她的洋娃娃。

小女孩短暂失踪后，勒达偷走了洋娃娃，给它买了新衣服，从它嘴里抽出一肚子海水和一条虫子。

洋娃娃是费兰特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隐喻——堕落的孩子，失踪的女儿。

这本书只有140页，具有费兰特后期作品中较少出现的清晰和克制的特点。

它也可以很有趣，吉伦哈尔和科尔曼倾向于这样做。

勒达屈服于她最离经叛道的冲动：她抛弃了她的孩子，毫不犹豫地欺骗了她的丈夫，偷了一个孩子的东西。

但她并不后悔。

“多可怕啊，这是为什么?”当勒达说她离开了她的女儿们时，一个女人问道。

她回答说：“我很累。

”吉伦哈尔在2018年获得了改编权，费兰特当时表示，她会让吉伦哈尔自由发挥：“我们在男性的笼子里待得太久了——现在这个笼子正在坍塌，女性艺术家必须完全自主。

”她补充说，她不会给男性导演同样的自由。

所以我开始问她和吉伦哈尔的关系是如何发展的。

《暗处的女儿》2018年，你写道“玛吉·吉伦哈尔是我喜爱的演员”。

你对她的作品了解多少，你们是如何合作的?埃琳娜·费兰特：在电影《秘书》之后，我想我几乎看了她在意大利上映的所有作品，包括电影和电视剧。

玛吉·吉伦哈尔很棒，她有一种独特的美，在银幕上的表现充满了智慧的能量。

当我得知她对《暗处的女儿》感兴趣时，我立刻认为她会做得很好。

我对此很确信，读了她的剧本后，我给她唯一的建议就是不要让自己被类型片（危机中的情侣、惊悚片、恐怖片）的规则所束缚，要坚持一种“略微狡猾的现实主义”。

遗憾的是，我们的来往太少了，不足以开始一段更复杂的关系，即使只是书信来往。

你还写道，吉伦哈尔可以自由地把《暗处的女儿》拍成她自己的——“即使她只是想把它当作自己创作冲动的跳板”。

她有多忠实于原著，或者说她的创造性如何?埃琳娜·费兰特：我通常避免根据电影对书的忠实度来称赞它。

一部好的小说是难以捉摸的，作为电影制作人，你不可能真正拥有它，你只是对它有了一个想法，然后你把这个想法付诸实践。

当然，这丝毫不能证明那些电影制作者是对的——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把一本书想拍成什么样就拍成什么样。

草率地低估小说的策略往往会导致混乱，结果是灾难性的，特别是在叙事方面。

那么，怎么样才称得上是一部根据好书改编的好电影？

它捕捉到了写作的每一个冲动，并找到了方法将其转化为影像。

这种努力需要的不是忠实，而是创造，而且往往是背叛。

我们的目标是抓住这本书的核心，或者至少是编剧和导演对它形成的想法。

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最不忠实的电影可能会神秘地接近原著。

吉伦哈尔就是这样。

她的电影看起来非常接近小说，正是因为它对背叛忠贞不渝：这是最有成效、最令人惊叹、最难以做到的一种忠诚，在生活中也是如此。

你最喜欢这部电影的哪一点？

在这个你自己的故事中，有没有什么地方给你不一样的印象?埃琳娜·费兰特：说实话，我喜欢整部电影。

吉伦哈尔拍出了真正的电影：她相信影像；没有画外音来帮助故事发展；对话是暗示性的；手势饱含感情，即使只是暗示；过去在此刻的闪现是令人信服的；一些小事件自然而然地引发了一种越来越紧张的氛围。

而且，她能将书中意象转化为有着自己风格的影像，这一点非常奇妙：闪烁的灯塔光束、一碗美丽却已经腐烂的水果、枕头上的蝉、削成蛇形的橙子皮、藏在洋娃娃肚子里的虫子，等等。

人物的每一个动作都是模棱两可的，揭开又藏起来，藏起来又揭开。

因此故事流畅，却又沉入其黑暗面，在内部挖掘。

是的，这是项了不起的工作。

片中有一个时刻——确切地说，有两个时刻——在我看来有一种罕见的强度。

在第一个时刻，年轻的勒达——杰西·巴克利饰演，我们不应该错过她的表情——向她困惑、惊慌的情人承认，她和女儿们的电话让她厌烦，也让她们厌烦。

第二个时刻，也是最可怕的时刻，由无与伦比的奥利维娅·科尔曼扮演的勒达，控制不住地哭泣着承认，当她离开孩子们时，她真的感觉很好。

这是这本书的核心，在银幕上，它以一种令人痛苦的力量冲击着我。

你说过这部小说比你的其他小说更冒险——你是在“没有救生衣的情况下冒险进入危险的水域”。

为什么这么说？

你重读过它吗?埃琳娜·费兰特：没有，自2006年这本书在意大利出版后，我就没有重读过它。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初稿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末。

但从2003年开始，我重写了很多次，我似乎不知道如何结束它。

长久以来，我一直觉得有必要讲述一个女人如何在巨大的痛苦中放弃自己的孩子，感到的不是内疚，却是轻松、全然的快乐。

我想描述那种喜悦感并没有消失，即使这个女人回到家，被她自己的矛盾打败，并在母职和工作之间寻求艰难的平衡。

但荒谬的是，作为叙述者，我自己却感到内疚。

我很不安，因为我在钻研那些素材，但我越想停下来，就越高兴地继续钻研下去。

这本书是以意大利南部为背景，而电影是在希腊拍摄的，由美国人执导，英国人主演，还有一个国际演员阵容。

你觉得改编过程中有什么得失吗?埃琳娜·费兰特：我刚提到的背叛就包括这些以及其他一些方面。

有些对我这个作者来说是痛苦的，它们可能导致叙述机制的严重简化，更糟糕的是，导致角色缺乏可信性，但这并没有发生。

在我看来，这部电影有一种力量，与地点变化以及“意大利风情”和“南方风情”的丧失截然不同。

你怎么看待奥利维娅·科尔曼对勒达·卡鲁索的诠释?埃琳娜·费兰特：你知道，当你写作的时候，人物的身体特征是确定的，但又是可变的。

词语可以界定某个东西，但也会使之模糊不清，这就是每个读者都把这本书当成自己的私人书籍的原因之一，甚至作者心中也有一个与出版版本仅有少部分重合的文本。

一旦把它拍成电影，事情就明显变得复杂起来。

电影是用身体制作的，而这些身体的特征不可避免地被明确界定。

另一方面，写作和阅读则跳过一些内容，明确另一些内容，并为不确定的内容留出广阔的空间。

吉伦哈尔打算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得承认，我当时想的是：她本人演勒达会非常合适。

后来我得知饰演勒达的是我非常喜爱的奥利维亚·科尔曼，我高兴极了，于是我逐渐摆脱了对吉伦哈尔版勒达的想像，谨慎地靠近科尔曼版勒达。

我时不时把它当做一项试验，等待电影的上映。

今天我可以完全自信地说，科尔曼是这个用影像讲述的故事的真正力量。

如果说闪回部分是如此自然地流动，这不仅因为巴克利很出色，也因为科尔曼赋予了勒达复杂的内心世界，没有任何想法、感觉或记忆不会在她的脸上、在她的眼睛里、在她的手势上闪烁，哪怕只有一瞬间。

是的，她是一个非凡的勒达。

还有没有其他表演让你印象深刻，或者让你感到惊讶的？

埃琳娜·费兰特：杰西·巴克利，她和科尔曼融为一体，跟两个孩子一起度过了难忘的时刻——更不用说非常艰难的时刻了。

但说真的，我对他们所有人都很满意。

达科塔·约翰逊和奥利维娅·科尔曼在勒达给尼娜别针的那场戏中尤其感人。

你有没有和别人一起在电影院观看过你的作品？

你有没有过冲动，想要公开说：“那是我的作品！

”就像你的某个角色可能会违背他们更好的判断那样?埃琳娜·费兰特：这种经历反复出现过。

第一次发生在25年前，当时我看了马里奥·马托内（Mario Martone）根据我的小说《讨厌的爱》改编的电影。

看到它极其感人——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电影界——我非常高兴，并为这个成果感到骄傲。

我喜欢这点，即这部电影源于我的作品，我经常向朋友和家人夸耀它。

但仅此而已。

《讨厌的爱》海报电影《暗处的女儿》与小说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在闪回中勒达的母亲缺席了，艰难的母女关系也没有出现。

你觉得遗憾吗?埃琳娜·费兰特：在吉伦哈尔选择的含蓄节制风格中，对母亲有短暂提及，还有母亲送给勒达的洋娃娃，在我看来已经足够了。

然而，我的确为这些缺失感到遗憾：勒达两次怀孕的差别，一次容易，一次困难；重点是与孩子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还有那个尽一切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完美妈妈的家族友人，羞辱了勒达；以及我故事结尾那句简短的话：“我死了，但我很好。

”不过，这部电影已经时长两个小时了，而且它本身就很好。

母性的黑暗、暴力背景仍然有力地浮现出现。

这个故事围绕一个失踪的洋娃娃展开，这也是“那不勒斯四部曲”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这个意象是从哪里来的?埃琳娜·费兰特：我想我玩娃娃玩得太久了。

甚至到了13岁左右，我还总是觉得它们是有生命的，很难与它们分开。

它们的象征意义是复杂的，可能在我写作时也在起作用，我不知道。

但在我的故事里，娃娃确实是我小时候的样子：不是玩具，而是我的女儿、我的朋友、我的敌人，有时是我的母亲，全都沦落到服从我的地步。

Netflix也在改编你的最新小说《成年人的谎言生活》（The Lying Life of Adults），将在那不勒斯拍成八集连续剧。

你会参与吗？

埃琳娜·费兰特：我的角色是阅读剧本，如果我觉得有必要的话，就会介入。

对几乎所有由我的书改编的电影作品，我都是这样做的，这是很费心费力的。

有时我对别人的作品很满意，有时我想自己从头写到尾，再重写。

但是，我想强调一点，我并不看守我的小说，我自己也经常提出书中没有的场景。

事实上，我希望有更多的创造。

我不能接受的是，在没有充分的、令人信服的理由的情况下，我的文本被颠倒过来，因此我坚持自己的想法，但主要是因为我担心影视化的版本能否取得成功。

总的来说，我的建议是一丝不苟、非常坦率的，这与其说是由于我的性格，不如说是由于我缺乏安全感。

参与剧本不是我的工作，我同意做这个是因为我很好奇，也因为我一直对电影充满热情。

我很快就意识到，也许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把你的期望建立在剧本上是有风险的，你必须等着看电影。

看初次剪辑版的那一刻是我最害怕的，是我最沮丧的时候，也是我最兴奋的时候。

但我想说的是，即使我在合作剧本时是个大麻烦，如果有什么东西能让我这个观众着迷，我就会被迷住，我对缺点是宽容的。

迄今为止，与我合作过的导演都知道这一点：马里奥·马托内、萨维里奥·科斯坦佐、爱丽丝·洛瓦赫、丹尼尔·卢切蒂。

我最喜爱的时刻——可惜很少——是电影将书籍从我心中抹去的时刻，那一刻我成为了观众，被银幕上的画面所吸引，爱上了电影，就像我一生中所不断经历的那样。

本文译自《新政治家》的文章“True cinema trusts in images: Elena Ferrante on Maggie Gyllenhaal’s The Lost Daughter"，发表于公众号“界面文化”。

原文链接：https://www.newstatesman.com/culture/books/2021/12/true-cinema-trusts-in-images-elena-ferrante-on-maggie-gyllenhaals-the-lost-daugh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