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子护宝

嗯 看的过程中思考了许多 也带入了自己的童年。

印象中我的母亲也并非真的那么欢喜我 隐约记得孩童时代她对于我的"厌恶"。

（可能出于我自身的不懂事也可能来源吃醋父亲对孩子的爱意高过妻子这一身份又或是她自身保留的孩子气。

）-我也记得那一年和母亲二人去海边 她在沙滩上戏水时的模样 没有拘束 那般自在无虑。

那一刻她或许脱离了一切身份的枷锁 只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享受当下。

我也记得童年时期家庭不算美好的充满争执的氛围。

父亲的缺席及偶尔出现的疼爱。

每天晚上母亲都会期待着父亲今晚是否回家用餐。

比起亲自打电话咨询问题的答案 她更乐于把话筒递给我和姐姐。

或许 她觉得来自孩子的问话可以得到更多的同意的回复。

-话题扯远了。

这部影片中我看到了女性作为个体及母亲这一身份间的来回纠葛 也看到了这个社会对于女性的不友好方面 以及关于人性的复杂多面性。

开篇 影片中的母亲作为教授这一身份来度假。

她敢于拒绝别人的请求 即便这不过是小事一桩。

不过也正由此可以看出她是个有自己想法和个性之人 这与之她年少时逃离家庭相呼应。

她在沙滩上观察着另一个家庭 另一对母女。

不时地牵扯出她过往的回忆。

丈夫在家庭中的不作为/孩子们的吵闹/那个丢出窗外而支离破碎的娃娃......很难去评判孩童的行为 无知无畏又有些"残暴"。

但又如父母亲的抉择 同样觉得孩子是一件包袱 阻碍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婚姻出轨又是否是逃离家庭枷锁的一剂良药？

很难去评判道德问题 当今社会从一而终的又有多少呢？

精神出轨和肉体出轨又是否等同呢？

那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果盘/那个被偷走的娃娃 表面看着如此平静而美好 但内里却如此破败不堪。

这是否隐喻这个影片/这些人/这世上的所有家庭/这整个世界呢？

电影院内咆哮的声音显得苍白无力 女性的发声永远不如男性的一句怒吼。

那根固定草帽的发簪最后成为了刺伤自己的武器。

前一秒还因寻回孩子结交为朋友 下一秒却被偷娃娃行为所激怒而暴力待人。

这影片中的所有人都没有绝对的善恶评判标准 大家都是以自身利益为准则去行事。

片中的母亲最终拨通了孩子的电话 又想起了过往削水果皮时的场景。

这算是过往云烟后的醒悟吗？

这便是最后的结局吗？

或许还会流浪 继续新的旅程 但谁又知道呢？

人啊 终究是复杂的。

埃莱娜费兰特，是在真正践行女性主义。

看到她在书《偶然的创造》的文章 创作自由一文中提到了，关于这部电影的改编背后的故事。

她提到说，如果导演对电影有自己的感受和理解，那么她不应该限制创作者的发挥。

我们呆在由男性构建的文化中太久了，应该给予女性创作者更大的自由表达的空间。

原文摘录：吉伦哈尔决定以《暗处的女儿》为跳板，不是把我对于世界的体验通过电影展示出来，而是要展示她的体验。

这一点对我、对她、对所有女性而言都很重要。

每次女性中有人想要表达自己时，我们都应该希望她的作品属于自己，能成功表达自己。

现存的巨大的艺术仓库，大都由男性构建。

相对来说，我们女性寻找工具和机会，表达在生活中学到的东西，这种实践开始的时间并不长。

因此我不想说：你必须待在我建造的牢笼中。

我们关在男性的牢笼里已经太久了，现在这个牢笼正在坍塌。

女性艺术家必须完全独立，特别是，如果她从其他女性的作品和思想中获得了灵感，她的探索不应该遇到障碍。

😭写的太好了！！！！！！

在今年落下帷幕的威尼斯电影节上，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本届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影片中，有三部影片都讨论了关于女性生育的伦理问题。

开幕电影《平行母亲》讲述了两位身份各异的母亲，在同一天诞下了自己的孩子，从此她们的命运发生了截然不同的改变；《正发生》拍下了在60年代的法国，一个成绩优异的女学生意外怀孕，为了堕胎而不得不经受极大的羞耻和痛苦的经历；《暗处的女儿》则以女主角观察他人生活和回忆自己过往经历的双重视角，为观众徐徐道来了一个抛弃女儿的母亲的故事。

《平行母亲》剧照

《正发生》剧照三部电影都获得了不俗的成绩，《正发生》荣获金狮奖、《平行母亲》为饰演母亲的佩内洛普·克鲁兹拿下了最佳女主角奖、《暗处的女儿》获得了最佳剧本奖。

其中，《正发生》与《暗处的女儿》分别由奥黛丽·迪万与玛吉·吉伦哈尔这两位女性导演执导，威尼斯电影节在即赵婷之后，连续第二年将电影节的最高奖项颁发给了女性导演。

玛吉·吉伦哈尔也是一名演员，曾经出演过诺兰执导的《蝙蝠侠：黑暗骑士》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了电影制作的幕后核心工作，荧幕上的女性角色塑造也变得越发立体、朝着现实主义的形象靠拢。

最早，女性角色在电影荧幕上是英雄的点缀，或终其一生为家庭奉献的母亲，女性的荧幕形象需满足社会对女性群体理想主义式的期待；现在，多元化的制作团队能够借由电影，讲述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女性故事，让角色展现女性群体不曾表达、但又真实存在的一面。

女性电影的特点在于，它剥开女性在社会生活中不得不隐藏起来的虚伪而又富有悲剧色彩的一面，用戏剧般的手法搬上荧幕，讲述的却是每个女人都感受过的普通的一生。

《暗处的女儿》在正式首映之前就已经受到了相当大的关注，电影改编为埃琳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的同名小说。

埃琳娜是一名意大利作家，她的作品《那不勒斯四部曲》曾被HBO翻拍成电视剧《我的天才女友》，受到了广大的欢迎。

《暗处的女儿》是埃琳娜非常早期的作品，讲述了一位专攻学术翻译的英语老师勒达独自一人前往海滨小镇度假，在那里她遇见了妮娜一家，好奇心驱使她在暗中观察妮娜和她的小女儿埃琳娜，这对年轻母女之间无意义的生活琐事却让勒达想起了自己作为母亲的过往故事，痛苦回忆的交织让勒达卷入了妮娜一家的风波当中。

《那不勒斯四部曲》也是一部典型的女性主义作品，书写了两个性格各异的女孩在意大利保守的社会背景下成长和蜕变的故事奥斯卡影后奥利维娅·科尔曼饰演的勒达，在影片开始为观众展示了一个性格乖张、我行我素、沉浸于自己学术生活的中年教师形象。

她带了整整一个行李箱的书来海边度假，每天的度假生活就是在海滩边看书写作、远离世俗的纷扰。

勒达和过去女性电影中千篇一律的独立女性形象不同，她不艳丽、没有自信到发光的气场，看上去就只是一个普通女人。

勒达用学识将自己与外部世界之间筑起了一道厚厚的墙，用精神物质丰满自己，偶尔也会产生寻找刺激的念头，但又不希望他人闯入自己宁静的生活。

科尔曼演过姿色各异的自信女人，职场女性、警探、皇后……男人的自信伴随着长年累月的自我肯定，而女人的自信是一段以自我否定为起点的艰难坡道，常常跟随着她们的身份背景和年龄所改变。

勒达的自信来源于她作为一个学者所拥有的精神世界的厚度，大多数性格慢热的学者能够靠这面厚墙伪装起他们的真实情感，将他们和令人烦扰现实社会隔离，自愿在相对平静且安全的学术世界里画地为牢。

勒达很难通过寻常的方式和周遭环境相处——就像是在吃一颗鸡蛋，需要用力将外壳打破，才能接触到内部柔软脆弱的心。

她离群索居，避免和其他游客产生虚情假意的交流，在旅馆里独立住了两三天，才头一回坐到旅馆楼下的餐吧里用餐。

旅馆管理员出自善意想陪伴独自用餐的勒达聊天，却遭到了勒达直白的拒绝。

左思右想到餐完毕，勒达才开始后悔刚才自己的举动，或许出于歉意、也或许是出于“旅游在外总是要寻找刺激”的心态，勒达还是决定径直走向管理员。

管理员正背对着她打牌，勒达鼓起勇气狠狠地拉低了自己的衣领，悄悄凑近了管理员的耳朵，亲昵地说了一句挑逗的意大利语，结果把对方吓了一大跳。

影片成功地让女性观众们在勒达身上看到了自己在生活中最别扭的一面：想要假装坚强因此拒绝别人的善意、想要放手一搏却始终无法放下自己的矜持。

导演玛吉在片中使用了大量的特写镜头聚焦于勒达的表情变化，让观众如密友般凑近了去观察她的眼睛、她的皱纹、她的情感转变。

电影中大量的借喻手段都在进一步帮助观众理解勒达的内心世界：夜晚如警笛一样不断在空房中闪烁的远灯、天亮前死在枕头上的蝉、从内部开始腐烂的果篮……这些借喻手段一再隐晦又急切地向观众表明，勒达并不是一个看起来表面简单的中年知识分子，她的真实生活一如这场表面美好的度假胜地般虚伪。

不要小看任何一个人到中年还未向社会规则妥协的女人。

她们如果不是被家庭和朋友保护得太好，不用自己迎难而上去见识过世界的险恶；就是已然经历过大风大浪，在成为社会规则的奴隶之前首先成为了那个打破规则的人。

因此，在勒达见到妮娜和她的女儿埃琳娜以后，兴趣油然而生——妮娜和勒达自己的女儿年龄相仿，都在25岁的妙龄，而妮娜的女儿看起来已经三、四岁了。

妮娜显然是一个新手母亲，她在一个连自己都无法好好照顾的年龄，需要照顾一个经常行为失控、玩具娃娃丢了就会大哭到发烧的女儿。

勒达显然没有准备给妮娜提供任何有效的育儿知识，她所做的只是终日观察妮娜和埃琳娜，在度假之旅的中后期，勒达作为一个度假带着一箱书的狂热书迷，再也没有好好仔细看过一本书（多么真实的阅读爱好者，虽说阅读永远是最大的兴趣，一旦有其他可以转移注意力的事情，就会把书搁置一旁）。

观众借着镜头远景，与勒达一起观察妮娜的家庭——直到小女孩埃琳娜在沙滩上失踪了。

勒达把自己对女儿的情感投射到了妮娜的身上，同时也把妮娜看作是年轻时候的自己《暗处的女儿》是玛吉的处女作，她像许多有着充沛阅片量、对电影拍摄技法和视觉感官有特殊理想化的要求的电影导演一样，在作品中使用了大量充满意象的表达方式，甚至有些堆砌过头的嫌疑。

在勒达居住的海边旅店中，玛吉模仿了王家卫在《花样年华》里拍摄上海窄楼里人物的手法，与勒达脸部特写的镜头交接，让观众始终处于一种“偷窥”与“直视”的视线交替感。

在旅店户外，勒达作为一名外来游客，不自在地与当地家族接触，半推半就地卷入了他们的风波；旅店室内，是勒达封闭内心、自我救赎的空间，她可以毫不掩饰自己的罪恶、抱着妮娜一家苦苦找寻的洋娃娃睡觉。

“《暗处的女儿/失踪的女儿（The lost daughter）》”从标题上就为观众解释了这部电影中会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

如果观众抱着“女儿什么时候失踪”的心情来看这部影片，就会掉入导演和编剧的圈套，就像看将近四个小时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经过三个多小时的猜测和等待，杀人情节只发生在影片的结尾一样。

“暗处的女儿”是剧情多处转折的关键，它预示了妮娜的女儿埃琳娜走失、埃丽娜的玩具洋娃娃丢失、以及勒达在早年抛弃自己两个女儿的经历。

“女儿”同时也指代了影片中所有的女性角色，勒达眼中的妮娜，有着过去自己的影子、又承载着她对与妮娜同龄的女儿们的思念。

她也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小女孩，拿走了埃琳娜的洋娃娃以后，将这个洋娃娃当作是她的母亲送给她的玩具，悉心照顾，像成年人照顾女儿一样照顾无声无魂的娃娃，为它沐浴更衣。

可惜勒达在过去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称职的母亲。

电影不断穿插的回忆片段，展示出勒达过去拥有的一对可爱的女儿：她们刚刚学会说话、喜欢牙牙学语模仿大人说话的语气、在行动上已经能够构成一定的破坏力、情感上却还未够到懂事的阶段。

勒达在照顾女儿们的同时，依然在坚持自己的翻译研究，与年轻的丈夫约法三章，照着日历轮流带孩子。

“称职的母亲”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对有些母亲来说，能忍住不揍孩子就是称职的表现；主流社会大多都要求一个母亲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在孩子身上，用育儿的琐碎事物填补自己的空间和时间。

而一个白天上班，晚上回家躺在床上陪孩子玩一会的父亲，也能被称为是一位“称职的父亲”，从根本上来说，社会墨守成规的道德规则实际上是在为父亲应尽的育儿责任开脱。

勒达在家里需要专注于做听译，无暇理会女儿们的尖叫声，丈夫在家里想打电话，就要求勒达停下手中的工作，安抚女儿们的情绪。

勒达与女儿们偶尔有快乐的瞬间，但回忆碎片中更多的是女儿们对她无尽的烦扰，尖叫声、哭喊声伴随着欢笑声如影随形。

近几年来的女性主义影视作品都喜欢在海滨拍摄，用大海的浪涛声掩盖一个女人的烦躁心情。

古早的文艺作品喜欢把女人比作水——温柔、清澈、润物细无声。

女人实际上是千万注水化作为大海的整合，暗潮汹涌的内心始终在为下一次爆发做准备，海面上低矮的浪花随波由远及近袭来以后，也能把人狠拌一跤。

最终在两个女儿五六岁的时候，勒达离家出走了。

她把女儿们留给了丈夫，只身走进了学术的世界。

在她离开女儿们的三年时间里，她潜心投入学术，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学术圈子凭借自己的才能受到了肯定，风头甚至盖过了自己的前辈；她出入学术讲座、与那些和自己有聊不完的共同话题的人共事、肆无忌惮地买醉、与学术新星恋爱，再抛弃他——一切都像是她在拥有孩子之前所能想象到的完美人生。

但女儿们始终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存在，并且在一个她看不到的地方慢慢成长，和她的罪恶感一起。

勒达告诉妮娜：“我太爱她们了，在我看来，这种对她们的爱阻止了我成为我自己。

”无私的母爱注定意味着母亲需要消耗自己原本的人格去陪伴孩子们的成长，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许多现实家庭中，父亲仍然会保留着“孩子气”的那一面，而母亲身上作为“小女孩”的情感特征已经消失不见了。

任何一个母亲都会面临割舍“自我”与“孩子”之间的矛盾情绪，勒达选择了极少数人走的那条路。

《暗处的女儿》挑战了大众对母性的认知，揭开女性作为母亲的角色时面临的挑战和困境，尖锐又诚实地指出了传统社会对母亲这一角色的道德绑架。

在威尼斯首映之后，针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始终处于两极化，而这两极化的评价无外乎归结于对“母性”的争端。

就连电影里勒达的心情都是复杂极端的：她一方面满足于自己的学术成就、另一方面又怪罪于自己离开女儿们三年；她想用自己的经历劝解妮娜追求自我，但妮娜看到的只有勒达痛苦之下表现出来的病态举止。

影片的最后，勒达倒在海边，海浪一层又一层地拍打在她的身体上，一个母亲在与自己内心的责问和辩解之中湿透了。

在众多我看过的关于女性主义的电影中，这部是我认为最直面女性困境的一部，它的精彩程度故事构架和对女性问题的迎头痛击让我陷入了和电影一样的混乱和思考。

故事里的女性不伟大甚至自私，但我却认为这正是人类的复杂和很多女性正在面临的问题：当我的身份转变，意外的成为了母亲，我要如何抉择自我和母亲的角色？

是否，女性作为一个个体，不可以自私？

故事中不只一对母女，最直接的是女主和她两个女儿尤其是大女儿，她触景生情的妮娜和她的女儿，以及藏起来的女孩和娃娃，即将成为母亲的卡莉和女主与她的母亲。

这些女性的关系的纠缠和延续是故事的主线，穿插进来的是丈夫的失能，意外的心动和他人的凝视。

电影用碎片化的故事，摇摆的镜头，塑造了极为立体的却不常在影视作品中出现的母亲的样貌：她年轻貌美还有未竟的事业，她对事业专注或对自己更专注，对孩子却耐心有限；她有需求有欲望需要释放也会需要爱和刺激；她爱孩子但更爱自己，她会在年轻的时候选择离开，也会在年迈的时候为此后悔试图挽回……

都说她也是第一次当妈妈，也都在说她当妈前是小女孩，但这些似乎都是在一个“妈妈本应伟大无私奉献，她没做好”的前提下劝孩子原谅的逻辑。

所以她究竟做错了什么？

或许只是因为成为母亲之前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吧，可是好像也都在宣传做母亲多开心做妈妈多伟大，却也没人真实的讲述过生活中细碎的崩溃的绝望。

有快乐吗？

当然有，全家一起开心大笑，远行回家抱着孩子亲吻的样子都不是假的，但痛苦也是真的，累积的伤害也是真的。

这部电影在我心里是一种技术上的成功，如此压抑的题材，对母亲形象颠覆性的讨论和探索，对女人立体化的建立，和温柔的颜色画面，摇晃的镜头和特写配合下，像一根箭直接扎进我心里。

我哭不出来，但我也回不过神。

我想我要歌颂这样的作品，它让我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直面人性的复杂，不要以偏概全的为一个人盖棺定论的重要性，也让我一次又一次思考，女性和母亲这两个词汇的意义。

Leda，大学教授，专精比较文学，拖着装满书的几个大箱子，一个人来到希腊小岛度假。

管理房子的是老实善良的中年人Lyle。

不知因何而独自出行的中年女子，遇到适龄男子，总感觉要发生点什么。

偏偏这片海滩上勤工俭学的Waiter Will专业和Leda也基本对口。

年下之恋貌似也是不错的选择。

而突然到来的一大家子美国人，打破了海滩的平静，愤怒有余的Leda拒绝为他们提供方便，却被其中的年轻妈妈Nina所吸引。

眼神随着摄影师的镜头在Nina的身上游走，由上至下，再折返过来。

这可是《五十度灰》Dakota Johnson，请发挥你的想象。

莫不是导演为我们准备了一场禁忌之恋？

无论哪种，旅行中不发生点氤氲暧昧的事情，无疑是平淡且灾难性的。

然而Leda却并没有选择主动出击，她沉浸在自己的回忆里。

年纪轻轻成了两个娃的母亲，印象中甜蜜的亲子时光被她们不停哭闹，不断要求变成了午夜梦魇。

人生最愤怒又无能为力的事情就是面对自己小孩的无理取闹了吧。

损毁你最珍视的东西而毫无悔意不过是件小事，因为就连你自己也不过是他们的大玩具而已。

伤害你或你的身体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场游戏。

心中的巴掌举起来，现实中的膝盖跪下来，戴上耳机可能是她当下唯一自救的方式。

然而有人却不以为意，理所当然的扒下她的耳机，是那个经常缺席，留她自己困兽般独自战斗的人。

是什么赋予他这样的权利？

看到她独自旅行，Lyle就断定她很孤独，主动关心却没有意识到搅扰了Leda的晚餐；躲到电影院被一群肆意喧闹十几岁男孩打扰，直到一位陌生男子出声制止，他们才平息下来。

显然男性的权威比女性的千言万语管用太多了，也正是这样的环境潜移默化间暗示女性想要被看到听到，想要掌握一定的话语权，依附于一个男性可能是条捷径。

如果只苛责异性之间的不平等与不理解有失公允，那么同性之间理应心照不宣。

海滩正面遭遇Nina的姑姐Callie，对方挺起骄傲的孕肚，有那么一点炫耀似的询问Leda：你一个人旅行是不是没有孩子？

得知Leda的孩子已经成年，又问：你一定很想念他们。

似乎对Leda本身并不是那么感兴趣。

还记得Leda出场时怎么介绍自己的吗？

我是个教授，来自Cambridge，离波士顿不远。

实际上是低调的告诉你：我是哈佛人。

你不能指望一个以孩子来界定自己价值的女人理解什么叫做：Kids are crushing responsibility，就像不能期待点石成金煎水成冰。

哦，Leda，Leda，Leda.上一次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还是在希腊神话里。

宙斯以天鹅之身诱惑了凡间女子勒达，勒达诞下两只蛋，分别是双生子和双生女。

这对女孩之一就是以倾国倾城之貌倾倒特洛伊城，结束英雄时代的海伦。

所以，作者想要表达什么呢？

Leda, Nina, Elaina, Martha, Bianca, Minna， 这里出现的一串名字是不是又暗含着什么密码？

人们常常将“母性”看作是刻在女性基因里的东西，却常常忽略她们真实的需要，哪怕仅仅是一点独处的时间。

无论在何种文化背景之下，孩子都是上天的恩赐，天真烂漫或者恣意放肆都只是做了一个孩子会做的事，没人相信天使的背面是魔鬼。

而作为一个妈妈意味着你必须常年如一日高质量的包容与输出，才仅仅能够达到合格的水平，无论伴侣是否参与。

世界从来都只是围绕男性旋转，但对“母亲”的期望却高企不下，甚至女性自己也对此深信不疑，那些胆敢对抗社会规则人因此背上了“坏妈妈”的名号，或者“根本不配做女人”。

原作者Elaine Ferrante读过导演Maggie Gyllenhaal的改编剧本后明确表示，只有她亲自指导，她才同意作品改编成电影。

是惺惺相惜？

我不知道，但是Maggie本人凭借此处女作斩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剧本奖确也实至名归。

电影本身平铺直叙，没有任何倾向，缺少爆点，甚至每个角色出现的时候都敌我难分。

面对没有把握的事情，我们都倾向于臆测。

就像我们以为Leda对于Nina迷恋是同性之间的欣赏，又或者是来自一个母亲对于女儿的关怀。

而实际上Leda只是希望Nina看清自己，趁一切还来得及，因为None of these is gonna pass。

不甚明朗的结局和Nina过激的举动说明她并不理解Leda，如她自己所说：生活中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只能说，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

PS：Jack Farthing今年喜提两个最窝囊的角色，《Spencer》里他是查尔斯，《Daughter》里变成了Joe，明明也可以算作是美男…

一位母亲所能做出的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

这个问题萦绕着埃琳娜·费兰特的所有小说，在她的第三部小说《暗处的女儿》（The Lost Daughter）中，它成了压倒性的核心主题。

48岁的比较文学教授勒达·卡鲁索在海边租了一套公寓过暑假，在那里她努力工作，并反思自己与两个女儿的关系。

她有没有辜负她们？

她在乎吗?（本文译自《新政治家》的文章“True cinema trusts in images: Elena Ferrante on Maggie Gyllenhaal’s The Lost Daughter"）在演员玛吉·吉伦哈尔的这部导演处女作中，勒达由奥利维娅·科尔曼和杰西·巴克利（在闪回中）饰演，两人共同捕捉到了书中的一些怪异和暴力：母性的粗糙边缘，以及其中残酷和愤怒的时刻。

这是费兰特的第一部英语改编电影，吉伦哈尔的剧本惊人地忠实于原著，结构上更像惊悚片，在今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剧本奖。

导演的选角安排更加不拘一格，其明星阵容还包括达科塔·约翰逊、因《正常人》而崭露头角的保罗·麦斯卡、艾德·哈里斯和彼得·萨斯加德（吉伦哈尔的丈夫）。

要将一本充满隐喻、讲述不可靠叙述者狂热梦想的书变成现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吉伦哈尔曾说，她第一次读到这部小说时，她想，这“多么令人兴奋和危险啊”，于是开始给费兰特写一封长信。

人届中年的勒达被在同一海滩度假的一个年轻女人（约翰逊饰）迷住了：一个坏妈妈注视着一个好妈妈，好妈妈宠爱着她的女儿，而女儿宠爱着她的洋娃娃。

小女孩短暂失踪后，勒达偷走了洋娃娃，给它买了新衣服，从它嘴里抽出一肚子海水和一条虫子。

洋娃娃是费兰特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隐喻——堕落的孩子，失踪的女儿。

这本书只有140页，具有费兰特后期作品中较少出现的清晰和克制的特点。

它也可以很有趣，吉伦哈尔和科尔曼倾向于这样做。

勒达屈服于她最离经叛道的冲动：她抛弃了她的孩子，毫不犹豫地欺骗了她的丈夫，偷了一个孩子的东西。

但她并不后悔。

“多可怕啊，这是为什么?”当勒达说她离开了她的女儿们时，一个女人问道。

她回答说：“我很累。

”吉伦哈尔在2018年获得了改编权，费兰特当时表示，她会让吉伦哈尔自由发挥：“我们在男性的笼子里待得太久了——现在这个笼子正在坍塌，女性艺术家必须完全自主。

”她补充说，她不会给男性导演同样的自由。

所以我开始问她和吉伦哈尔的关系是如何发展的。

《暗处的女儿》2018年，你写道“玛吉·吉伦哈尔是我喜爱的演员”。

你对她的作品了解多少，你们是如何合作的?埃琳娜·费兰特：在电影《秘书》之后，我想我几乎看了她在意大利上映的所有作品，包括电影和电视剧。

玛吉·吉伦哈尔很棒，她有一种独特的美，在银幕上的表现充满了智慧的能量。

当我得知她对《暗处的女儿》感兴趣时，我立刻认为她会做得很好。

我对此很确信，读了她的剧本后，我给她唯一的建议就是不要让自己被类型片（危机中的情侣、惊悚片、恐怖片）的规则所束缚，要坚持一种“略微狡猾的现实主义”。

遗憾的是，我们的来往太少了，不足以开始一段更复杂的关系，即使只是书信来往。

你还写道，吉伦哈尔可以自由地把《暗处的女儿》拍成她自己的——“即使她只是想把它当作自己创作冲动的跳板”。

她有多忠实于原著，或者说她的创造性如何?埃琳娜·费兰特：我通常避免根据电影对书的忠实度来称赞它。

一部好的小说是难以捉摸的，作为电影制作人，你不可能真正拥有它，你只是对它有了一个想法，然后你把这个想法付诸实践。

当然，这丝毫不能证明那些电影制作者是对的——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把一本书想拍成什么样就拍成什么样。

草率地低估小说的策略往往会导致混乱，结果是灾难性的，特别是在叙事方面。

那么，怎么样才称得上是一部根据好书改编的好电影？

它捕捉到了写作的每一个冲动，并找到了方法将其转化为影像。

这种努力需要的不是忠实，而是创造，而且往往是背叛。

我们的目标是抓住这本书的核心，或者至少是编剧和导演对它形成的想法。

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最不忠实的电影可能会神秘地接近原著。

吉伦哈尔就是这样。

她的电影看起来非常接近小说，正是因为它对背叛忠贞不渝：这是最有成效、最令人惊叹、最难以做到的一种忠诚，在生活中也是如此。

你最喜欢这部电影的哪一点？

在这个你自己的故事中，有没有什么地方给你不一样的印象?埃琳娜·费兰特：说实话，我喜欢整部电影。

吉伦哈尔拍出了真正的电影：她相信影像；没有画外音来帮助故事发展；对话是暗示性的；手势饱含感情，即使只是暗示；过去在此刻的闪现是令人信服的；一些小事件自然而然地引发了一种越来越紧张的氛围。

而且，她能将书中意象转化为有着自己风格的影像，这一点非常奇妙：闪烁的灯塔光束、一碗美丽却已经腐烂的水果、枕头上的蝉、削成蛇形的橙子皮、藏在洋娃娃肚子里的虫子，等等。

人物的每一个动作都是模棱两可的，揭开又藏起来，藏起来又揭开。

因此故事流畅，却又沉入其黑暗面，在内部挖掘。

是的，这是项了不起的工作。

片中有一个时刻——确切地说，有两个时刻——在我看来有一种罕见的强度。

在第一个时刻，年轻的勒达——杰西·巴克利饰演，我们不应该错过她的表情——向她困惑、惊慌的情人承认，她和女儿们的电话让她厌烦，也让她们厌烦。

第二个时刻，也是最可怕的时刻，由无与伦比的奥利维娅·科尔曼扮演的勒达，控制不住地哭泣着承认，当她离开孩子们时，她真的感觉很好。

这是这本书的核心，在银幕上，它以一种令人痛苦的力量冲击着我。

你说过这部小说比你的其他小说更冒险——你是在“没有救生衣的情况下冒险进入危险的水域”。

为什么这么说？

你重读过它吗?埃琳娜·费兰特：没有，自2006年这本书在意大利出版后，我就没有重读过它。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初稿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末。

但从2003年开始，我重写了很多次，我似乎不知道如何结束它。

长久以来，我一直觉得有必要讲述一个女人如何在巨大的痛苦中放弃自己的孩子，感到的不是内疚，却是轻松、全然的快乐。

我想描述那种喜悦感并没有消失，即使这个女人回到家，被她自己的矛盾打败，并在母职和工作之间寻求艰难的平衡。

但荒谬的是，作为叙述者，我自己却感到内疚。

我很不安，因为我在钻研那些素材，但我越想停下来，就越高兴地继续钻研下去。

这本书是以意大利南部为背景，而电影是在希腊拍摄的，由美国人执导，英国人主演，还有一个国际演员阵容。

你觉得改编过程中有什么得失吗?埃琳娜·费兰特：我刚提到的背叛就包括这些以及其他一些方面。

有些对我这个作者来说是痛苦的，它们可能导致叙述机制的严重简化，更糟糕的是，导致角色缺乏可信性，但这并没有发生。

在我看来，这部电影有一种力量，与地点变化以及“意大利风情”和“南方风情”的丧失截然不同。

你怎么看待奥利维娅·科尔曼对勒达·卡鲁索的诠释?埃琳娜·费兰特：你知道，当你写作的时候，人物的身体特征是确定的，但又是可变的。

词语可以界定某个东西，但也会使之模糊不清，这就是每个读者都把这本书当成自己的私人书籍的原因之一，甚至作者心中也有一个与出版版本仅有少部分重合的文本。

一旦把它拍成电影，事情就明显变得复杂起来。

电影是用身体制作的，而这些身体的特征不可避免地被明确界定。

另一方面，写作和阅读则跳过一些内容，明确另一些内容，并为不确定的内容留出广阔的空间。

吉伦哈尔打算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得承认，我当时想的是：她本人演勒达会非常合适。

后来我得知饰演勒达的是我非常喜爱的奥利维亚·科尔曼，我高兴极了，于是我逐渐摆脱了对吉伦哈尔版勒达的想像，谨慎地靠近科尔曼版勒达。

我时不时把它当做一项试验，等待电影的上映。

今天我可以完全自信地说，科尔曼是这个用影像讲述的故事的真正力量。

如果说闪回部分是如此自然地流动，这不仅因为巴克利很出色，也因为科尔曼赋予了勒达复杂的内心世界，没有任何想法、感觉或记忆不会在她的脸上、在她的眼睛里、在她的手势上闪烁，哪怕只有一瞬间。

是的，她是一个非凡的勒达。

还有没有其他表演让你印象深刻，或者让你感到惊讶的？

埃琳娜·费兰特：杰西·巴克利，她和科尔曼融为一体，跟两个孩子一起度过了难忘的时刻——更不用说非常艰难的时刻了。

但说真的，我对他们所有人都很满意。

达科塔·约翰逊和奥利维娅·科尔曼在勒达给尼娜别针的那场戏中尤其感人。

你有没有和别人一起在电影院观看过你的作品？

你有没有过冲动，想要公开说：“那是我的作品！

”就像你的某个角色可能会违背他们更好的判断那样?埃琳娜·费兰特：这种经历反复出现过。

第一次发生在25年前，当时我看了马里奥·马托内（Mario Martone）根据我的小说《讨厌的爱》改编的电影。

看到它极其感人——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电影界——我非常高兴，并为这个成果感到骄傲。

我喜欢这点，即这部电影源于我的作品，我经常向朋友和家人夸耀它。

但仅此而已。

《讨厌的爱》海报电影《暗处的女儿》与小说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在闪回中勒达的母亲缺席了，艰难的母女关系也没有出现。

你觉得遗憾吗?埃琳娜·费兰特：在吉伦哈尔选择的含蓄节制风格中，对母亲有短暂提及，还有母亲送给勒达的洋娃娃，在我看来已经足够了。

然而，我的确为这些缺失感到遗憾：勒达两次怀孕的差别，一次容易，一次困难；重点是与孩子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还有那个尽一切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完美妈妈的家族友人，羞辱了勒达；以及我故事结尾那句简短的话：“我死了，但我很好。

”不过，这部电影已经时长两个小时了，而且它本身就很好。

母性的黑暗、暴力背景仍然有力地浮现出现。

这个故事围绕一个失踪的洋娃娃展开，这也是“那不勒斯四部曲”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这个意象是从哪里来的?埃琳娜·费兰特：我想我玩娃娃玩得太久了。

甚至到了13岁左右，我还总是觉得它们是有生命的，很难与它们分开。

它们的象征意义是复杂的，可能在我写作时也在起作用，我不知道。

但在我的故事里，娃娃确实是我小时候的样子：不是玩具，而是我的女儿、我的朋友、我的敌人，有时是我的母亲，全都沦落到服从我的地步。

Netflix也在改编你的最新小说《成年人的谎言生活》（The Lying Life of Adults），将在那不勒斯拍成八集连续剧。

你会参与吗？

埃琳娜·费兰特：我的角色是阅读剧本，如果我觉得有必要的话，就会介入。

对几乎所有由我的书改编的电影作品，我都是这样做的，这是很费心费力的。

有时我对别人的作品很满意，有时我想自己从头写到尾，再重写。

但是，我想强调一点，我并不看守我的小说，我自己也经常提出书中没有的场景。

事实上，我希望有更多的创造。

我不能接受的是，在没有充分的、令人信服的理由的情况下，我的文本被颠倒过来，因此我坚持自己的想法，但主要是因为我担心影视化的版本能否取得成功。

总的来说，我的建议是一丝不苟、非常坦率的，这与其说是由于我的性格，不如说是由于我缺乏安全感。

参与剧本不是我的工作，我同意做这个是因为我很好奇，也因为我一直对电影充满热情。

我很快就意识到，也许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把你的期望建立在剧本上是有风险的，你必须等着看电影。

看初次剪辑版的那一刻是我最害怕的，是我最沮丧的时候，也是我最兴奋的时候。

但我想说的是，即使我在合作剧本时是个大麻烦，如果有什么东西能让我这个观众着迷，我就会被迷住，我对缺点是宽容的。

迄今为止，与我合作过的导演都知道这一点：马里奥·马托内、萨维里奥·科斯坦佐、爱丽丝·洛瓦赫、丹尼尔·卢切蒂。

我最喜爱的时刻——可惜很少——是电影将书籍从我心中抹去的时刻，那一刻我成为了观众，被银幕上的画面所吸引，爱上了电影，就像我一生中所不断经历的那样。

本文译自《新政治家》的文章“True cinema trusts in images: Elena Ferrante on Maggie Gyllenhaal’s The Lost Daughter"，发表于公众号“界面文化”。

原文链接：https://www.newstatesman.com/culture/books/2021/12/true-cinema-trusts-in-images-elena-ferrante-on-maggie-gyllenhaals-the-lost-daughter

在历史的晦暗角落里，她们或在迟滞在原地，或奋力向前，她们是母亲同样也是女儿，即使明知这种对抗无异于飞蛾扑火，仍要选择纵身一跃 本文首发于“幕味儿”公众号 #迷影栏目第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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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握瑜生 作为2021年世界影坛诸多名著改编电影序列当中的一部，女性电影创作大军中的一员，坦白讲《暗处的女儿》并不起眼，若不是威尼斯的青睐，这部玛吉·吉伦哈尔初出茅庐的作品恐怕还得不到足够的关注。

无论是电影还是剧集，玛吉·吉伦哈尔一直都是那种很少拍“烂片”的演员，但我对她最深刻的印象仍要属大银幕上2002年的《秘书》和2006年的《雪莉宝贝》，一部让使她首提金球崭露头角，另一部标志着她首次担纲绝对主角并在表演上开始走向成熟。

这位出身电影世家的纽约女演员，相比弟弟杰克·吉伦哈尔在好莱坞大红大紫，姐姐的演艺生涯显得更加从容与波澜不惊。

对于吉伦哈尔的表演天赋，鬼才诺兰不吝溢美，“天赋”、“优雅”和“知性”成为常伴玛吉的几个标签，让人下意识地联系起另一位高才女演员——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娜塔莉·波特曼，更值得一提的是，波特曼在2014年改编阿摩司·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初次担任导演。

站在这个角度，加上哥大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和在英国皇家戏剧艺术学校的经历，或许能解释为什么玛吉会在导演处女作选择改编费兰特的严肃文学作品。

“痛苦女人”的困境 《暗处的女儿》(《The lost daughter》）也可直译为《被遗忘/遗落的女儿》，由于这本费兰特发表在2006年的小说至今仍没有中译本，该作品的译名首次见于“那不勒斯四部曲”的附录。

很显而易见地，片名直接对应了影片叙事层面上的两次重要转折：妮娜的女儿埃琳娜的走失和埃琳娜的洋娃娃（米娜或米妮妈妈）的丢失。

影片的整体叙述呈现为一个套层结构，以勒达在躺在海边的场景为三层叙述的最外层，依靠不断闪回的方法将朦胧扑朔的回忆串连起来，勒达近期度假过程中的见闻与年轻时的经历平行剪辑在一起。

在主人公勒达——这位卓有成就的中年女学者，参与进妮娜女儿埃琳娜的寻找行动以前，故事推进平缓而讳莫如深。

从一开始，在诸多细节上可以了解到主人公的的性格，精致挑剔、独来独往、与周遭的一切均刻意地保持距离、性格强硬甚至可以说颇具攻击性，凭借着高级知识分子的独特视角审视、观察着外在世界，这也给她的度假之旅究竟有何目的再添迷雾。

妮娜女儿的走失带来了整个情势的变化。

这一事件引起了原本游离于外部环境的勒达的注意力，当她也开始加入到帮助寻找小女孩的行动当中，勒达从完全的观察者变成了时间积极介入者，进而影片开启了第三层次的叙述，即第一次闪回到勒达到年轻时的回忆当中去——妮娜似乎面临着与主人公作为年轻母亲时所经受的相同的痛苦，妮娜眼下所处的困境正是勒达曾称之为“粪坑”一般的地狱状况。

新手母亲妮娜并未做好为人母的准备，然而却不得不肩负起教养女儿的责任；在丈夫卡利，乃至其背后的整个男权文化社群的高压之下，妮娜始终处于被“监视”和裹挟的位置——在视听上这一点有较清晰的反映，集体活动时妮娜常处于家族群像的包裹之中，单独活动时曾常伴随着来自男性角色或男性势力的监视，以至于男性社群后来警惕妮娜与勒达的接触：“他不希望我做任何事。

”时刻处于控制之下的妮娜用愤怒向丈夫表示不满，但她最终仍无法摆脱这种没有自由、没有主动空间并被孩子“折磨”和被限制的境况。

通过多次闪回所逐渐勾勒起的第三层叙述为我们展示年轻勒达的困境：一方面是精神理想无法实现，她的学术被孩子“折磨”而大量侵占个人时间，孩子之于年轻的她来说痛苦显然多于幸福；另一方面肉体上的欲望也无法被满足，在这一过程中孩子们无形地扮演了“帮凶”角色.

“受困而痛苦的女人”是费兰特的作品中常出现的一类核心形象，从1992年发表处女作到新世纪的“那不勒斯四部曲”中均有出现，费兰特曾自述：“勒达等角色的痛苦是由失望引起的......她们对于生活的期待没有实现，她们遇到了幽灵，过去的女性要面对同样的幽灵。

波伏娃在《女性的处境和特性》中更加精当地概括了这种困境：“很容易发现为什么女人会墨守成规。

时间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新鲜的成分，它不是一种创造性的流动；由于她注定要重复，他认为未来只不过是过去的一种复制......她不但对什么是能改变世界面貌的所有行动一无所知，而且迷失于世界中间......” 费兰特受到二十世纪60年代以来的女权主义思潮影响颇深，因而她始终倡导发出女性的声音，书写“让女人产生共鸣的东西”并建立起女性写作的广阔世界。

在揭示这种萦绕不散的困窘状态的过程中，导演玛吉以同为女性艺术家的敏感与共情能力抓住了费兰特女性书写极关键的主题：包括友谊、母女等等在内的女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暗处的女儿》中，勒达与妮娜之间关系的亲疏变化成为了影片波澜的主要推动力。

两位女性人物在平行时空之中的错位交叠，为我们展示出了一个更加残酷的境界，勒达的困境在二十多年后并没有在妮娜这里得到解决，在更大的意义上说，整个女性群体所面临的的这种困境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而影片当中未点明妮娜丈夫的家族正是推崇父权至上的意大利黑手党“克莫拉”的翻版，看似被并未占据影片太大空间的“克莫拉”群像，实际上以一种强横而专制的背景形式成为整个作品内外最大的压迫力量，穹隆一般地禁锢着“妮娜们”的生活与命运。

无止息地挣脱 界限的消失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自我的消失。

在妮娜的身上，勒达看到了一些她还未被男性势力完全同化而彻底沉沦的棱角，那上面晃动着勒达自己的影子。

无论是对母亲角色禁锢的挣脱、对丈夫男性权力压制的反抗，还是在度假期间表达出的对男性主导的“克莫拉”社群势力的控诉和回击，勒达的挣脱与对自由的追求是一以贯之、旗帜鲜明的，她拒绝被父权话语和父权势力裹挟，捍卫自己的精神空间，坚持自己的理想追求，不愿因母亲、妻子的身份而牺牲自己书写的权利。

正是这种独立而不妥协的意志使得勒达选择并走上了一条与妮娜完全不同的道路，“她不是谁的妻子或谁的母亲，而是她先属于她自己”。

费兰特说：“我是想说明，我想到笔下的那些女性，她们会通过书面方式表达自己，这会让我觉得，她们的写作能揭示真相。

”事实上，书写不仅成为了作家费兰特确立自我的最佳手段，更成为了片中主人公勒达冲破传统禁锢与压抑、找寻自我的的最锐利武器。

可以看到在影片最开始，勒达带着墨镜在海滩的出场就奠定了她的某种反叛者基调———纯黑色的镜片后，勒达拥有了不被打扰地向外窥视的可能，进而使得她被赋予了某种“观看”的主动权。

女性主人公拒绝作为“视觉快感”的客体并自觉成为观看的主体，暗合了影片和原作欲张扬的女性主义精神。

但勒达的努力结局并不完美，青年时的出走同时也给她留下了难以抹除的痛楚，与男性势力的彻底决裂、与女儿的分离使得她常倍感孤独。

尤其是她也没有女性朋友可以依赖、倾诉。

她是自己一个人出去度假的，处于一种绝对的孤独状态，勒达只能独立面对自己的一切问题，她无从求助、无从获得支持。

尽管勒达在海边时本想和尼娜建立一种友好关系，却做出了妮娜不可理喻的事情——偷娃娃，让这份友谊没有任何发展的可能。

娃娃“米妮妈妈”填补了如此传统下长大的勒达的少女情结，更承载了勒达未能给予的那一部分母亲身份。

影片最后归还娃娃、与女儿通话事实上是主人公与自我、过去和历史关系的一种和缓，孤独的勒达不再刻意排斥与孩子的交流，找回了她作为母亲的一面，但是她仍然坚持孤独，这正是她“之所以如此生活”的必然代价。

令人悲哀的是，从青年到中年，勒达没有发现身处的世界在多大程度上变好了，并没有自身的抗争创造出了什么新的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暗处的女儿》是残忍的，但更让人遗憾的是这种残忍正来自你我共同存在着的日常现实里。

玛吉·吉伦哈尔出手不凡，全片影调风格辨识度极高，画面构图精巧而内容丰富，近景和特写镜头将摄影机迫近主人公勒达的一切细微表情、神态，直逼角色内心和情感的波动，奥利维亚·科尔曼的出色演出伴随绝佳的音乐表现将这个勒达这个倔强纠结、神经敏感、略带偏执的女性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暗处的女儿》述说了这样的一群人——勒达们和妮娜们的故事，甚至也曾是费兰特与玛吉的故事，“历史还有所有相关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都和她们无关，但在她们没有觉察到的情况下，她们的话语，或者行动都包含在历史之内。

”在历史的晦暗角落里，她们或在迟滞在原地，或奋力向前，她们是母亲同样也是女儿，即使明知这种对抗无异于飞蛾扑火，仍要选择纵身一跃。

短评写不下，移步过来唠叨两句。

整体还可以，让我想起看《坡道上的家》的感觉。

育儿的窒息感，个体自我和母亲角色的冲撞，刻画的很好。

但我毫无科学依据地认为，影片有这么两点很不科学：1. 用小年轻提醒女主妮娜一家是坏人的对话，刻意对观众设陷，从而营造紧张压抑的氛围。

这个多此一举的操作，害我全程都在担心女主偷娃娃被发现，然后遭受攻击，变成悬疑犯罪片。

直到快看完我才意识到，那家人几次可怕的目光，不过是女主视角，是她内心心虚紧张的投射。

啥啊，玩我呢？

本来可以把女主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更丰富深刻，加了这句铺垫后反而让片子显得稚嫩不真诚。

2. 女主强烈情绪的底层逻辑令我费解。

都过去将近二十年了，如果如开头表现的那样，女主和女儿仍旧保持联系且关系亲密（毕竟烫了个头发都要跟她聊），就算愧疚一直压在心底，也不至于还这么沉重别扭吧，乃至动不动就湿了眼。

如果她果真失去了其中一个女儿（未可知），她的情绪也应该是妮娜找孩子的时候才爆发（勾起丢孩子的回忆），而不是一开始看到小孩一家就很不自在很难受。

也是有些刻意营造了。

以上种种，看完回味一下，感觉整部片有好几处都给我故弄玄虚的体验。

当然，都说了我是毫无科学依据地认为，希望可以蹲到一个科学的解释。

三年缺席，一生负罪的母亲借刀向自己复仇，不死一回到天涯海角都找不到peace and quiet；抛妻弃子的男人们却一辈子坦然潇洒倜傥放浪形骸，会煎条鱿鱼就能自觉是个暖男，心中还惦记着自己教会了两个孩子游泳。

“我真是个好父亲”，他们说。

正如Craig Mason说的，吉伦哈尔家的孩子可不用咱们操心了，姐弟俩都厉害。

这是今年我心目中的最佳改编剧本。

文/Matchbox在我看来，Maggie Gyllenhaal女士的这部导演处女作真是厉害：海边度假经历全程暗流涌动，主人公孤立无援的境地让人感觉如芒刺背；出色的剪辑让情节在现实与回忆之间自如游走。

影片最后，伴着Leda在海边醒来剥橙子的“超现实”一幕，摄人心魄的主题曲奏响，瞬间绝妙至极。

小说与电影第一时间找了原著读完，薄薄的140页的英文版，电影的改编还原度很高，呈现了原著百分之八十的内容，很多对白也直接沿用了小说。

不过在小说中，主人公Leda跟作者费兰特一样是意大利人（英文教授，会说多种语言），在佛罗伦萨生活，18岁时离开故乡那不勒斯，故事的发生地点则是意大利而非希腊。

小说以第一人称展开，花了较大篇幅在Leda的回忆上，这也是跟电影的主要差异。

除了占据高光部分的育儿和自我之争以外，对两个女儿成年后的母女关系叙述也有相当着墨，而这部分在电影中却一笔带过，印象中仅仅体现为Leda对海滩服务员Will讲起大女儿Bianca继承了自己的丰满，而小女儿Marta则不满于自己扁平的身材。

（由此谈到自己年轻时也自认没能继承母亲的优点，并比喻为母亲在生产时把女儿像不可口的餐盘那样推开，也是取自小说。

小说很早就说明了，因为两个女儿去加拿大与父亲生活，中年Leda这才“恢复”自由身，来到海边度假备课。

后来在商店给娃娃买衣服时，Leda偶遇Nina和孕妇Rosaria，（即电影中的家庭成员Callie，小说中Nina的大姑子）被问起女儿情况时，她直言不讳自己在她们年幼时一度离开了三年。

（Leda这般坦诚的原因是想给与自己心存芥蒂的Rosaria来个下马威，但事后又惊讶于自己如此草率对待隐私的做法。

）而在电影中，Leda在面对女儿们的问题时马上语塞，表现失态（后来在集市Nina追问之下才道出实情），给观众一种“必有蹊跷”的感觉，以至于观影过程中始终被Leda母女关系的不详假定所笼罩。

其实小说中，母女关系早已修复，（当然电影通过最后一幕母女通话也给出了这个结论）女儿们表示对母亲曾经离开一事毫无印象，而Leda曾给两个孩子分别写信吐露当年心声，也没有得到预期的质问甚至回应。

由此产生的电影与小说的最大差异在于：电影制造了一种悬疑感，抽丝剥茧，通过穿插的回忆一步步展现年轻Leda如何在育儿琐事中不堪重负，最终选择离开家庭。

而小说更像是中年Leda对自己内心的一次解构，站在事过境迁的角度，将当年自己的选择和心境娓娓道来。

作为母亲，身为女人电影还原了小说最后Leda将娃娃还给Nina，对方却用发针刺伤其腹部，夺门而出的这个颇具黑色幽默的意外结局。

面对Nina诧异甚至有些惊恐的目光，Leda解释说：“I'm an unnatural mother.”小说中，在度假屋摆弄娃娃的Leda暗自想道：A mother is a daughter who plays. 年轻Leda作为母亲的缺陷，除了为追求自我一度背离家庭，还有性格上的自私和专断，电影受限于篇幅没有呈现：年轻Leda的生活中曾出现丈夫的友人及其妻Lucilla，后者与Leda的女儿们十分亲近，除了这一点让她感到嫉妒以外，Lucilla模仿孩子奶声奶气的育儿方式也让她颇为不快，以至于在对方因被孩子冷落而失意时暗自高兴。

无力独自照顾家庭的丈夫将女儿们交付给那不勒斯的外祖母抚养，Leda因及其反感少时逃离的家庭环境，对母亲非但不领情，还横加指责，母女翻脸后不久母亲便离开了人世。

对于这段往事，中年Leda回忆道：“当时我希望女儿们只依赖我一个人”。

兰特这部作品英文版的封面取了《纽约客》的书评：“一本有关母性矛盾的诚实到近乎残酷的小说”。

在原著接近尾声处，Leda与Nina在集市的对话将这一点呈现得淋漓尽致，前者向后者袒露了自己当初选择离开和回归的原因：离开，是因为当时的她认为“对女儿们的爱会让我无法做我自己”，而回归，还是出于“以我为中心”：因为“没有女儿们在身边，更让我感到一事无成、空虚无望”。

小说中，Leda在海边接受了蛮横的那不勒斯家庭（通过海滩服务员传达）的求助，作为翻译要求一对荷兰游客让出沙滩椅，协商成功后“表面平静、内心慌乱地”回到原处，随后在对方要求自己也让出座位时，却面带敌意地断然拒绝。

（与小说不同的是，电影中的让座事件跳过了Leda充当中间人的部分。

）电影没有展现这场纠纷中主人公焦躁不安的内心独白，却用影院遭遇骚乱那场戏中人物几近崩溃的激烈反应放大了其“危险”处境。

（与之相比，小说中这段情节基本只是一笔带过。

）Olivia Coleman的表演是大师级的。

在中年Leda与Nina一家人的“对抗”中，她用身体姿态和细致入微的表情，诠释了人物的克制、防备、敏感和恐惧。

关于原著和改编之间的差异还有一点比较有趣：电影放大了年轻Leda的肉欲，（小说几乎没有对性事的正面描写，学术会议期间跟Hardy教授的出轨也只是一笔带过。

）却隐去了原著里中年Leda（表面及内心）风韵犹存的一面：面对度假屋管理员Giovanni（电影里是美国人Lyle）的频频示好，Leda将自己视为对方向朋友炫耀的“猎物”。

与年轻的海滩服务员晚餐间歇，主人公更是感慨起曾经自己是怎么注意到两个女儿接替自己成为男性目光所及，以及刻意在女儿的男友们面前精心打扮、乃至展露风情的经历。

平行母亲，和偷娃娃的人回到故事开始，触发Leda回忆和自省的，是视线中Nina的出现：这位年轻的母亲在那个大家庭中仿佛局外人，母女俩的形影不离让她目不转睛，而小女孩Elena走失的惊魂一刻则让其回忆起年轻时的相似经历。

在Nina于集市主动联系并攀谈之前，Leda始终在暗中观察对方的一举一动，好奇渐渐变为共情。

与多年前来自留宿家中（抛下丈夫和男友环游世界）的背包客的自由感召相呼应的，是主人公通过为Nina提供度假屋钥匙而默许后者追求自我。

在思索是否用行动支持Nina私通而展开的心理博弈中，她视自己为后者眼中的“过来人”和“叛逆者”，同时无奈地意识到后者必定会面临比当年的自己更加艰难的处境。

小说和电影中，Leda在度假屋“看护”自己偷走的玩具娃娃几乎贯穿了整个故事。

原著中的Leda记不起拿走玩具时的情景，虽然自觉这一行为好笑、也毫无意义，但又认为自己当时应该是出于同情，“拯救”了被小女孩遗弃在沙滩上的娃娃。

关于Leda拿走娃娃的动机，两段情节的描写能够给出一定解释。

首先是电影没有还原的一段内容：在Leda开始关注Nina母女的初期，她曾观察两人玩耍时一起给娃娃配音，母亲假装成小孩，小女孩模仿大人说话，她对此十分反感，不知为何极度烦躁，几乎想要干涉制止。

在Elena失踪当天，她肆无忌惮地亲吻娃娃的动作也曾引起Leda的注意。

（电影中也有描写）电影最后，Leda试图归还娃娃时，似乎有所顿悟的Nina问道：“Do you think it's not good for us?”（原著两人的对话中并没有这句。

）

Elena的玩具也让Leda想到了自己儿时曾经拥有一个娃娃，回忆中，年轻Leda把这个珍藏多年的玩具拿出来给女儿Bianca玩，后来发现娃娃被圆珠笔糟蹋地面目全非，对女儿呵斥一通后在失控中把“无药可救”的娃娃从阳台抛了出去。

一边是那不勒斯一家人为了失踪的娃娃劳师动众，一边是中年女子藏起娃娃“悉心呵护”（给娃娃买衣服、想方设法排出娃娃体内的液体，甚至抱着娃娃睡觉），最终说出真相后却遭受冲动的报复，在这段近乎荒谬的奇事中，偷娃娃的人被赋予了自作主张的矫正者和恋旧的恶作剧者的双重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