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

虽然母亲是自然赋予的角色，但没有一个母亲是天然的母亲。

看完后我主要想说的是…为母则刚，希望承担母亲的责任，享受孩儿伏在膝上的温暖也好; 不舍自由，热爱独处，害怕麻烦也罢。

这两种选择都没有错误。

需要避免的是“违心”和“善变”…女人要清楚自己什么时候想要什么，不要心中向往自由却又早早生下孩子，财力不佳却意外诞子，这是违背人心的。

如此，你不会快乐，孩子或许也不会快乐。

就像片中主人公一样不舍的追逐梦想 时刻觉得孩子是累赘……也不要过于善变，一会想要抛弃孩子，一会又想念他们…时机总是不对 错过的时光也不会倒回 你永远在后悔。

几年前，我在一个育儿群里问：“为什么母亲就一定要无条件的爱自己的孩子？

”已经想不起来当时聊天的具体内容了，可以肯定的是被批评了很多，比如不爱就不要生、孩子需要爱、这是母亲的责任，但那些批评肯定没有给我答案，因为道理和责任不能代替情感，而爱是一种情感。

这部电影，就讲了一位母亲没办法无条件的爱自己的孩子，她在很多时候选择了承担母亲这个角色，她爱孩子，她也明白孩子需要陪伴和耐心，但她还是会在孩子打扰到她时克制不住的对孩子发脾气、会在自己的事业和孩子的需求间选择事业，她甚至在自己的情感需求和陪伴孩子间选择了自己的情感，为此她一直背负着“坏妈妈”的心理压力。

这部电影不同于我们经常谈论的母亲的艰难，比如承担过多的育儿责任，因为育儿在职场不能得到平等待遇等等，相反，电影中的丈夫有很好的分担父亲的责任，也没有阻止她追求事业，也没能阻止她扔下两个孩子出轨三年。

这位母亲的痛苦，在于没办法按照现代育儿标准成为一位“好妈妈”，没办法无条件的牺牲自己去满足女儿的需求，因此内疚和自责。

最近读了一本书《成为母亲的选择》，其实英文书名是《后悔成为母亲》，作者采访了一些明确表示重来一次不会再选择生育的母亲。

这本书中，和“后悔”这个词出现频率一样高的词是“责任”，大部分女性是因为完美母亲的职责需要牺牲太多自我而后悔，这些牺牲包括时间、金钱、情感全方位的付出。

很多女性都表达了自己非常爱孩子，但是相比付出仍然非常后悔成为母亲。

也有些女性表达了自己就是没办法全心爱上自己的孩子，虽然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百般努力扮演着好妈妈的角色，这样的母亲因为内疚心理压力会更大。

有些女性是因为配偶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或经济压力大而后悔成为母亲，但采访中更多的是配偶已经承担了甚至是大部分育儿责任，家庭也有经济能力，但还是没办法接受母亲责任的女性，“对我来说责任就是一个问题。

”有因为育儿耽误自己的事业感到后悔的女性，但也有很多女性并不是因为家庭事业不能平衡才后悔生育的，相反，很多女性正是认为生育会成为发展事业的压力才后悔的因为养育需要金钱，还有很多人对职场根本没有兴趣只是想把育儿的时间拿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或享乐，也就是说“职场”和“生育”并不是二者必选一的问题，这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下的创造的二元选项，这只会让很多人更加不敢说自己后悔成为母亲，因为她们并没有也不准备有很好的职业规划、或符合社会规则的所谓自我价值实现。

很多女性不能表达后悔的情绪，还因为害怕被指责“那你为什么要生”。

但是和很多事情一样，生育并不是一件可以提前规划好一切然后执行的事情，特别是这件事还会延续很多很多年。

生孩子的原因多种多样，有时候是根本没想过，有时候是社会压力，有时候是理想和现实的冲突，有时候是冲动的结果，有时候是事后发现自己力不从心，大家都能理解人经常会因为这些原因做出后悔的事情，但是却不允许女性因此后悔生育。

可能因为孩子是社会的希望，因为相比成年人孩子太弱小了最需要保护，反正现代文明对父母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这一点我自己也非常矛盾，虽说让一个人为另一个人牺牲没有道理，但到了孩子身上就还是觉得这是唯一的办法，所以我虽然会问“为什么”，但自己也一直努力在成为符合标准的完美母亲，当各种育儿指南都告诉我这样做会伤害孩子的某些方面、或这样对孩子有好处时，会尽力按照各种指南去做，这一方面是爱，一方面是认为父母必须承担这样的责任，因为孩子只能仰仗父母。

看电视剧《梅尔罗斯》的时候，除了父亲是罪魁祸首，人们应该也会指责母亲的懦弱，指责她没能保护自己的孩子，指责她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

现代社会还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母亲的责任就无法避免，但至少大家可以理解有些人对这样的责任有很大的压力或者就是做不好，也许这可以推动将育儿责任更多的交给社会？

总之作为一位非常爱孩子但天天劝人不要生育的母亲，很多时候我自己也非常矛盾，只能说在很多事情上作为第三者，我不愿意轻易的站到责备父母的立场。

暗处的女儿几年前，我在一个育儿群里问：“为什么母亲就一定要无条件的爱自己的孩子？

”已经想不起来当时聊天的具体内容了，可以肯定的是被批评了很多，比如不爱就不要生、孩子需要爱、这是母亲的责任，但那些批评肯定没有给我答案，因为道理和责任不能代替情感，而爱是一种情感。

这部电影，就讲了一位母亲没办法无条件的爱自己的孩子，她在很多时候选择了承担母亲这个角色，她爱孩子，她也明白孩子需要陪伴和耐心，但她还是会在孩子打扰到她时克制不住的对孩子发脾气、会在自己的事业和孩子的需求间选择事业，她甚至在自己的情感需求和陪伴孩子间选择了自己的情感，为此她一直背负着“坏妈妈”的心理压力。

这部电影不同于我们经常谈论的母亲的艰难，比如承担过多的育儿责任，因为育儿在职场不能得到平等待遇等等，相反，电影中的丈夫有很好的分担父亲的责任，也没有阻止她追求事业，也没能阻止她扔下两个孩子出轨三年。

这位母亲的痛苦，在于没办法按照现代育儿标准成为一位“好妈妈”，没办法无条件的牺牲自己去满足女儿的需求，因此内疚和自责。

最近读了一本书《成为母亲的选择》，其实英文书名是《后悔成为母亲》，作者采访了一些明确表示重来一次不会再选择生育的母亲。

这本书中，和“后悔”这个词出现频率一样高的词是“责任”，大部分女性是因为完美母亲的职责需要牺牲太多自我而后悔，这些牺牲包括时间、金钱、情感全方位的付出。

很多女性都表达了自己非常爱孩子，但是相比付出仍然非常后悔成为母亲。

也有些女性表达了自己就是没办法全心爱上自己的孩子，虽然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百般努力扮演着好妈妈的角色，这样的母亲因为内疚心理压力会更大。

有些女性是因为配偶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或经济压力大而后悔成为母亲，但采访中更多的是配偶已经承担了甚至是大部分育儿责任，家庭也有经济能力，但还是没办法接受母亲责任的女性，“对我来说责任就是一个问题。

”有因为育儿耽误自己的事业感到后悔的女性，但也有很多女性并不是因为家庭事业不能平衡才后悔生育的，相反，很多女性正是认为生育会成为发展事业的压力才后悔的因为养育需要金钱，还有很多人对职场根本没有兴趣只是想把育儿的时间拿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或享乐，也就是说“职场”和“生育”并不是二者必选一的问题，这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下的创造的二元选项，这只会让很多人更加不敢说自己后悔成为母亲，因为她们并没有也不准备有很好的职业规划、或符合社会规则的所谓自我价值实现。

很多女性不能表达后悔的情绪，还因为害怕被指责“那你为什么要生”。

但是和很多事情一样，生育并不是一件可以提前规划好一切然后执行的事情，特别是这件事还会延续很多很多年。

生孩子的原因多种多样，有时候是根本没想过，有时候是社会压力，有时候是理想和现实的冲突，有时候是冲动的结果，有时候是事后发现自己力不从心，大家都能理解人经常会因为这些原因做出后悔的事情，但是却不允许女性因此后悔生育。

可能因为孩子是社会的希望，因为相比成年人孩子太弱小了最需要保护，反正现代文明对父母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这一点我自己也非常矛盾，虽说让一个人为另一个人牺牲没有道理，但到了孩子身上就还是觉得这是唯一的办法，所以我虽然会问“为什么”，但自己也一直努力在成为符合标准的完美母亲，当各种育儿指南都告诉我这样做会伤害孩子的某些方面、或这样对孩子有好处时，会尽力按照各种指南去做，这一方面是爱，一方面是认为父母必须承担这样的责任，因为孩子只能仰仗父母。

看电视剧《梅尔罗斯》的时候，除了父亲是罪魁祸首，人们应该也会指责母亲的懦弱，指责她没能保护自己的孩子，指责她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

现代社会还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母亲的责任就无法避免，但至少大家可以理解有些人对这样的责任有很大的压力或者就是做不好，也许这可以推动将育儿责任更多的交给社会？

总之作为一位非常爱孩子但天天劝人不要生育的母亲，很多时候我自己也非常矛盾，只能说在很多事情上作为第三者，我不愿意轻易的站到责备父母的立场。

Leda，大学教授，专精比较文学，拖着装满书的几个大箱子，一个人来到希腊小岛度假。

管理房子的是老实善良的中年人Lyle。

不知因何而独自出行的中年女子，遇到适龄男子，总感觉要发生点什么。

偏偏这片海滩上勤工俭学的Waiter Will专业和Leda也基本对口。

年下之恋貌似也是不错的选择。

而突然到来的一大家子美国人，打破了海滩的平静，愤怒有余的Leda拒绝为他们提供方便，却被其中的年轻妈妈Nina所吸引。

眼神随着摄影师的镜头在Nina的身上游走，由上至下，再折返过来。

这可是《五十度灰》Dakota Johnson，请发挥你的想象。

莫不是导演为我们准备了一场禁忌之恋？

无论哪种，旅行中不发生点氤氲暧昧的事情，无疑是平淡且灾难性的。

然而Leda却并没有选择主动出击，她沉浸在自己的回忆里。

年纪轻轻成了两个娃的母亲，印象中甜蜜的亲子时光被她们不停哭闹，不断要求变成了午夜梦魇。

人生最愤怒又无能为力的事情就是面对自己小孩的无理取闹了吧。

损毁你最珍视的东西而毫无悔意不过是件小事，因为就连你自己也不过是他们的大玩具而已。

伤害你或你的身体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场游戏。

心中的巴掌举起来，现实中的膝盖跪下来，戴上耳机可能是她当下唯一自救的方式。

然而有人却不以为意，理所当然的扒下她的耳机，是那个经常缺席，留她自己困兽般独自战斗的人。

是什么赋予他这样的权利？

看到她独自旅行，Lyle就断定她很孤独，主动关心却没有意识到搅扰了Leda的晚餐；躲到电影院被一群肆意喧闹十几岁男孩打扰，直到一位陌生男子出声制止，他们才平息下来。

显然男性的权威比女性的千言万语管用太多了，也正是这样的环境潜移默化间暗示女性想要被看到听到，想要掌握一定的话语权，依附于一个男性可能是条捷径。

如果只苛责异性之间的不平等与不理解有失公允，那么同性之间理应心照不宣。

海滩正面遭遇Nina的姑姐Callie，对方挺起骄傲的孕肚，有那么一点炫耀似的询问Leda：你一个人旅行是不是没有孩子？

得知Leda的孩子已经成年，又问：你一定很想念他们。

似乎对Leda本身并不是那么感兴趣。

还记得Leda出场时怎么介绍自己的吗？

我是个教授，来自Cambridge，离波士顿不远。

实际上是低调的告诉你：我是哈佛人。

你不能指望一个以孩子来界定自己价值的女人理解什么叫做：Kids are crushing responsibility，就像不能期待点石成金煎水成冰。

哦，Leda，Leda，Leda.上一次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还是在希腊神话里。

宙斯以天鹅之身诱惑了凡间女子勒达，勒达诞下两只蛋，分别是双生子和双生女。

这对女孩之一就是以倾国倾城之貌倾倒特洛伊城，结束英雄时代的海伦。

所以，作者想要表达什么呢？

Leda, Nina, Elaina, Martha, Bianca, Minna， 这里出现的一串名字是不是又暗含着什么密码？

人们常常将“母性”看作是刻在女性基因里的东西，却常常忽略她们真实的需要，哪怕仅仅是一点独处的时间。

无论在何种文化背景之下，孩子都是上天的恩赐，天真烂漫或者恣意放肆都只是做了一个孩子会做的事，没人相信天使的背面是魔鬼。

而作为一个妈妈意味着你必须常年如一日高质量的包容与输出，才仅仅能够达到合格的水平，无论伴侣是否参与。

世界从来都只是围绕男性旋转，但对“母亲”的期望却高企不下，甚至女性自己也对此深信不疑，那些胆敢对抗社会规则人因此背上了“坏妈妈”的名号，或者“根本不配做女人”。

原作者Elaine Ferrante读过导演Maggie Gyllenhaal的改编剧本后明确表示，只有她亲自指导，她才同意作品改编成电影。

是惺惺相惜？

我不知道，但是Maggie本人凭借此处女作斩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剧本奖确也实至名归。

电影本身平铺直叙，没有任何倾向，缺少爆点，甚至每个角色出现的时候都敌我难分。

面对没有把握的事情，我们都倾向于臆测。

就像我们以为Leda对于Nina迷恋是同性之间的欣赏，又或者是来自一个母亲对于女儿的关怀。

而实际上Leda只是希望Nina看清自己，趁一切还来得及，因为None of these is gonna pass。

不甚明朗的结局和Nina过激的举动说明她并不理解Leda，如她自己所说：生活中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只能说，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

PS：Jack Farthing今年喜提两个最窝囊的角色，《Spencer》里他是查尔斯，《Daughter》里变成了Joe，明明也可以算作是美男…

2023年1月1日看。

泪流不止。

完全理解故事里人物的情绪与情感。

我的女儿，并不是我想要的女儿，她的到来并没有给我带来幸福，24岁生下她，使我的生活备加艰辛。

不是我想要当妈妈，而是一种义务，似乎女人有义务生孩子。

她七岁，单独带她五年，这五年里，对她带着复杂的情感。

一方面因为没有给她正常的家庭而心生极大的亏欠，另一方面接近崩溃时想如果没有这个孩子会不会更幸福，继续因为有这样的想法而自责痛苦。

大概崩溃过无数次，闹起来打她疯狂。

一边自救，一边生存，一边不让她坠入黑暗，还好现在她活泼爱笑。

在《那不勒斯里》，莉拉对莱农说“也许我们都不适合当母亲”。

《暗处的女儿》也在讲述母亲与孩子的排斥与救赎。

《那不勒斯》里蒂娜消失了，莉拉从此失去了力量，说出“谁说活着就一定要有意义”这样的话。

而《暗处的女儿》勒达抛弃女儿三年追求自我，最后回到女儿身边，感觉所有一切都比不上两个女儿。

作为女人，母亲，不管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找到活着的方法都不晚。

我也不再怪自己，真正接纳现在的生活，接纳这样的女儿与自己。

在刚刚过去的第78届威尼斯电影节上，主竞赛单元就有三部与“母亲”有关的电影：佩德罗·阿莫多瓦（Pedro Almodóvar）的《平行母亲》（Madres paralelas），把抱错孩子又相恋这样一个听起来有点狗血的故事融入到生命的传承和历史伤痛中；奥黛丽·迪万（Audrey Diwan）的《正发生》（L'Événement）带着强烈的痛感展示了一个60年代的残酷堕胎故事，最终斩获金狮奖；相比之下，玛吉·吉伦哈尔（Maggie Gyllenhaal）的《失去的女儿》（The Lost Daughter）则显得有点普通，影片讲述了一个非典型妈妈的故事，曾经她和丈夫离婚，三年不见女儿，如今功成名就，也孑然一身。

一直以来，影像中的母亲都被看作是社会征候的显影，因此最被关注的也是其作为社会形象的价值和意义。

但即使只作为符号，“母亲”也不该像唐三藏一样被圈禁在指定范围里。

成为母亲，首先意味着具体的身份冲突，同时，母亲将要遭遇的困境也隐含了结构性的社会观念冲突。

因此，矛盾冲突而不是整合统一，或许才是理解母亲的关键。

这也是近年来母亲题材内转的方向：做母亲还是不做母亲，这可以是个问题。

《失去的女儿》改编自埃琳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的同名小说，尽管对熟悉费兰特作品的观众而言，这样的主题并不让人意外，但吉伦哈尔的改编和执导还是让这个故事更有挑战性，也更出彩。

凭借这部相当优秀的作品，吉伦哈尔收获了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剧本奖，第87届纽约影评人协会奖最佳首作奖，并提名第79届金球奖电影类最佳导演。

主演奥利维娅·科尔曼（Olivia Colman）也在《宠儿》（The Favourite）之后再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但对观众来说，观看这样的非典型故事却又是个挑战。

该片的豆瓣评分为7.5（11348人评分），IMDB评分则仅有6.7（52771人评分），更有趣的是烂番茄网（Rotten Tomatoes）的反馈，专业影评人给出的番茄指数高达94%，而观众给出的爆米花指数则只有48%[1]。

也就是说，当我们说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时，主要指的是影评人的标准，对观众而言，这完全不是一部好看的爆米花电影。

在这部影片中，母亲既不是我们熟悉的政治隐喻（伟大的祖国母亲），也不是很好理解的社会身份（为家庭牺牲奉献的母亲），而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症状——作为母亲的莱达竟然完全不像母亲。

一大学教授莱达拖着一大箱子书独自前往海滩度假，不喜交际的她享受着这种离群索居的悠闲生活。

可突然到来的大家族却打破了这种宁静，为了聚会他们打算重新规划海滩。

莱达拒绝配合换位置，与之产生摩擦，同时却又被大家庭里的年轻妈妈吸引，妮娜母女总让她想起过去。

故事到这里再起波折，妮娜的女儿埃琳娜走丢，莱达帮忙找回孩子，却又顺手拿走了她的玩偶，失去玩偶的小女孩日夜哭闹。

莱达明知妮娜一家被丢失的玩偶搞得焦头烂额，却始终没有归还。

当她终于把修整之后焕然一新的玩偶还给妮娜时，妮娜怒不可遏，用莱达送的帽针捅了她。

莱达连夜驾车离开，影片的结尾又回到了片头，身着白衣的莱达倒在海滩上。

次日清晨，她醒来，在海边一边削橘子一边给女儿打电话。

似真似幻中，影片结束。

影片中，莱达的举动常常让人感到费解，当这些举动和母亲的身份叠加在一起时，就更显奇怪。

假如换成其他人，把玩偶藏起来不过就是让人讨厌的恶作剧而已，但一个母亲这么做，就让观众觉得难以解释——她为什么这么做，她是不是不正常？

产生这种疑问当然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在此之前，我们所面对的影像中的母亲形象总是处于一种清晰的叙事逻辑中。

弗谢沃罗德·普多夫金（Vsevolod Pudovkin）的《母亲》（1926）改编自高尔基同名小说。

影片塑造了一个经典的母亲形象，她在苦难中从无知走向革命，用爱和信念接过儿子的旗帜。

这种觉醒也成为20世纪女性启蒙的经典模式，在伤痛中成为革命者。

如果说革命的母亲具有时代限定性，那么我们更熟悉的还是传统的地母形象，大地母亲既是最为古老的女性原型形象之一，也是民间观念对母亲角色的全部期待，她要承受一切，包容一切，让自己成为孕育家庭的养分。

国产影视剧中最有观众缘的母亲通常都是这样的形象。

与无限包容相对的，是《告白》（2010）和《金福南杀人事件始末》（2010）中忍无可忍绝地反击的“复仇的母亲”，如果法律不能保护自己和孩子，那就亲自来制定惩罚规则。

当一个母亲决定惩罚凶手，她将比凶手更残酷。

从这个意义上说，“复仇的母亲”是以另一种牺牲表明了残忍与伟大乃是一体两面。

相比之下，近年国产影视剧中的“剥削的母亲”则彻底宣告了母亲形象的坍塌。

如果说电视剧中的妈妈主要是物质剥削——《欢乐颂》（2016）中的樊胜美妈妈，《都挺好》（2019）里的苏明玉妈妈，《安家》（2020）中的房似锦妈妈——让女儿为家庭造血，越优秀越值得压榨；那么电影中的妈妈则更多体现了情感剥削——《柔情史》（2018）、《再见 南屏晚钟》（2019）、《送我上青云》（2019）、《春潮》（2019）等影片中的妈妈——她们不仅不能再给予家庭力量，反而成了情感包袱和控诉对象。

提出两条粗疏的线索并不是为了论证母亲形象如何具体变化——在这里也不去探讨变化背后的征候性，比如残酷母亲的形象目前主要集中在东亚影像中——而是想通过变化来指认形象的结构性：无论如何变化，母亲都始终处于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结构中。

也正是这种结构性，让我们得以准确地理解银幕上的母亲，无论她处在哪一个位面，至少都表明了一点，一个母亲不会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该干什么，而观众也总是通过干了什么来审视她们。

不同的是，莱达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正如费兰特在小说中写到的，“最难谈论的事情是我们自己也无法理解的事情”[2]。

神秘作家费兰特享誉全球的知名度来自于《那不勒斯四部曲》，HBO将其翻拍成了爆红电视剧《我的天才女友》（L'amica geniale）。

与女儿们大受欢迎的成长不同，妈妈们的内心世界却很少被关注，也因此，难以被纳入类型化的影像表达中。

在《失去的女儿》之前，费兰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讨厌的爱》（L'amore molesto）也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

在费兰特的笔下，塑造母女关系的其实不是彼此，而是强大但却隐身的历史和暴力，在失去母亲之后，女儿才终于明白了这一点。

费兰特想要表现的正是这种对母亲的无视，正如她所喜欢的作家艾尔莎·莫兰黛(Elsa Morante)所做的：“没有任何人，包括母亲的裁缝会想到，母亲会有一具女性的身体……（以男性第一人称写作）这种伪装的目的就是通过文学，实现母亲的裁缝无法完成的工作：把母亲的形象（死去的母亲、农奇亚蒂娜、同性恋父亲）从包裹里拯救出来……让母亲本来的身材显露出来，讲述女性体验中没有讲述过的东西”[3]。

把母亲还给自己，这大概是玛吉选择费兰特作品的真正原因。

但电影与小说又截然不同。

小说的第一人称视角能让读者迅速了解人物内心，但对电影而言，除非借助旁白，否则无法直接转译。

电影更常采用的办法是通过叙事突显因果，通过逻辑理解人物。

正因为如此，吉伦哈尔的改编才显得大胆，如果按照时间顺序完整讲述莱达的经历，那么这个人物形象将更清晰，当下的故事或许也会更有张力，但是玛吉没有这么做，她把莱达的故事仅仅限定在海边度假。

两个小时用来讲述一个人的一生或许太短，但用来讲述一种体验却足够长，在理查德·布罗迪看来，正是这种大刀阔斧的削减让《失去的女儿》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元电影”：把女性的生命体验还原到微妙的细节和深刻的经历中。

这恰恰是当下电影所缺乏的。

[4]虽然都改编自费兰特的小说，但《失去的女儿》和忠实原著的《讨厌的爱》完全不同。

这种不同不在于取舍了多少，而是取舍本身就是一种重塑。

因为无法把莱达放入既有的形象谱系中，所以我们反复追问，为什么她要把玩偶藏起来，她到底爱不爱自己的女儿？

顺着这样的疑问，叙事的合理性被放到了第一位：莱达可以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观众却必须知道答案，否则这就是一个失败的故事。

但影片从未解释莱达的行为，这种不解释与其说呼应了费兰特所说的“自己也无法理解”，倒不如说是一种更彻底的回答：把母亲从叙事中拯救出来，面对她的症状。

因此，读解（read）莱达的症状而不是解释（explain）她的行为，就成了观看这部影片的关键。

二要解释莱达的行为，就得把她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再从这个位置出发追问是什么塑造了形象，是什么促使她这样做。

于是，影片中的回忆就成了唯一的线索，我们从中寻找因果关系。

长期以来我们都凭借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解读人物，但这一方式在这里却恰恰构成了障眼法，因为母亲的全部秘密并不在于形象背后有什么，而在于形象本身是什么。

如果说只有当一个母亲服从于母亲叙事，她才能被我们理解，那么莱达真正让我们迷惑的恰恰不是她做了什么，而是她没做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对母亲的解释其实都是误读，因为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背后真正有什么。

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正是为了给母亲带上一张合适的面具，面具能帮我们回避来自母亲的真实面庞——危险的无意识。

钟孟宏的新作《瀑布》（2021）也讲述了一个让人压抑的母亲故事。

正是这样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一旦母亲失去面具，生活将变得如何不可理解，如何恐怖。

疫情之下，女儿和妈妈轮流成为病人，只不过女儿被隔离的是身体，妈妈被隔离的是精神。

自从患上思觉失调症，妈妈就成了家庭的恐怖之源，幻想和现实的界限变得模糊。

“瀑布”既是妈妈思觉失调发作时脑中出现的声音，也象征着母女关系的张力和涌动。

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母女争吵场景里，灯下的女儿和暗处的妈妈形成鲜明对比，一如失衡的母女关系，摘下面具女儿可以释放，妈妈则只能崩溃。

妈妈生病之后，母女关系重新流动，女儿开始成长为“母亲”。

女儿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通过精神病的症状来重新理解妈妈，就像我们也从来没想过，恰恰是变化莫测的无意识而不是精心编码的意识，才是理解母亲的关键。

来自母亲的无意识之所以危险，就在于它的不合情理和不可预测，面对偶然泄露的伪装，斜目而视或许能发现端倪，一旦主动捕捉，反而成了对母亲形象的再次框定。

2021年春节档，贾玲带来了她追忆母亲的导演首作《你好，李焕英》，这个感人的故事最终收获了54亿票房，让贾玲出道即巅峰，成为全球单片票房最高女导演。

在母亲李焕英发生意外的弥留之际，女儿贾晓玲穿越回了母亲的青春时代，她决定帮李焕英改变命运。

几经波折命运依旧，在离开之际她才意识到，不是她在帮助李焕英，而是李焕英一直在成全她的帮助。

对于重视家庭伦理且崇尚地母精神的中国观众而言，李焕英对女儿的爱与包容让人很难不动情。

但问题也正在这里，看起来影片最动人的就是李焕英对贾晓玲知情不报的“再次付出”，但真正的重点却在“知情不报”，对于女儿而言，母亲的付出只能是也必须是无言的。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完全按照女儿的意愿重新讲述的母亲故事，也是一个排除了母亲的母亲故事。

在这里，想象母亲如何伟大透露的恰恰是女儿的无意识，妈妈请你像从前一样，再为我牺牲一次吧。

与李焕英迥然不同的是，在《失去的女儿》中，莱达是一个没有女儿的母亲，女儿只在她的回忆里、描述里和手机里。

有意思的地方正在这里，没有母亲的母亲故事激发了广泛的共情，每个人都可以在影片中找到打动自己的细节，没有女儿的母亲故事却疑点重重，面对莱达这样一个不可靠叙述者，观众更想做的还是破案：面具为什么不见了？

这种对比恰恰说明了母亲的处境，与其说母亲总是处于某种关系中，不如更准确地说，母亲总是对象性的，服从母亲叙事就是成为欲望对象，只有成为欲望对象，才能召唤属于自己的孩子。

如此一来，还有归还母亲主体性的可能性吗？

这或许是吉伦哈尔和莱达共同的疑问。

这也是莱达症状的真正由来，为了拒绝成为欲望对象的母亲，宁愿释放“本它”[5]，让面具背后的另一个我显影。

到这里，我们虽然理解了莱达的不同，但偷拿玩偶的一系列行为仍然有待进一步解读。

影片中给埃琳娜带来陪伴和安全感的玩偶，一旦到了莱达手里，就成了诡异之物（the uncanny）。

无论是从玩偶中爬出的虫子、流出的黑水，还是莱达对待玩偶的方式——她不过是像埃琳娜一样，让玩偶成为了自己的陪伴物——都让人察觉到一种诡异的氛围。

但显然，诡异的并不是玩偶本身。

玩偶之所以能触发诡异，是因为它暴露了莱达的被压抑的爱正在以这种诡异的方式向她回归。

这也是诡异物的真正含义，它原本不过是普通之物，只因为承担了无意识的伪装才压抑变形，显得诡异。

相比藏玩偶，更值得琢磨的是反复藏玩偶，即使被管理员看见了，莱达也没有第一时间归还，归还玩偶的那一刻总是被延迟。

也因此，我们需要为莱达的症状重新正名，她并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是始终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也就是说，掩藏玩偶的强迫性重复（compulsive repetition）才是莱达真正的症状。

通过回忆我们得知，莱达曾经把自己儿时心爱的玩偶作为礼物送给大女儿，但大女儿却因为得不到关注，就把玩偶看作母亲的替身加以报复，用彩笔画得乱七八糟。

暴怒的莱达为了惩罚女儿把玩偶扔出窗外，玩偶碎了一地。

如果把从海滩带回的玩偶看作是被摔碎玩偶的替身，那么清洗的确是一种象征性修复，我们猜测莱达也许希望再次回到那个现场。

但更重要的是，清洗并不是终点，在妮娜一家到处找娃娃，家族众人对她充满敌视的情况下，莱达还是冒险去店里买了物料，给娃娃换上了新的衣服。

焕然一新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把玩偶还给自己，而不是女儿。

只有以莱达为目的，我们才能重新审视带走玩偶的真正意义。

带走玩偶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召回新手妈妈的焦虑，这才是莱达想回到的现场。

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反复回到创伤场景虽然不合情理，但仍然是符合快乐原则的，只不过是另一种变体：通过不断重返，主体把被动创伤变为主动体验，从不可控变为可控，从不愉快变为愉快。

也就是说，莱达想要回到现场的原因，也许和我们预想的正相反，要修复和控制的不是女儿的创伤，而是作为母亲的自己。

失去的女儿到底是谁，是影片留给我们的最后疑问。

很多分析认为这是一个多重关系的指代，在每一对母女关系中都有一个失去的女儿，对茫然的莱达而言，这个女儿其实是她自己。

这么说当然没错，只是或许仍然难以抵达没有面具的真相。

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失去的女儿”并没有任何隐喻，在摔碎玩偶的那一刻莱达和女儿都遭遇了情感危机，那一刻她的确失去了女儿——失去了对女儿的控制，也失去了对女儿的依恋——这让她感到十分遗憾。

但更遗憾的是，她并不后悔。

莱达既没有后悔成为母亲，也没有后悔在那一刻离开女儿，这才是故事的残酷真相。

这也是我没有沿用豆瓣译名《暗处的女儿》的原因，让母亲离开隐喻，或许能看到更多。

莱达和妮娜之间的互相吸引在影片中也耐人寻味，如果我们把莱达对妮娜的关注看作是母亲之爱的移情，那么妮娜对莱达的诉求仍然是欲望对象的投射，因此这种召唤注定失败。

归还玩偶的惨烈场景也向我们说明，摔碎的玩偶已不可能再还给女儿，只能还给自己。

但问题也在这里，一个离开女儿的母亲，在我们原谅她之前，她可以自己原谅自己吗？

这或许是《失去的女儿》留给观众的真正难题。

此时此刻回头再看莱达，或许我们可以赞同齐泽克，“享受你的症状吧！

”（Enjoy your symptom！

）。

本文已发表于《戏剧影视评论》2022年第3期注释：[1] 数据查询时间为2022年4月2日。

[2] Elena Ferrante, The Lost Daughter. New York: Europa Editions, 2008. Translation by Ann Goldstein.[3] [意]埃莱娜·费兰特：《碎片》，陈莹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8页，第44页。

引用版本来自得到电子书。

[4] Richard Brody, Maggie Gyllenhaal’s “The Lost Daughter” Is Sluggish, Spotty, and a Major Achievement, https://www.newyorker.com/culture/the-front-row/maggie-gyllenhaals-the-lost-daughter-is-sluggish-spotty-and-a-major-achievement, 2022-1-3.[5] 弗洛伊德的著作The Ego and the Id通常被翻译为《自我与本我》，但近年来已有译者提出译作“本它”更接近id的德语原文Es，也更能突显自我对本它的“入侵”。

参见《死亡是生命的目的：弗洛伊德导读》，唐健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82页。

一、静谧的、克制的叙事《暗处的女儿》并非借助话语体系来严肃地探讨母职的意义或公然地提出抗议、进行反叛，而是平静地将处在不同年龄阶段的母亲的生存状态呈现在观众面前。

影片中，现实与回忆两条时间线交替进行叙事：·蓝色调，明亮日光与昏暗暮色交替的现实

·棕色调，幸福与抑郁交错的回忆

触发回忆的契机是海滩上的一对年轻母女，Nina和Elena。

从暗中观望到因一契机与之相识，Leda越来越近距离地观察到她们的生活，也越来越频繁地回忆起自己和Nina一般大时的种种相似处境。

影片中有大量充满隐喻意味的镜头：枕头上濒死的蝉，从底部腐烂的果盘，被松果突袭留下的伤口……这都是对于Leda看似平静而充实的生活实则暗藏痛楚与荒谬的一种影射。

除此之外，大量的特写和晃动的镜头，放大了人物动荡不安内心的各种情绪。

二、被诅咒的母亲影片中有三位母亲角色：有两个成年女儿的Leda，有一个小女儿的Nina，腹中怀有一女的Callie。

当Nina丢失的女儿Elena被找回时，三人在海滩上交谈，背景音是Elena持续的哭闹声，暗示着三位女人各自的、源自母亲身份的艰难处境。

1.流失的掌控感影片中，年轻的Leda几乎始终呈现出与传统的母亲角色相悖的形象：应对孩子的纠缠时筋疲力竭、无所适从，甚至情绪失控；竭力想要远离孩子，抓住独处的机会；离开家时欣喜溢于言表；出轨时无所顾忌，把孩子抛到脑后……比起母亲，她在两个女儿面前更像是一个年长的孩子。

当Nina问她，离开孩子的感觉怎样，她回答：“It felt amazing”。

观众足以感受到两个年幼的孩子给这位渴望事业、追求自由的女人带来的沉重压力。

Nina与年轻时的Leda极其相似，被迫寸步不离地照顾女儿让她几欲崩溃，终日沉浸在抑郁的状态中无法自拔。

母职所占用的大量时间、消耗的大量情感与精力，使得Leda和Nina对于自己的生活失去了掌控。

而短暂的出轨，或许正是她们通过满足自身的欲望来寻回掌控感的一种方式。

2.家庭的枷锁不堪重负的Leda选择了离家出走，三年后才回到女儿们身边。

Nina问Leda，既然离开孩子的感觉那么好，为什么又要回去，Leda说：“I’m their mother. I went back ’cause I missed them. I’m a very selfish person.”她把回归家庭的原因归结为自己的“自私”，然而这种自私实际上来源于她对于女儿本能的难以割舍。

血浓于水的连结，使得对于女儿的挂念成为了融入骨血的情感反应，内疚与悔恨的情绪滋长蔓延，促使着她回到孩子身边。

当人们构筑母性神话之时，母性却从另一个角度成为了降临在女人身上的一种“诅咒”。

波伏娃认为母性是将女人变成奴隶的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憎恶孩子剥夺自己的自主性的Leda，也因伴随着生育而来的母性，变成了无法逃离家庭的奴隶。

在片中镜头较少的Callie与Leda交谈时提到“My sister-in-law had hers right away. Took me eight years”，言语中透露出对于Nina的艳羡和无奈。

八年时间终于迎来一个孩子，背后隐藏的家庭对于母性的殷切期望不言自明。

三、“The lost daughter”&the doll展示母亲这一角色的生存状态在我看来不是这部影片唯一的“目的”，影片的名字“the lost daughter”正暗示着这一点。

它可以有多重解读：·走失的女儿——同样在海滩走丢的Bianca和Elena·失落的女儿——失落了女儿身份的Leda（和Nina）影片之所以聚焦母女关系，或许正是为了更好地描摹女人的双重身份：母亲和女儿。

在作为母亲的同时，Leda和Nina也是母亲的女儿；在作为女儿的同时，Bianca，Martha和Elena也注定会成为母亲。

洋娃娃在本片中起到了重要的象征作用。

影片中有一段对话让我印象深刻。

Leda将自己小时候的洋娃娃Mina送给女儿Bianca（或者说是托付给她照顾），却发现Bianca在娃娃身上随意涂鸦，她于是生气了。

“This is my doll. You can't treat her like shit.”“No. She’s mine.”“Yeah, well, she’s ruined.”接着Leda亲手把娃娃扔到楼下摔得粉碎。

粉身碎骨的娃娃这一段颇有些意味深长。

娃娃作为Leda童年的玩伴，在被女儿占有并“破坏之后”落得了粉身碎骨的结局。

这似乎隐喻着成为母亲后要被女儿剥夺一部分的自我，变得不再完整、独立。

换言之，成为母亲意味着要献祭自己曾享受的童年——献，即为子女提供童年，祭，则意味着永恒地结束自己的童年。

洋娃娃的坠落，象征着Leda女儿身份的失落和童年的终结。

洋娃娃同时也暗示着女性注定既是女儿又是母亲的命运。

当Leda发现属于Elena的娃娃躺在自己的包里时，她愣住了。

导演在银幕上隐藏起了之前Leda下意识地拿走娃娃的动作，因此这一画面显得特别荒诞而引人追问——她为什么拿走了这个娃娃？

在我看来，除了对于自己童年的怀旧与回望之外，她潜意识中也把洋娃娃当成了自己曾经抛弃的女儿。

Leda后续的一系列照顾娃娃、把娃娃扔进垃圾桶的割裂的行为，就像是对于年轻时的自我的修正与重演——一方面，她渴望弥补，渴望做一个称职的母亲；另一方面，她的焦虑、恐惧与自我怀疑依然埋伏在体内。

除此之外，洋娃娃也是片中小女孩们的玩具。

女儿年纪尚小时，就要扮演起母亲的角色，把洋娃娃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照顾。

而片中的女儿们却展示出了怪异而叛逆的一面——Bianca在娃娃身上涂鸦，Elena会啃娃娃的脸。

这或许也是对一种埋藏在母亲身份中的焦虑与痛楚的映射。

四、母女的决裂片中Leda和Nina的关系颇值得探究。

Leda第一次和Nina搭话时展现出了一个成熟母亲的姿态，她安抚女儿走丢的Nina，并以极高的效率找回了Elena。

因此Nina看Leda的眼神里有一种隐约的向往和仰慕，之后，她也道出了“I wanna be like that lady”的想法。

有意思的是，当Leda讲起自己童年时的洋娃娃时，Nina误把娃娃的名字Mina听成了Nina。

我想这样的特意安排，正暗示着Leda和Nina同为母亲、又因年龄和生长时代的不同而形成的母亲与女儿的关系。

而她们的最后一场交谈，则象征着母女的决裂。

Nina来Leda的住处找她，向她倾吐自己的痛苦，并期望这个她眼中的过来人能够给予她安慰与信心。

而Leda也充满善意地关怀着她。

然而Leda最终道出了娃娃失踪的实情，并坦承“I’m an unnatural mother”。

她本可以交还娃娃而对自己的“失常”行为闭口不言，但她却主动说出了口。

我想，她或许也在隐隐期待自己的这种“不正常”被另一位母亲接纳——也被自己的女儿接纳与原谅。

然而Nina却由震惊到愤怒，对Leda破口大骂。

走之前，她把Leda曾经温柔地给她戴上的帽针刺向了Leda的腹部。

这个年轻的迷惘者与那中年的“失败者”有着几乎一模一样的痛楚，最终却因为理解的缺失而“关系破裂”。

结尾处，Leda在受伤的肚脐附近摸到了一手血，脑海中浮现出和女儿们有关肚脐眼的回忆。

脐带是母女之间的连结，而斩断连结是一种赤裸裸的背叛。

除了在电话另一端，Leda的两个女儿的身影从未在片中出现，Nina的背叛是否暗示着Leda自始至终都没有与女儿达成和解呢？

写于2022.3.24晚

短评写不下，移步过来唠叨两句。

整体还可以，让我想起看《坡道上的家》的感觉。

育儿的窒息感，个体自我和母亲角色的冲撞，刻画的很好。

但我毫无科学依据地认为，影片有这么两点很不科学：1. 用小年轻提醒女主妮娜一家是坏人的对话，刻意对观众设陷，从而营造紧张压抑的氛围。

这个多此一举的操作，害我全程都在担心女主偷娃娃被发现，然后遭受攻击，变成悬疑犯罪片。

直到快看完我才意识到，那家人几次可怕的目光，不过是女主视角，是她内心心虚紧张的投射。

啥啊，玩我呢？

本来可以把女主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更丰富深刻，加了这句铺垫后反而让片子显得稚嫩不真诚。

2. 女主强烈情绪的底层逻辑令我费解。

都过去将近二十年了，如果如开头表现的那样，女主和女儿仍旧保持联系且关系亲密（毕竟烫了个头发都要跟她聊），就算愧疚一直压在心底，也不至于还这么沉重别扭吧，乃至动不动就湿了眼。

如果她果真失去了其中一个女儿（未可知），她的情绪也应该是妮娜找孩子的时候才爆发（勾起丢孩子的回忆），而不是一开始看到小孩一家就很不自在很难受。

也是有些刻意营造了。

以上种种，看完回味一下，感觉整部片有好几处都给我故弄玄虚的体验。

当然，都说了我是毫无科学依据地认为，希望可以蹲到一个科学的解释。

在历史的晦暗角落里，她们或在迟滞在原地，或奋力向前，她们是母亲同样也是女儿，即使明知这种对抗无异于飞蛾扑火，仍要选择纵身一跃 本文首发于“幕味儿”公众号 #迷影栏目第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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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握瑜生 作为2021年世界影坛诸多名著改编电影序列当中的一部，女性电影创作大军中的一员，坦白讲《暗处的女儿》并不起眼，若不是威尼斯的青睐，这部玛吉·吉伦哈尔初出茅庐的作品恐怕还得不到足够的关注。

无论是电影还是剧集，玛吉·吉伦哈尔一直都是那种很少拍“烂片”的演员，但我对她最深刻的印象仍要属大银幕上2002年的《秘书》和2006年的《雪莉宝贝》，一部让使她首提金球崭露头角，另一部标志着她首次担纲绝对主角并在表演上开始走向成熟。

这位出身电影世家的纽约女演员，相比弟弟杰克·吉伦哈尔在好莱坞大红大紫，姐姐的演艺生涯显得更加从容与波澜不惊。

对于吉伦哈尔的表演天赋，鬼才诺兰不吝溢美，“天赋”、“优雅”和“知性”成为常伴玛吉的几个标签，让人下意识地联系起另一位高才女演员——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娜塔莉·波特曼，更值得一提的是，波特曼在2014年改编阿摩司·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初次担任导演。

站在这个角度，加上哥大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和在英国皇家戏剧艺术学校的经历，或许能解释为什么玛吉会在导演处女作选择改编费兰特的严肃文学作品。

“痛苦女人”的困境 《暗处的女儿》(《The lost daughter》）也可直译为《被遗忘/遗落的女儿》，由于这本费兰特发表在2006年的小说至今仍没有中译本，该作品的译名首次见于“那不勒斯四部曲”的附录。

很显而易见地，片名直接对应了影片叙事层面上的两次重要转折：妮娜的女儿埃琳娜的走失和埃琳娜的洋娃娃（米娜或米妮妈妈）的丢失。

影片的整体叙述呈现为一个套层结构，以勒达在躺在海边的场景为三层叙述的最外层，依靠不断闪回的方法将朦胧扑朔的回忆串连起来，勒达近期度假过程中的见闻与年轻时的经历平行剪辑在一起。

在主人公勒达——这位卓有成就的中年女学者，参与进妮娜女儿埃琳娜的寻找行动以前，故事推进平缓而讳莫如深。

从一开始，在诸多细节上可以了解到主人公的的性格，精致挑剔、独来独往、与周遭的一切均刻意地保持距离、性格强硬甚至可以说颇具攻击性，凭借着高级知识分子的独特视角审视、观察着外在世界，这也给她的度假之旅究竟有何目的再添迷雾。

妮娜女儿的走失带来了整个情势的变化。

这一事件引起了原本游离于外部环境的勒达的注意力，当她也开始加入到帮助寻找小女孩的行动当中，勒达从完全的观察者变成了时间积极介入者，进而影片开启了第三层次的叙述，即第一次闪回到勒达到年轻时的回忆当中去——妮娜似乎面临着与主人公作为年轻母亲时所经受的相同的痛苦，妮娜眼下所处的困境正是勒达曾称之为“粪坑”一般的地狱状况。

新手母亲妮娜并未做好为人母的准备，然而却不得不肩负起教养女儿的责任；在丈夫卡利，乃至其背后的整个男权文化社群的高压之下，妮娜始终处于被“监视”和裹挟的位置——在视听上这一点有较清晰的反映，集体活动时妮娜常处于家族群像的包裹之中，单独活动时曾常伴随着来自男性角色或男性势力的监视，以至于男性社群后来警惕妮娜与勒达的接触：“他不希望我做任何事。

”时刻处于控制之下的妮娜用愤怒向丈夫表示不满，但她最终仍无法摆脱这种没有自由、没有主动空间并被孩子“折磨”和被限制的境况。

通过多次闪回所逐渐勾勒起的第三层叙述为我们展示年轻勒达的困境：一方面是精神理想无法实现，她的学术被孩子“折磨”而大量侵占个人时间，孩子之于年轻的她来说痛苦显然多于幸福；另一方面肉体上的欲望也无法被满足，在这一过程中孩子们无形地扮演了“帮凶”角色.

“受困而痛苦的女人”是费兰特的作品中常出现的一类核心形象，从1992年发表处女作到新世纪的“那不勒斯四部曲”中均有出现，费兰特曾自述：“勒达等角色的痛苦是由失望引起的......她们对于生活的期待没有实现，她们遇到了幽灵，过去的女性要面对同样的幽灵。

波伏娃在《女性的处境和特性》中更加精当地概括了这种困境：“很容易发现为什么女人会墨守成规。

时间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新鲜的成分，它不是一种创造性的流动；由于她注定要重复，他认为未来只不过是过去的一种复制......她不但对什么是能改变世界面貌的所有行动一无所知，而且迷失于世界中间......” 费兰特受到二十世纪60年代以来的女权主义思潮影响颇深，因而她始终倡导发出女性的声音，书写“让女人产生共鸣的东西”并建立起女性写作的广阔世界。

在揭示这种萦绕不散的困窘状态的过程中，导演玛吉以同为女性艺术家的敏感与共情能力抓住了费兰特女性书写极关键的主题：包括友谊、母女等等在内的女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暗处的女儿》中，勒达与妮娜之间关系的亲疏变化成为了影片波澜的主要推动力。

两位女性人物在平行时空之中的错位交叠，为我们展示出了一个更加残酷的境界，勒达的困境在二十多年后并没有在妮娜这里得到解决，在更大的意义上说，整个女性群体所面临的的这种困境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而影片当中未点明妮娜丈夫的家族正是推崇父权至上的意大利黑手党“克莫拉”的翻版，看似被并未占据影片太大空间的“克莫拉”群像，实际上以一种强横而专制的背景形式成为整个作品内外最大的压迫力量，穹隆一般地禁锢着“妮娜们”的生活与命运。

无止息地挣脱 界限的消失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自我的消失。

在妮娜的身上，勒达看到了一些她还未被男性势力完全同化而彻底沉沦的棱角，那上面晃动着勒达自己的影子。

无论是对母亲角色禁锢的挣脱、对丈夫男性权力压制的反抗，还是在度假期间表达出的对男性主导的“克莫拉”社群势力的控诉和回击，勒达的挣脱与对自由的追求是一以贯之、旗帜鲜明的，她拒绝被父权话语和父权势力裹挟，捍卫自己的精神空间，坚持自己的理想追求，不愿因母亲、妻子的身份而牺牲自己书写的权利。

正是这种独立而不妥协的意志使得勒达选择并走上了一条与妮娜完全不同的道路，“她不是谁的妻子或谁的母亲，而是她先属于她自己”。

费兰特说：“我是想说明，我想到笔下的那些女性，她们会通过书面方式表达自己，这会让我觉得，她们的写作能揭示真相。

”事实上，书写不仅成为了作家费兰特确立自我的最佳手段，更成为了片中主人公勒达冲破传统禁锢与压抑、找寻自我的的最锐利武器。

可以看到在影片最开始，勒达带着墨镜在海滩的出场就奠定了她的某种反叛者基调———纯黑色的镜片后，勒达拥有了不被打扰地向外窥视的可能，进而使得她被赋予了某种“观看”的主动权。

女性主人公拒绝作为“视觉快感”的客体并自觉成为观看的主体，暗合了影片和原作欲张扬的女性主义精神。

但勒达的努力结局并不完美，青年时的出走同时也给她留下了难以抹除的痛楚，与男性势力的彻底决裂、与女儿的分离使得她常倍感孤独。

尤其是她也没有女性朋友可以依赖、倾诉。

她是自己一个人出去度假的，处于一种绝对的孤独状态，勒达只能独立面对自己的一切问题，她无从求助、无从获得支持。

尽管勒达在海边时本想和尼娜建立一种友好关系，却做出了妮娜不可理喻的事情——偷娃娃，让这份友谊没有任何发展的可能。

娃娃“米妮妈妈”填补了如此传统下长大的勒达的少女情结，更承载了勒达未能给予的那一部分母亲身份。

影片最后归还娃娃、与女儿通话事实上是主人公与自我、过去和历史关系的一种和缓，孤独的勒达不再刻意排斥与孩子的交流，找回了她作为母亲的一面，但是她仍然坚持孤独，这正是她“之所以如此生活”的必然代价。

令人悲哀的是，从青年到中年，勒达没有发现身处的世界在多大程度上变好了，并没有自身的抗争创造出了什么新的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暗处的女儿》是残忍的，但更让人遗憾的是这种残忍正来自你我共同存在着的日常现实里。

玛吉·吉伦哈尔出手不凡，全片影调风格辨识度极高，画面构图精巧而内容丰富，近景和特写镜头将摄影机迫近主人公勒达的一切细微表情、神态，直逼角色内心和情感的波动，奥利维亚·科尔曼的出色演出伴随绝佳的音乐表现将这个勒达这个倔强纠结、神经敏感、略带偏执的女性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暗处的女儿》述说了这样的一群人——勒达们和妮娜们的故事，甚至也曾是费兰特与玛吉的故事，“历史还有所有相关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都和她们无关，但在她们没有觉察到的情况下，她们的话语，或者行动都包含在历史之内。

”在历史的晦暗角落里，她们或在迟滞在原地，或奋力向前，她们是母亲同样也是女儿，即使明知这种对抗无异于飞蛾扑火，仍要选择纵身一跃。

在众多我看过的关于女性主义的电影中，这部是我认为最直面女性困境的一部，它的精彩程度故事构架和对女性问题的迎头痛击让我陷入了和电影一样的混乱和思考。

故事里的女性不伟大甚至自私，但我却认为这正是人类的复杂和很多女性正在面临的问题：当我的身份转变，意外的成为了母亲，我要如何抉择自我和母亲的角色？

是否，女性作为一个个体，不可以自私？

故事中不只一对母女，最直接的是女主和她两个女儿尤其是大女儿，她触景生情的妮娜和她的女儿，以及藏起来的女孩和娃娃，即将成为母亲的卡莉和女主与她的母亲。

这些女性的关系的纠缠和延续是故事的主线，穿插进来的是丈夫的失能，意外的心动和他人的凝视。

电影用碎片化的故事，摇摆的镜头，塑造了极为立体的却不常在影视作品中出现的母亲的样貌：她年轻貌美还有未竟的事业，她对事业专注或对自己更专注，对孩子却耐心有限；她有需求有欲望需要释放也会需要爱和刺激；她爱孩子但更爱自己，她会在年轻的时候选择离开，也会在年迈的时候为此后悔试图挽回……

都说她也是第一次当妈妈，也都在说她当妈前是小女孩，但这些似乎都是在一个“妈妈本应伟大无私奉献，她没做好”的前提下劝孩子原谅的逻辑。

所以她究竟做错了什么？

或许只是因为成为母亲之前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吧，可是好像也都在宣传做母亲多开心做妈妈多伟大，却也没人真实的讲述过生活中细碎的崩溃的绝望。

有快乐吗？

当然有，全家一起开心大笑，远行回家抱着孩子亲吻的样子都不是假的，但痛苦也是真的，累积的伤害也是真的。

这部电影在我心里是一种技术上的成功，如此压抑的题材，对母亲形象颠覆性的讨论和探索，对女人立体化的建立，和温柔的颜色画面，摇晃的镜头和特写配合下，像一根箭直接扎进我心里。

我哭不出来，但我也回不过神。

我想我要歌颂这样的作品，它让我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直面人性的复杂，不要以偏概全的为一个人盖棺定论的重要性，也让我一次又一次思考，女性和母亲这两个词汇的意义。

1.大概前半个小时，可以被影片的气氛蛊惑，也可能是刚看完《我能说》的原因？

对比之下觉得镜头语言充满想象力、丰富极了；但半个小时之后就开始疲倦，开始尝试寻找故事和逻辑，来抵抗单调。

2.观影过程中心里是紧绷的，数次默默感慨：这是个悬疑片么！

不过放映完毕，想法变成了这似乎是个恐怖片——一个一旦经历生育，便永远无法摆脱噩梦的恐怖片。

一个母亲可以选择离开，可以弥补“做自己”的空白、实现理想、看似潇洒，然而却会在48岁的年纪依然被愧疚折磨得体无完肤。

爱=压抑=无法摆脱。

3.更深的恐怖在于，影片的设定中，没有把Leda的痛苦处理成“只要我能想得开，都不是问题”这种个体悲剧，偏偏给她安排了一个“从泥潭中拼命爬出来”的出身，用一个名叫Mina的洋娃娃串起她的前半生：Leda自己，是第一个Lost Daughter，母爱的缺失确确实实给她造成了无法弥合的成长伤痕，所以她无法心安理得地用一种潇洒的、现代的价值观来安慰自己、来装饰自己从女儿处出走的行为，她比任何人都明白个中感受。

于是悲剧拥有了必然性，变得恐怖。

4.也许我可以去刷一刷《坡道上的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