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斯基摩闯纽约

一位母亲所能做出的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

这个问题萦绕着埃琳娜·费兰特的所有小说，在她的第三部小说《暗处的女儿》（The Lost Daughter）中，它成了压倒性的核心主题。

48岁的比较文学教授勒达·卡鲁索在海边租了一套公寓过暑假，在那里她努力工作，并反思自己与两个女儿的关系。

她有没有辜负她们？

她在乎吗?（本文译自《新政治家》的文章“True cinema trusts in images: Elena Ferrante on Maggie Gyllenhaal’s The Lost Daughter"）在演员玛吉·吉伦哈尔的这部导演处女作中，勒达由奥利维娅·科尔曼和杰西·巴克利（在闪回中）饰演，两人共同捕捉到了书中的一些怪异和暴力：母性的粗糙边缘，以及其中残酷和愤怒的时刻。

这是费兰特的第一部英语改编电影，吉伦哈尔的剧本惊人地忠实于原著，结构上更像惊悚片，在今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剧本奖。

导演的选角安排更加不拘一格，其明星阵容还包括达科塔·约翰逊、因《正常人》而崭露头角的保罗·麦斯卡、艾德·哈里斯和彼得·萨斯加德（吉伦哈尔的丈夫）。

要将一本充满隐喻、讲述不可靠叙述者狂热梦想的书变成现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吉伦哈尔曾说，她第一次读到这部小说时，她想，这“多么令人兴奋和危险啊”，于是开始给费兰特写一封长信。

人届中年的勒达被在同一海滩度假的一个年轻女人（约翰逊饰）迷住了：一个坏妈妈注视着一个好妈妈，好妈妈宠爱着她的女儿，而女儿宠爱着她的洋娃娃。

小女孩短暂失踪后，勒达偷走了洋娃娃，给它买了新衣服，从它嘴里抽出一肚子海水和一条虫子。

洋娃娃是费兰特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隐喻——堕落的孩子，失踪的女儿。

这本书只有140页，具有费兰特后期作品中较少出现的清晰和克制的特点。

它也可以很有趣，吉伦哈尔和科尔曼倾向于这样做。

勒达屈服于她最离经叛道的冲动：她抛弃了她的孩子，毫不犹豫地欺骗了她的丈夫，偷了一个孩子的东西。

但她并不后悔。

“多可怕啊，这是为什么?”当勒达说她离开了她的女儿们时，一个女人问道。

她回答说：“我很累。

”吉伦哈尔在2018年获得了改编权，费兰特当时表示，她会让吉伦哈尔自由发挥：“我们在男性的笼子里待得太久了——现在这个笼子正在坍塌，女性艺术家必须完全自主。

”她补充说，她不会给男性导演同样的自由。

所以我开始问她和吉伦哈尔的关系是如何发展的。

《暗处的女儿》2018年，你写道“玛吉·吉伦哈尔是我喜爱的演员”。

你对她的作品了解多少，你们是如何合作的?埃琳娜·费兰特：在电影《秘书》之后，我想我几乎看了她在意大利上映的所有作品，包括电影和电视剧。

玛吉·吉伦哈尔很棒，她有一种独特的美，在银幕上的表现充满了智慧的能量。

当我得知她对《暗处的女儿》感兴趣时，我立刻认为她会做得很好。

我对此很确信，读了她的剧本后，我给她唯一的建议就是不要让自己被类型片（危机中的情侣、惊悚片、恐怖片）的规则所束缚，要坚持一种“略微狡猾的现实主义”。

遗憾的是，我们的来往太少了，不足以开始一段更复杂的关系，即使只是书信来往。

你还写道，吉伦哈尔可以自由地把《暗处的女儿》拍成她自己的——“即使她只是想把它当作自己创作冲动的跳板”。

她有多忠实于原著，或者说她的创造性如何?埃琳娜·费兰特：我通常避免根据电影对书的忠实度来称赞它。

一部好的小说是难以捉摸的，作为电影制作人，你不可能真正拥有它，你只是对它有了一个想法，然后你把这个想法付诸实践。

当然，这丝毫不能证明那些电影制作者是对的——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把一本书想拍成什么样就拍成什么样。

草率地低估小说的策略往往会导致混乱，结果是灾难性的，特别是在叙事方面。

那么，怎么样才称得上是一部根据好书改编的好电影？

它捕捉到了写作的每一个冲动，并找到了方法将其转化为影像。

这种努力需要的不是忠实，而是创造，而且往往是背叛。

我们的目标是抓住这本书的核心，或者至少是编剧和导演对它形成的想法。

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最不忠实的电影可能会神秘地接近原著。

吉伦哈尔就是这样。

她的电影看起来非常接近小说，正是因为它对背叛忠贞不渝：这是最有成效、最令人惊叹、最难以做到的一种忠诚，在生活中也是如此。

你最喜欢这部电影的哪一点？

在这个你自己的故事中，有没有什么地方给你不一样的印象?埃琳娜·费兰特：说实话，我喜欢整部电影。

吉伦哈尔拍出了真正的电影：她相信影像；没有画外音来帮助故事发展；对话是暗示性的；手势饱含感情，即使只是暗示；过去在此刻的闪现是令人信服的；一些小事件自然而然地引发了一种越来越紧张的氛围。

而且，她能将书中意象转化为有着自己风格的影像，这一点非常奇妙：闪烁的灯塔光束、一碗美丽却已经腐烂的水果、枕头上的蝉、削成蛇形的橙子皮、藏在洋娃娃肚子里的虫子，等等。

人物的每一个动作都是模棱两可的，揭开又藏起来，藏起来又揭开。

因此故事流畅，却又沉入其黑暗面，在内部挖掘。

是的，这是项了不起的工作。

片中有一个时刻——确切地说，有两个时刻——在我看来有一种罕见的强度。

在第一个时刻，年轻的勒达——杰西·巴克利饰演，我们不应该错过她的表情——向她困惑、惊慌的情人承认，她和女儿们的电话让她厌烦，也让她们厌烦。

第二个时刻，也是最可怕的时刻，由无与伦比的奥利维娅·科尔曼扮演的勒达，控制不住地哭泣着承认，当她离开孩子们时，她真的感觉很好。

这是这本书的核心，在银幕上，它以一种令人痛苦的力量冲击着我。

你说过这部小说比你的其他小说更冒险——你是在“没有救生衣的情况下冒险进入危险的水域”。

为什么这么说？

你重读过它吗?埃琳娜·费兰特：没有，自2006年这本书在意大利出版后，我就没有重读过它。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初稿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末。

但从2003年开始，我重写了很多次，我似乎不知道如何结束它。

长久以来，我一直觉得有必要讲述一个女人如何在巨大的痛苦中放弃自己的孩子，感到的不是内疚，却是轻松、全然的快乐。

我想描述那种喜悦感并没有消失，即使这个女人回到家，被她自己的矛盾打败，并在母职和工作之间寻求艰难的平衡。

但荒谬的是，作为叙述者，我自己却感到内疚。

我很不安，因为我在钻研那些素材，但我越想停下来，就越高兴地继续钻研下去。

这本书是以意大利南部为背景，而电影是在希腊拍摄的，由美国人执导，英国人主演，还有一个国际演员阵容。

你觉得改编过程中有什么得失吗?埃琳娜·费兰特：我刚提到的背叛就包括这些以及其他一些方面。

有些对我这个作者来说是痛苦的，它们可能导致叙述机制的严重简化，更糟糕的是，导致角色缺乏可信性，但这并没有发生。

在我看来，这部电影有一种力量，与地点变化以及“意大利风情”和“南方风情”的丧失截然不同。

你怎么看待奥利维娅·科尔曼对勒达·卡鲁索的诠释?埃琳娜·费兰特：你知道，当你写作的时候，人物的身体特征是确定的，但又是可变的。

词语可以界定某个东西，但也会使之模糊不清，这就是每个读者都把这本书当成自己的私人书籍的原因之一，甚至作者心中也有一个与出版版本仅有少部分重合的文本。

一旦把它拍成电影，事情就明显变得复杂起来。

电影是用身体制作的，而这些身体的特征不可避免地被明确界定。

另一方面，写作和阅读则跳过一些内容，明确另一些内容，并为不确定的内容留出广阔的空间。

吉伦哈尔打算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得承认，我当时想的是：她本人演勒达会非常合适。

后来我得知饰演勒达的是我非常喜爱的奥利维亚·科尔曼，我高兴极了，于是我逐渐摆脱了对吉伦哈尔版勒达的想像，谨慎地靠近科尔曼版勒达。

我时不时把它当做一项试验，等待电影的上映。

今天我可以完全自信地说，科尔曼是这个用影像讲述的故事的真正力量。

如果说闪回部分是如此自然地流动，这不仅因为巴克利很出色，也因为科尔曼赋予了勒达复杂的内心世界，没有任何想法、感觉或记忆不会在她的脸上、在她的眼睛里、在她的手势上闪烁，哪怕只有一瞬间。

是的，她是一个非凡的勒达。

还有没有其他表演让你印象深刻，或者让你感到惊讶的？

埃琳娜·费兰特：杰西·巴克利，她和科尔曼融为一体，跟两个孩子一起度过了难忘的时刻——更不用说非常艰难的时刻了。

但说真的，我对他们所有人都很满意。

达科塔·约翰逊和奥利维娅·科尔曼在勒达给尼娜别针的那场戏中尤其感人。

你有没有和别人一起在电影院观看过你的作品？

你有没有过冲动，想要公开说：“那是我的作品！

”就像你的某个角色可能会违背他们更好的判断那样?埃琳娜·费兰特：这种经历反复出现过。

第一次发生在25年前，当时我看了马里奥·马托内（Mario Martone）根据我的小说《讨厌的爱》改编的电影。

看到它极其感人——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电影界——我非常高兴，并为这个成果感到骄傲。

我喜欢这点，即这部电影源于我的作品，我经常向朋友和家人夸耀它。

但仅此而已。

《讨厌的爱》海报电影《暗处的女儿》与小说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在闪回中勒达的母亲缺席了，艰难的母女关系也没有出现。

你觉得遗憾吗?埃琳娜·费兰特：在吉伦哈尔选择的含蓄节制风格中，对母亲有短暂提及，还有母亲送给勒达的洋娃娃，在我看来已经足够了。

然而，我的确为这些缺失感到遗憾：勒达两次怀孕的差别，一次容易，一次困难；重点是与孩子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还有那个尽一切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完美妈妈的家族友人，羞辱了勒达；以及我故事结尾那句简短的话：“我死了，但我很好。

”不过，这部电影已经时长两个小时了，而且它本身就很好。

母性的黑暗、暴力背景仍然有力地浮现出现。

这个故事围绕一个失踪的洋娃娃展开，这也是“那不勒斯四部曲”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这个意象是从哪里来的?埃琳娜·费兰特：我想我玩娃娃玩得太久了。

甚至到了13岁左右，我还总是觉得它们是有生命的，很难与它们分开。

它们的象征意义是复杂的，可能在我写作时也在起作用，我不知道。

但在我的故事里，娃娃确实是我小时候的样子：不是玩具，而是我的女儿、我的朋友、我的敌人，有时是我的母亲，全都沦落到服从我的地步。

Netflix也在改编你的最新小说《成年人的谎言生活》（The Lying Life of Adults），将在那不勒斯拍成八集连续剧。

你会参与吗？

埃琳娜·费兰特：我的角色是阅读剧本，如果我觉得有必要的话，就会介入。

对几乎所有由我的书改编的电影作品，我都是这样做的，这是很费心费力的。

有时我对别人的作品很满意，有时我想自己从头写到尾，再重写。

但是，我想强调一点，我并不看守我的小说，我自己也经常提出书中没有的场景。

事实上，我希望有更多的创造。

我不能接受的是，在没有充分的、令人信服的理由的情况下，我的文本被颠倒过来，因此我坚持自己的想法，但主要是因为我担心影视化的版本能否取得成功。

总的来说，我的建议是一丝不苟、非常坦率的，这与其说是由于我的性格，不如说是由于我缺乏安全感。

参与剧本不是我的工作，我同意做这个是因为我很好奇，也因为我一直对电影充满热情。

我很快就意识到，也许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把你的期望建立在剧本上是有风险的，你必须等着看电影。

看初次剪辑版的那一刻是我最害怕的，是我最沮丧的时候，也是我最兴奋的时候。

但我想说的是，即使我在合作剧本时是个大麻烦，如果有什么东西能让我这个观众着迷，我就会被迷住，我对缺点是宽容的。

迄今为止，与我合作过的导演都知道这一点：马里奥·马托内、萨维里奥·科斯坦佐、爱丽丝·洛瓦赫、丹尼尔·卢切蒂。

我最喜爱的时刻——可惜很少——是电影将书籍从我心中抹去的时刻，那一刻我成为了观众，被银幕上的画面所吸引，爱上了电影，就像我一生中所不断经历的那样。

本文译自《新政治家》的文章“True cinema trusts in images: Elena Ferrante on Maggie Gyllenhaal’s The Lost Daughter"，发表于公众号“界面文化”。

原文链接：https://www.newstatesman.com/culture/books/2021/12/true-cinema-trusts-in-images-elena-ferrante-on-maggie-gyllenhaals-the-lost-daughter

Leda，大学教授，专精比较文学，拖着装满书的几个大箱子，一个人来到希腊小岛度假。

管理房子的是老实善良的中年人Lyle。

不知因何而独自出行的中年女子，遇到适龄男子，总感觉要发生点什么。

偏偏这片海滩上勤工俭学的Waiter Will专业和Leda也基本对口。

年下之恋貌似也是不错的选择。

而突然到来的一大家子美国人，打破了海滩的平静，愤怒有余的Leda拒绝为他们提供方便，却被其中的年轻妈妈Nina所吸引。

眼神随着摄影师的镜头在Nina的身上游走，由上至下，再折返过来。

这可是《五十度灰》Dakota Johnson，请发挥你的想象。

莫不是导演为我们准备了一场禁忌之恋？

无论哪种，旅行中不发生点氤氲暧昧的事情，无疑是平淡且灾难性的。

然而Leda却并没有选择主动出击，她沉浸在自己的回忆里。

年纪轻轻成了两个娃的母亲，印象中甜蜜的亲子时光被她们不停哭闹，不断要求变成了午夜梦魇。

人生最愤怒又无能为力的事情就是面对自己小孩的无理取闹了吧。

损毁你最珍视的东西而毫无悔意不过是件小事，因为就连你自己也不过是他们的大玩具而已。

伤害你或你的身体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场游戏。

心中的巴掌举起来，现实中的膝盖跪下来，戴上耳机可能是她当下唯一自救的方式。

然而有人却不以为意，理所当然的扒下她的耳机，是那个经常缺席，留她自己困兽般独自战斗的人。

是什么赋予他这样的权利？

看到她独自旅行，Lyle就断定她很孤独，主动关心却没有意识到搅扰了Leda的晚餐；躲到电影院被一群肆意喧闹十几岁男孩打扰，直到一位陌生男子出声制止，他们才平息下来。

显然男性的权威比女性的千言万语管用太多了，也正是这样的环境潜移默化间暗示女性想要被看到听到，想要掌握一定的话语权，依附于一个男性可能是条捷径。

如果只苛责异性之间的不平等与不理解有失公允，那么同性之间理应心照不宣。

海滩正面遭遇Nina的姑姐Callie，对方挺起骄傲的孕肚，有那么一点炫耀似的询问Leda：你一个人旅行是不是没有孩子？

得知Leda的孩子已经成年，又问：你一定很想念他们。

似乎对Leda本身并不是那么感兴趣。

还记得Leda出场时怎么介绍自己的吗？

我是个教授，来自Cambridge，离波士顿不远。

实际上是低调的告诉你：我是哈佛人。

你不能指望一个以孩子来界定自己价值的女人理解什么叫做：Kids are crushing responsibility，就像不能期待点石成金煎水成冰。

哦，Leda，Leda，Leda.上一次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还是在希腊神话里。

宙斯以天鹅之身诱惑了凡间女子勒达，勒达诞下两只蛋，分别是双生子和双生女。

这对女孩之一就是以倾国倾城之貌倾倒特洛伊城，结束英雄时代的海伦。

所以，作者想要表达什么呢？

Leda, Nina, Elaina, Martha, Bianca, Minna， 这里出现的一串名字是不是又暗含着什么密码？

人们常常将“母性”看作是刻在女性基因里的东西，却常常忽略她们真实的需要，哪怕仅仅是一点独处的时间。

无论在何种文化背景之下，孩子都是上天的恩赐，天真烂漫或者恣意放肆都只是做了一个孩子会做的事，没人相信天使的背面是魔鬼。

而作为一个妈妈意味着你必须常年如一日高质量的包容与输出，才仅仅能够达到合格的水平，无论伴侣是否参与。

世界从来都只是围绕男性旋转，但对“母亲”的期望却高企不下，甚至女性自己也对此深信不疑，那些胆敢对抗社会规则人因此背上了“坏妈妈”的名号，或者“根本不配做女人”。

原作者Elaine Ferrante读过导演Maggie Gyllenhaal的改编剧本后明确表示，只有她亲自指导，她才同意作品改编成电影。

是惺惺相惜？

我不知道，但是Maggie本人凭借此处女作斩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剧本奖确也实至名归。

电影本身平铺直叙，没有任何倾向，缺少爆点，甚至每个角色出现的时候都敌我难分。

面对没有把握的事情，我们都倾向于臆测。

就像我们以为Leda对于Nina迷恋是同性之间的欣赏，又或者是来自一个母亲对于女儿的关怀。

而实际上Leda只是希望Nina看清自己，趁一切还来得及，因为None of these is gonna pass。

不甚明朗的结局和Nina过激的举动说明她并不理解Leda，如她自己所说：生活中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只能说，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

PS：Jack Farthing今年喜提两个最窝囊的角色，《Spencer》里他是查尔斯，《Daughter》里变成了Joe，明明也可以算作是美男…

原著是以倒叙铺开的，Leda用一种清醒，疼痛的絮叨开始自我陈述。

她还经常提到自己的母亲，这是电影里很难展现的。

Leda在原著里的形象给我的感觉是一位沉静，聪明，自省的大学教授。

白天，她在海滩上观察那家人（主要是nina），有时候，她反思，去想自己的女儿和母亲。

原著里对nina的兴趣基本是命中注定，迅速的。

甚至持着调查者的乐趣，比如在和沙滩服务员小伙子的对话中，nina这个名字不知怎么的就又跑了出来。

原著结尾的那一霎那有着荒诞的人间蒸发感，一位冷冷的大学教授被海滩辣妹扎了一针。

读起来是忍着小疼痛咬牙切齿，好像下一秒就应该立马黑屏或者扔掉手中的笔。

我直接摘抄吧：电话响了，是两个女儿的。

“妈妈，你在干嘛，为什么不给我们打电话？

起码你要让我们知道你是活是死吧？

”“我死了，但我挺好的”电影里处理的比较长了，结合了原著开头拍摄了一串蒙太奇，并且设置了开放式结局，算是比较俗套。

电影出彩的地方是全体女演员的演绎，科尔曼扮演的leda，举手头足都显得那么接地气，温和，大智若愚？

达科塔演的Nina没有原著中看起来那么年轻有活力，但是也丧出了风格。

角色之间的张力还能更强一点，但我也不是很想看整场变成科尔曼偷窥达科塔…怪怪的。

这些角色真的能给演员很大的发挥空间，比如leda，我还幻想了一下夏洛特兰普林或者克里斯汀托马斯的版本。

希望大家都能享受小说和电影，女性视角的作品真是会常拍常新呀。

《暗处的女儿》是著名演员玛吉·吉伦哈尔的导演处女作，她也成为近几年兴起的女演员转型做导演的潮流中的一员。

作品由埃琳娜·费兰特的同名小说改编，埃琳娜·费兰特就是现在最受瞩目的意大利剧《我的天才女友》的原著作者——一位拒绝出席任何活动、至今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匿名作家。

吉伦哈尔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在2018年获得了改编权，埃琳娜·费兰特也非常喜欢吉伦哈尔，给予她更多的支持，她希望吉伦哈尔自由发挥：“我们在男性的笼子里待得太久了——现在这个笼子正在坍塌，女性艺术家必须完全自主。

”平行母亲莱达，48岁，大学教授，独自一人来到希腊，享受自由的旅行。

她一开始便摆出了拒人千里之外的状态，与身边人保持距离，想给自己留下足够空间。

在海边，莱达看到了妮娜和她的大家庭，尤其她的小女儿，活泼好动，叽叽喳喳。

莱达突然情绪激动，逃离海滩。

电影以略带悬疑感的方式推进着两个母亲的故事，大量的特写镜头，摇晃中放大着电影的不安。

莱达的情绪起起伏伏，时而焦虑，时而放松，她想放肆地享受，又被妮娜母女搅动心事。

小女孩的吵闹，小女孩跑丢引起妮娜的忧虑和紧张，小女孩的顽皮，一家人对女孩的关注以及由此引起的争执，妮娜与丈夫的亲昵，妮娜与偶然认识的本地男孩的约会，这一切都被莱达看在眼里，也让她越发无所适从。

妮娜就是年轻时的莱达。

莱达曾在孩子年幼时，离开家庭三年。

这段经历一直埋在心里，耿耿于怀。

莱达也有两个女儿，在养育女儿的同时，她也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她热爱文学，尤其喜欢研究叶芝。

然而家庭责任和事业追求总是相互冲撞，丈夫忙于工作无心家事，她需要独立照料家庭，而孩子们们从不安分，仿佛永动机，嬉笑声，打闹声，尖叫声，喋喋不休，甚至动手打她，让她很难有安静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丈夫的性无能问题也加剧了她的失落。

两个背包客来访给了她刺激，他们充分肯定莱达的文学研究，还骄傲地讲述了他们离开孩子、摆脱束缚，勇敢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的状态，这些都启发了莱达，原来她还有这样的选择。

莱达果断地离开家庭，投身文学事业，她的文学成果甚至超越了老师，还结识了学识渊博又迷人的另一位学者，他们很快发展出感情。

莱达终于找到了人生新方向，或者说，她是找回了人生本来的方向。

她并没有和学者在一起，那只是一场宣泄式的激情，但她决定告别丈夫和女儿们，建立自己的事业。

丈夫挽留失败，不知情的女儿们还在嚷着让她把苹果皮“削出一条小蛇来”。

她注视着孩子们的笑脸，然后，突然转身，坚决地走出家门。

电影在断断续续中拼凑出了莱达的故事，一个逃离家庭、奔向自由的妈妈。

当面前出现与她年轻时的状态极为相似的妮娜时，她既熟悉又陌生，仿佛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故事。

她理解甚至同情妮娜，但也不敢轻易给出自己的建议。

妮娜正在遭受的孩子们的困扰、家庭的束缚是她必须面对的迷茫，如何做选择，能不能走出来，只能由她自己决定。

莱达和妮娜才更像是平行母亲，阿莫多瓦的《平行母亲》重点其实在他一贯热衷探讨的人与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上，母亲只是故事的外壳。

莱达的故事之少见在于，电影直面了母亲角色的日常，日复一日的与孩子周旋，每分每秒的关注保护，奔跑与嚎叫，自我与任性，吃喝拉撒，衣食住行，小生命茁壮成长的代价可能是另一个生命的禁锢与萎靡，而这些在一代代母亲身上不断重演却无人质疑的原因只有一句“这是天职”，有了孩子以后天然的母性挥发又再为母亲们加上一道“枷锁”。

所有母亲都在过着平行的生活。

暗处的母亲电影的开端就能让人感受到莱达很享受独处。

独自来到异乡，回避所有熟人社会的问题，自由自在，无所顾忌。

她可以一个人住大房子，晒太阳，看电影，看书，喝酒，睡觉，可以和年轻帅哥吃饭，和成熟的男子推心置腹，萍水相逢，来去自在。

她喜欢看着人群，沙滩上，舞会上，餐厅里，在人群里她是欢乐的放松的，因为她依然是一个人，一个过客，与所有人没有瓜葛，不用在乎他们的喜怒哀乐。

她是无情的吗？

当然不。

越来越密集的回忆是她逐渐无法平静的内心，妮娜像是来提醒她，现在需要回顾并反思下自己的人生。

当初决绝的离开家庭是对的吗，这段经历会给孩子们带来怎样的影响，与孩子们在一起也有很多欢乐时光，回忆反复交叠，眼泪如断线。

妮娜问莱达，离家以后，没有孩子感觉怎么样？

莱达涌出眼泪，羞耻地说，感觉美妙极了！

感觉我一直努力压抑自己，然后就炸了。

妮娜说，听起来可不太美妙啊。

莱达眼泪继续流淌。

这是电影里最心酸的时刻，莱达对自我的坚持，对家庭的愧疚，对过往的纠结，全部暴露出来。

莱达是母亲，但莱达首先是莱达。

既要做好莱达又要做好母亲，对她来说是个不可能的任务。

莱达选择了莱达，但并不意味着她不想做个好母亲。

妮娜：为什么后来又回去了？

莱达：因为我是妈妈，我想她们了，我很自私。

近年最著名的女性主义著作《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析了女性传统社会角色的困境，如果说学术作品的视角是客观的理性的中立的，这部电影就是从生理的直觉的感性的角度给予回应。

很多优秀作品展示过“母亲”的复杂性，是枝裕和《步履不停》中厨房几处对话，显露出平日仁和慈祥的母亲也有冷峻酷烈的一面；奉俊昊《母亲》和李沧东《诗》更是塑造了两位极其复杂的母亲。

只是这些作品都是以母亲对孩子的爱为出发点，揭露人性阴暗面，对母亲角色本身没有丝毫犹疑。

《暗处的女儿》同样没有质疑母爱，甚至不断用细节证明着爱的存在，由此而提出了一个更艰难的问题：有瑕疵的爱是不是爱，不饱和的爱是不是爱，未完成的爱是不是爱，爱与恨能否同行？

不完美的母亲是不是合格的母亲，合格的母亲是不是必须是完美的母亲？

如果伟大的代价是失去自我，我们能接受不伟大的母亲吗？

也曾是女儿电影英文名是The Lost Daughter。

The Lost Daughter可以有多重指向，可以是妮娜跑丢的女儿，或莱达离开的女儿，可以是妮娜女儿丢失的娃娃，或莱达生气时扔掉的娃娃，更可以是莱达和妮娜自己。

莱达私藏的娃娃，像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她曾把自己小时候的娃娃送给女儿，同时也就送出了“女儿”的身份，变成“妈妈”，现在她重新获得了娃娃，像小女孩一样照顾娃娃，她又恢复了“女儿”的身份，这是对“妈妈”身份的抗拒，也是短暂的逃遁。

“母亲”是紧箍咒，“女儿”是避风港。

然而哪个母亲不是女儿？

完美的母亲和完美的女儿哪一个更重要？

在电影里，中年莱达与女儿有两次通话。

第一次在海边看到妮娜的女儿，触动心事，脑海里都是女儿们童年时的画面。

回房间后，接到了女儿电话，女儿显然不知道她独自旅行了，简单聊了几句，母女便匆匆结束对话。

第二次是电影结尾，昏倒在海边的莱达醒后，主动给女儿打电话，两个女儿在一起接到了她的电话，女儿们一直没有她的消息，很担心她，她们热情地聊了起来，像久别重逢般。

两次电话，接和打，被动与主动，匆忙与热络，在首尾形成对照。

这是一次形式上的和解，也是一次精神上的解放。

莱达也许不用再执着于单一的、模式化的，内向的爱。

女儿始终是放不下的牵挂，是力量的源泉，是心灵的慰藉。

虽然有遗憾，但她们都知道，女儿从未失去，妈妈也从未失去。

埃琳娜·费兰特回忆小说原著时曾说：“长久以来，我一直觉得有必要讲述一个女人如何在巨大的痛苦中放弃自己的孩子，感到的不是内疚，却是轻松、全然的快乐。

我想描述那种喜悦感并没有消失，即使这个女人回到家，被她自己的矛盾打败，并在母职和工作之间寻求艰难的平衡。

但荒谬的是，作为叙述者，我自己却感到内疚。

我很不安，因为我在钻研那些素材，但我越想停下来，就越高兴地继续钻研下去。

”虚构人物真实地反映着创作者的情绪，作者与人物都在思考，答案若隐若现，就像夜色里的海浪，只闻其声，不见其影。

人生海海，需要更多勇者迎风踏浪。

有记者问导演吉伦哈尔，对于女性来说，看到她们在这些感受和经历中并不孤单很重要吗？

吉伦哈尔说：“当你因任何事情陷入黑暗时，当你感到羞愧时，你会欣慰地知道你并不孤单——每个人，如果他们诚实的话，都有自己黑暗的一面。

我们被告知，尤其是女性，如果我们的母性经历包括绝望、恐惧、焦虑或黑暗，那我们就是生病了。

我想几乎每个人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都会有这些感受。

如果这被认为是正常的，是生命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消化它们。

总是有更多的空间让男性导演电影，因此也有更多的空间让男性探索自己经历的边缘。

也许，进入这个世界上女性体验的角落和缝隙中，会有一些不寻常和更危险的东西。

”关于女性主义，关于男女社会分工，关于母亲角色的改变，已经谈论了很多，但依然远远不够。

就像本片主角莱达一样，她很难讨好所有人，会有很多人理解她，更会有很多人质疑她、谴责她，但每个人真正要做的应该是诚实，诚实地面对莱达，诚实地面对自己，诚实地面对生命的隐秘和伟大。

在众多我看过的关于女性主义的电影中，这部是我认为最直面女性困境的一部，它的精彩程度故事构架和对女性问题的迎头痛击让我陷入了和电影一样的混乱和思考。

故事里的女性不伟大甚至自私，但我却认为这正是人类的复杂和很多女性正在面临的问题：当我的身份转变，意外的成为了母亲，我要如何抉择自我和母亲的角色？

是否，女性作为一个个体，不可以自私？

故事中不只一对母女，最直接的是女主和她两个女儿尤其是大女儿，她触景生情的妮娜和她的女儿，以及藏起来的女孩和娃娃，即将成为母亲的卡莉和女主与她的母亲。

这些女性的关系的纠缠和延续是故事的主线，穿插进来的是丈夫的失能，意外的心动和他人的凝视。

电影用碎片化的故事，摇摆的镜头，塑造了极为立体的却不常在影视作品中出现的母亲的样貌：她年轻貌美还有未竟的事业，她对事业专注或对自己更专注，对孩子却耐心有限；她有需求有欲望需要释放也会需要爱和刺激；她爱孩子但更爱自己，她会在年轻的时候选择离开，也会在年迈的时候为此后悔试图挽回……

都说她也是第一次当妈妈，也都在说她当妈前是小女孩，但这些似乎都是在一个“妈妈本应伟大无私奉献，她没做好”的前提下劝孩子原谅的逻辑。

所以她究竟做错了什么？

或许只是因为成为母亲之前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吧，可是好像也都在宣传做母亲多开心做妈妈多伟大，却也没人真实的讲述过生活中细碎的崩溃的绝望。

有快乐吗？

当然有，全家一起开心大笑，远行回家抱着孩子亲吻的样子都不是假的，但痛苦也是真的，累积的伤害也是真的。

这部电影在我心里是一种技术上的成功，如此压抑的题材，对母亲形象颠覆性的讨论和探索，对女人立体化的建立，和温柔的颜色画面，摇晃的镜头和特写配合下，像一根箭直接扎进我心里。

我哭不出来，但我也回不过神。

我想我要歌颂这样的作品，它让我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直面人性的复杂，不要以偏概全的为一个人盖棺定论的重要性，也让我一次又一次思考，女性和母亲这两个词汇的意义。

我发现全世界的女性（不包含战争、贫困国家等等）面临的问题似乎出奇的一致：我到底是谁？

我是某个家庭的女儿，像女主说的，“从我那个烂环境里出来”。

可能我是某个人的妻子，意味着要承担生育，以及绝大部分的养育。

可能我是某个人的情人，当生活像不断尖叫着打断你的孩子那样拽着你的头发，你只想抓一个温存的时刻，这个时刻让你对自己重新获得了掌控感。

可能我是某个人的母亲，意味着我要毫无怨言地承受这个极不成熟的人带来的一切：无休止的尖叫、不间断的打闹、源源不断的精力、人的嫉妒自私霸占等等恶习。

那我到底是谁？

以及这么多的角色，谁给了他们定义，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

我应该在孩子打我的时候永远保持微笑吗？

我是不是不能表现出丝毫的泄气和疲惫？

我是不是一定要做那个家庭的牺牲者？

——如果一定要有人“牺牲”的话，如果“牺牲”意味着牺牲自己作为进化到成熟人类好不容易拥有的东西：时间、事业、金钱、容貌、等等等等，来抚育另一个从0起步的不成熟人类？

女人好像永远在这些角色里挣扎，就像电影里的每个女人，都想被困在某个无形的笼子里。

为什么女人就不可以抛弃家庭？

女主因为工作离家三年，她为此止不住地流眼泪，她说那段时间fantastic，但为什么哭呢？

为自己感觉fantastic而认为自己不该有那种想法吗？

女人为什么永远的矛头对准的都是自己的心脏？

我猜测社会对男人的要求太低了，而对女人的要求太高了。

“社会”的要求，让你说不出来是谁在要求，要求来自哪里，但是你，你自己，你丈夫，你婆家人，你娘家人，你朋友，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你都在心里暗示自己说，如果我这么做，ta一定会谴责我。

去谴责男人吧。

如果一定要有一个成熟的大人通过被无知的小孩一直敲脑袋才能换来下一代的成长，为什么不能敲父亲的脑袋？

我那天看到有讨论，母亲和孩子的关系，与其他的恋人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是一样的，也 应该有关系的认知、讨论、实践，但是人往往认为这是天然的。

我认为“天然的母爱”也是一种绑架。

美国电影已经在这种关系上的讨论向内求索至此，中国电影什么时候能有这种讨论？

女主非常棒，非常有电影演员的美，无关年龄，无关身材，就是真实的美。

在历史的晦暗角落里，她们或在迟滞在原地，或奋力向前，她们是母亲同样也是女儿，即使明知这种对抗无异于飞蛾扑火，仍要选择纵身一跃 本文首发于“幕味儿”公众号 #迷影栏目第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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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握瑜生 作为2021年世界影坛诸多名著改编电影序列当中的一部，女性电影创作大军中的一员，坦白讲《暗处的女儿》并不起眼，若不是威尼斯的青睐，这部玛吉·吉伦哈尔初出茅庐的作品恐怕还得不到足够的关注。

无论是电影还是剧集，玛吉·吉伦哈尔一直都是那种很少拍“烂片”的演员，但我对她最深刻的印象仍要属大银幕上2002年的《秘书》和2006年的《雪莉宝贝》，一部让使她首提金球崭露头角，另一部标志着她首次担纲绝对主角并在表演上开始走向成熟。

这位出身电影世家的纽约女演员，相比弟弟杰克·吉伦哈尔在好莱坞大红大紫，姐姐的演艺生涯显得更加从容与波澜不惊。

对于吉伦哈尔的表演天赋，鬼才诺兰不吝溢美，“天赋”、“优雅”和“知性”成为常伴玛吉的几个标签，让人下意识地联系起另一位高才女演员——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娜塔莉·波特曼，更值得一提的是，波特曼在2014年改编阿摩司·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初次担任导演。

站在这个角度，加上哥大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和在英国皇家戏剧艺术学校的经历，或许能解释为什么玛吉会在导演处女作选择改编费兰特的严肃文学作品。

“痛苦女人”的困境 《暗处的女儿》(《The lost daughter》）也可直译为《被遗忘/遗落的女儿》，由于这本费兰特发表在2006年的小说至今仍没有中译本，该作品的译名首次见于“那不勒斯四部曲”的附录。

很显而易见地，片名直接对应了影片叙事层面上的两次重要转折：妮娜的女儿埃琳娜的走失和埃琳娜的洋娃娃（米娜或米妮妈妈）的丢失。

影片的整体叙述呈现为一个套层结构，以勒达在躺在海边的场景为三层叙述的最外层，依靠不断闪回的方法将朦胧扑朔的回忆串连起来，勒达近期度假过程中的见闻与年轻时的经历平行剪辑在一起。

在主人公勒达——这位卓有成就的中年女学者，参与进妮娜女儿埃琳娜的寻找行动以前，故事推进平缓而讳莫如深。

从一开始，在诸多细节上可以了解到主人公的的性格，精致挑剔、独来独往、与周遭的一切均刻意地保持距离、性格强硬甚至可以说颇具攻击性，凭借着高级知识分子的独特视角审视、观察着外在世界，这也给她的度假之旅究竟有何目的再添迷雾。

妮娜女儿的走失带来了整个情势的变化。

这一事件引起了原本游离于外部环境的勒达的注意力，当她也开始加入到帮助寻找小女孩的行动当中，勒达从完全的观察者变成了时间积极介入者，进而影片开启了第三层次的叙述，即第一次闪回到勒达到年轻时的回忆当中去——妮娜似乎面临着与主人公作为年轻母亲时所经受的相同的痛苦，妮娜眼下所处的困境正是勒达曾称之为“粪坑”一般的地狱状况。

新手母亲妮娜并未做好为人母的准备，然而却不得不肩负起教养女儿的责任；在丈夫卡利，乃至其背后的整个男权文化社群的高压之下，妮娜始终处于被“监视”和裹挟的位置——在视听上这一点有较清晰的反映，集体活动时妮娜常处于家族群像的包裹之中，单独活动时曾常伴随着来自男性角色或男性势力的监视，以至于男性社群后来警惕妮娜与勒达的接触：“他不希望我做任何事。

”时刻处于控制之下的妮娜用愤怒向丈夫表示不满，但她最终仍无法摆脱这种没有自由、没有主动空间并被孩子“折磨”和被限制的境况。

通过多次闪回所逐渐勾勒起的第三层叙述为我们展示年轻勒达的困境：一方面是精神理想无法实现，她的学术被孩子“折磨”而大量侵占个人时间，孩子之于年轻的她来说痛苦显然多于幸福；另一方面肉体上的欲望也无法被满足，在这一过程中孩子们无形地扮演了“帮凶”角色.

“受困而痛苦的女人”是费兰特的作品中常出现的一类核心形象，从1992年发表处女作到新世纪的“那不勒斯四部曲”中均有出现，费兰特曾自述：“勒达等角色的痛苦是由失望引起的......她们对于生活的期待没有实现，她们遇到了幽灵，过去的女性要面对同样的幽灵。

波伏娃在《女性的处境和特性》中更加精当地概括了这种困境：“很容易发现为什么女人会墨守成规。

时间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新鲜的成分，它不是一种创造性的流动；由于她注定要重复，他认为未来只不过是过去的一种复制......她不但对什么是能改变世界面貌的所有行动一无所知，而且迷失于世界中间......” 费兰特受到二十世纪60年代以来的女权主义思潮影响颇深，因而她始终倡导发出女性的声音，书写“让女人产生共鸣的东西”并建立起女性写作的广阔世界。

在揭示这种萦绕不散的困窘状态的过程中，导演玛吉以同为女性艺术家的敏感与共情能力抓住了费兰特女性书写极关键的主题：包括友谊、母女等等在内的女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暗处的女儿》中，勒达与妮娜之间关系的亲疏变化成为了影片波澜的主要推动力。

两位女性人物在平行时空之中的错位交叠，为我们展示出了一个更加残酷的境界，勒达的困境在二十多年后并没有在妮娜这里得到解决，在更大的意义上说，整个女性群体所面临的的这种困境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而影片当中未点明妮娜丈夫的家族正是推崇父权至上的意大利黑手党“克莫拉”的翻版，看似被并未占据影片太大空间的“克莫拉”群像，实际上以一种强横而专制的背景形式成为整个作品内外最大的压迫力量，穹隆一般地禁锢着“妮娜们”的生活与命运。

无止息地挣脱 界限的消失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自我的消失。

在妮娜的身上，勒达看到了一些她还未被男性势力完全同化而彻底沉沦的棱角，那上面晃动着勒达自己的影子。

无论是对母亲角色禁锢的挣脱、对丈夫男性权力压制的反抗，还是在度假期间表达出的对男性主导的“克莫拉”社群势力的控诉和回击，勒达的挣脱与对自由的追求是一以贯之、旗帜鲜明的，她拒绝被父权话语和父权势力裹挟，捍卫自己的精神空间，坚持自己的理想追求，不愿因母亲、妻子的身份而牺牲自己书写的权利。

正是这种独立而不妥协的意志使得勒达选择并走上了一条与妮娜完全不同的道路，“她不是谁的妻子或谁的母亲，而是她先属于她自己”。

费兰特说：“我是想说明，我想到笔下的那些女性，她们会通过书面方式表达自己，这会让我觉得，她们的写作能揭示真相。

”事实上，书写不仅成为了作家费兰特确立自我的最佳手段，更成为了片中主人公勒达冲破传统禁锢与压抑、找寻自我的的最锐利武器。

可以看到在影片最开始，勒达带着墨镜在海滩的出场就奠定了她的某种反叛者基调———纯黑色的镜片后，勒达拥有了不被打扰地向外窥视的可能，进而使得她被赋予了某种“观看”的主动权。

女性主人公拒绝作为“视觉快感”的客体并自觉成为观看的主体，暗合了影片和原作欲张扬的女性主义精神。

但勒达的努力结局并不完美，青年时的出走同时也给她留下了难以抹除的痛楚，与男性势力的彻底决裂、与女儿的分离使得她常倍感孤独。

尤其是她也没有女性朋友可以依赖、倾诉。

她是自己一个人出去度假的，处于一种绝对的孤独状态，勒达只能独立面对自己的一切问题，她无从求助、无从获得支持。

尽管勒达在海边时本想和尼娜建立一种友好关系，却做出了妮娜不可理喻的事情——偷娃娃，让这份友谊没有任何发展的可能。

娃娃“米妮妈妈”填补了如此传统下长大的勒达的少女情结，更承载了勒达未能给予的那一部分母亲身份。

影片最后归还娃娃、与女儿通话事实上是主人公与自我、过去和历史关系的一种和缓，孤独的勒达不再刻意排斥与孩子的交流，找回了她作为母亲的一面，但是她仍然坚持孤独，这正是她“之所以如此生活”的必然代价。

令人悲哀的是，从青年到中年，勒达没有发现身处的世界在多大程度上变好了，并没有自身的抗争创造出了什么新的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暗处的女儿》是残忍的，但更让人遗憾的是这种残忍正来自你我共同存在着的日常现实里。

玛吉·吉伦哈尔出手不凡，全片影调风格辨识度极高，画面构图精巧而内容丰富，近景和特写镜头将摄影机迫近主人公勒达的一切细微表情、神态，直逼角色内心和情感的波动，奥利维亚·科尔曼的出色演出伴随绝佳的音乐表现将这个勒达这个倔强纠结、神经敏感、略带偏执的女性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暗处的女儿》述说了这样的一群人——勒达们和妮娜们的故事，甚至也曾是费兰特与玛吉的故事，“历史还有所有相关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都和她们无关，但在她们没有觉察到的情况下，她们的话语，或者行动都包含在历史之内。

”在历史的晦暗角落里，她们或在迟滞在原地，或奋力向前，她们是母亲同样也是女儿，即使明知这种对抗无异于飞蛾扑火，仍要选择纵身一跃。

莱达告诉妮娜：“我太爱她们了，在我看来，这种对她们的爱阻止了我成为我自己。

”导演拍的很细腻，很多点都挺妙的（海边 夫妻间的争吵 丢失的小女孩 偷情的母亲 小女孩的娃娃 橘子），矛盾又和谐。

我觉得最后她在海边和女儿打电话、削橘子的场面是她所期待，但无法实现的，因为她已经死掉了。

《暗处的女儿》居然和《我的天才女友》的作者是同一个埃琳娜·费兰特，挺意外又挺合理的，很细致。

有网友戏称这是一部恐婚恐育的电影，而我觉得这是摆在面前的现实。

女性的弱势，不仅来自于身体，还有社会的约束。

小孩很可爱，但也很闹腾，当你分身乏术长时间走不出来的时候，那根弦就很容易崩断。

当女性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走向事业而抛弃孩子时，她自己是有愧疚 亏欠和过不去的。

可男性没有这种烦恼，因为女性会去照顾孩子。

虽然不可否认的是男性在拼事业的时候也很心力交瘁，但大多数人并没有达到那种程度的责任感。

而女性变成母亲之后会有一种很强烈的道德束缚感，养育孩子似乎是女性必须做的事情，不过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拥有选择的权利，女性可以选择事业或居家，男性可以选择居家或事业等等。

Q：很多时候，人们很难喜欢莱达。

你想让观众喜欢她还是仅仅理解她？

玛吉·吉伦哈尔：我希望你能有各种感觉。

我希望你有时喜欢她，有时不喜欢她，有时理解她，有时忍无可忍。

观众面临的挑战是：你能勇敢地承认你和她的联系吗？

有时候她很残忍，即使是在很小的方面。

但在她之后会感到抱歉，即使她没说出来。

如果我们诚实的话，我们的某些部分有时是残酷的，当你对某人怒吼时，你会有一秒钟表现得像个混蛋。

也许你羞于承认这一点。

看到别人因为自己曾经的残忍行为而感到尴尬、抱歉或羞愧，这是人之常情。

——百度

重看了《暗处的女儿》 ，很能理解对于导演和主创来说小说是多么有吸引力的material。

重看也确实收获了看小说之前第一次观影时没有的一些新的感受。

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尤其喜欢影像风格和音乐，但仍然感受到不同载体对于人物心理感受的呈现效果的差别。

勒达那些无孔不入、如影随形、无从探寻逻辑的，又对她这个人有绝对defining意义的潜意识，是无法像文字一样那么直观透彻的用影像的方式呈现出来的。

很欣赏导演没有采用旁白的形式来展现勒达的观察、臆想和回忆，但也并没有用影像的方式解决掉前面提到的潜意识世界在电影中的缺失，而在我看来这正是整部小说的重点——暗处的女儿所在的暗处。

一个曾经遗弃过女儿的母亲，一辈子都会活在潜意识里女儿的注视下。

而那些你以为早已沉睡的记忆中的猛兽，总会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刻醒来，罪恶感像潮水一般汹涌袭来，令人不禁感叹，人老了要battle多少心魔。

今日份恐婚恐育打卡。

Leda偷走娃娃是必然的。

很明显她灵魂和生命的一部分，随着女儿的恶意涂鸦、摔碎成渣渣而死去了。

这种冲动的恨意，是一种自然防御机制的启动，蕴藏着内心小孩的无声呐喊。

毕竟倒推一下，青年Leda也才大概二十三五岁，早婚早育的她，自己都是个孩子。

牺牲母女关系来获取个人价值，是一种自私。

这种自私让她沉迷在投射与投射性认同的游戏中，潜意识里被有着近乎相同的名字和身份、违背伦理道德经历的女子诱惑和吸引。

年轻时因育儿焦虑而产生恨意，年老了被巨大空洞的母爱反噬。

Elena Ferrante好会写，好一个回旋镖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