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暴巨鳄

短评写不下，移步过来唠叨两句。

整体还可以，让我想起看《坡道上的家》的感觉。

育儿的窒息感，个体自我和母亲角色的冲撞，刻画的很好。

但我毫无科学依据地认为，影片有这么两点很不科学：1. 用小年轻提醒女主妮娜一家是坏人的对话，刻意对观众设陷，从而营造紧张压抑的氛围。

这个多此一举的操作，害我全程都在担心女主偷娃娃被发现，然后遭受攻击，变成悬疑犯罪片。

直到快看完我才意识到，那家人几次可怕的目光，不过是女主视角，是她内心心虚紧张的投射。

啥啊，玩我呢？

本来可以把女主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更丰富深刻，加了这句铺垫后反而让片子显得稚嫩不真诚。

2. 女主强烈情绪的底层逻辑令我费解。

都过去将近二十年了，如果如开头表现的那样，女主和女儿仍旧保持联系且关系亲密（毕竟烫了个头发都要跟她聊），就算愧疚一直压在心底，也不至于还这么沉重别扭吧，乃至动不动就湿了眼。

如果她果真失去了其中一个女儿（未可知），她的情绪也应该是妮娜找孩子的时候才爆发（勾起丢孩子的回忆），而不是一开始看到小孩一家就很不自在很难受。

也是有些刻意营造了。

以上种种，看完回味一下，感觉整部片有好几处都给我故弄玄虚的体验。

当然，都说了我是毫无科学依据地认为，希望可以蹲到一个科学的解释。

在刚刚过去的第78届威尼斯电影节上，主竞赛单元就有三部与“母亲”有关的电影：佩德罗·阿莫多瓦（Pedro Almodóvar）的《平行母亲》（Madres paralelas），把抱错孩子又相恋这样一个听起来有点狗血的故事融入到生命的传承和历史伤痛中；奥黛丽·迪万（Audrey Diwan）的《正发生》（L'Événement）带着强烈的痛感展示了一个60年代的残酷堕胎故事，最终斩获金狮奖；相比之下，玛吉·吉伦哈尔（Maggie Gyllenhaal）的《失去的女儿》（The Lost Daughter）则显得有点普通，影片讲述了一个非典型妈妈的故事，曾经她和丈夫离婚，三年不见女儿，如今功成名就，也孑然一身。

一直以来，影像中的母亲都被看作是社会征候的显影，因此最被关注的也是其作为社会形象的价值和意义。

但即使只作为符号，“母亲”也不该像唐三藏一样被圈禁在指定范围里。

成为母亲，首先意味着具体的身份冲突，同时，母亲将要遭遇的困境也隐含了结构性的社会观念冲突。

因此，矛盾冲突而不是整合统一，或许才是理解母亲的关键。

这也是近年来母亲题材内转的方向：做母亲还是不做母亲，这可以是个问题。

《失去的女儿》改编自埃琳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的同名小说，尽管对熟悉费兰特作品的观众而言，这样的主题并不让人意外，但吉伦哈尔的改编和执导还是让这个故事更有挑战性，也更出彩。

凭借这部相当优秀的作品，吉伦哈尔收获了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剧本奖，第87届纽约影评人协会奖最佳首作奖，并提名第79届金球奖电影类最佳导演。

主演奥利维娅·科尔曼（Olivia Colman）也在《宠儿》（The Favourite）之后再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但对观众来说，观看这样的非典型故事却又是个挑战。

该片的豆瓣评分为7.5（11348人评分），IMDB评分则仅有6.7（52771人评分），更有趣的是烂番茄网（Rotten Tomatoes）的反馈，专业影评人给出的番茄指数高达94%，而观众给出的爆米花指数则只有48%[1]。

也就是说，当我们说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时，主要指的是影评人的标准，对观众而言，这完全不是一部好看的爆米花电影。

在这部影片中，母亲既不是我们熟悉的政治隐喻（伟大的祖国母亲），也不是很好理解的社会身份（为家庭牺牲奉献的母亲），而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症状——作为母亲的莱达竟然完全不像母亲。

一大学教授莱达拖着一大箱子书独自前往海滩度假，不喜交际的她享受着这种离群索居的悠闲生活。

可突然到来的大家族却打破了这种宁静，为了聚会他们打算重新规划海滩。

莱达拒绝配合换位置，与之产生摩擦，同时却又被大家庭里的年轻妈妈吸引，妮娜母女总让她想起过去。

故事到这里再起波折，妮娜的女儿埃琳娜走丢，莱达帮忙找回孩子，却又顺手拿走了她的玩偶，失去玩偶的小女孩日夜哭闹。

莱达明知妮娜一家被丢失的玩偶搞得焦头烂额，却始终没有归还。

当她终于把修整之后焕然一新的玩偶还给妮娜时，妮娜怒不可遏，用莱达送的帽针捅了她。

莱达连夜驾车离开，影片的结尾又回到了片头，身着白衣的莱达倒在海滩上。

次日清晨，她醒来，在海边一边削橘子一边给女儿打电话。

似真似幻中，影片结束。

影片中，莱达的举动常常让人感到费解，当这些举动和母亲的身份叠加在一起时，就更显奇怪。

假如换成其他人，把玩偶藏起来不过就是让人讨厌的恶作剧而已，但一个母亲这么做，就让观众觉得难以解释——她为什么这么做，她是不是不正常？

产生这种疑问当然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在此之前，我们所面对的影像中的母亲形象总是处于一种清晰的叙事逻辑中。

弗谢沃罗德·普多夫金（Vsevolod Pudovkin）的《母亲》（1926）改编自高尔基同名小说。

影片塑造了一个经典的母亲形象，她在苦难中从无知走向革命，用爱和信念接过儿子的旗帜。

这种觉醒也成为20世纪女性启蒙的经典模式，在伤痛中成为革命者。

如果说革命的母亲具有时代限定性，那么我们更熟悉的还是传统的地母形象，大地母亲既是最为古老的女性原型形象之一，也是民间观念对母亲角色的全部期待，她要承受一切，包容一切，让自己成为孕育家庭的养分。

国产影视剧中最有观众缘的母亲通常都是这样的形象。

与无限包容相对的，是《告白》（2010）和《金福南杀人事件始末》（2010）中忍无可忍绝地反击的“复仇的母亲”，如果法律不能保护自己和孩子，那就亲自来制定惩罚规则。

当一个母亲决定惩罚凶手，她将比凶手更残酷。

从这个意义上说，“复仇的母亲”是以另一种牺牲表明了残忍与伟大乃是一体两面。

相比之下，近年国产影视剧中的“剥削的母亲”则彻底宣告了母亲形象的坍塌。

如果说电视剧中的妈妈主要是物质剥削——《欢乐颂》（2016）中的樊胜美妈妈，《都挺好》（2019）里的苏明玉妈妈，《安家》（2020）中的房似锦妈妈——让女儿为家庭造血，越优秀越值得压榨；那么电影中的妈妈则更多体现了情感剥削——《柔情史》（2018）、《再见 南屏晚钟》（2019）、《送我上青云》（2019）、《春潮》（2019）等影片中的妈妈——她们不仅不能再给予家庭力量，反而成了情感包袱和控诉对象。

提出两条粗疏的线索并不是为了论证母亲形象如何具体变化——在这里也不去探讨变化背后的征候性，比如残酷母亲的形象目前主要集中在东亚影像中——而是想通过变化来指认形象的结构性：无论如何变化，母亲都始终处于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结构中。

也正是这种结构性，让我们得以准确地理解银幕上的母亲，无论她处在哪一个位面，至少都表明了一点，一个母亲不会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该干什么，而观众也总是通过干了什么来审视她们。

不同的是，莱达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正如费兰特在小说中写到的，“最难谈论的事情是我们自己也无法理解的事情”[2]。

神秘作家费兰特享誉全球的知名度来自于《那不勒斯四部曲》，HBO将其翻拍成了爆红电视剧《我的天才女友》（L'amica geniale）。

与女儿们大受欢迎的成长不同，妈妈们的内心世界却很少被关注，也因此，难以被纳入类型化的影像表达中。

在《失去的女儿》之前，费兰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讨厌的爱》（L'amore molesto）也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

在费兰特的笔下，塑造母女关系的其实不是彼此，而是强大但却隐身的历史和暴力，在失去母亲之后，女儿才终于明白了这一点。

费兰特想要表现的正是这种对母亲的无视，正如她所喜欢的作家艾尔莎·莫兰黛(Elsa Morante)所做的：“没有任何人，包括母亲的裁缝会想到，母亲会有一具女性的身体……（以男性第一人称写作）这种伪装的目的就是通过文学，实现母亲的裁缝无法完成的工作：把母亲的形象（死去的母亲、农奇亚蒂娜、同性恋父亲）从包裹里拯救出来……让母亲本来的身材显露出来，讲述女性体验中没有讲述过的东西”[3]。

把母亲还给自己，这大概是玛吉选择费兰特作品的真正原因。

但电影与小说又截然不同。

小说的第一人称视角能让读者迅速了解人物内心，但对电影而言，除非借助旁白，否则无法直接转译。

电影更常采用的办法是通过叙事突显因果，通过逻辑理解人物。

正因为如此，吉伦哈尔的改编才显得大胆，如果按照时间顺序完整讲述莱达的经历，那么这个人物形象将更清晰，当下的故事或许也会更有张力，但是玛吉没有这么做，她把莱达的故事仅仅限定在海边度假。

两个小时用来讲述一个人的一生或许太短，但用来讲述一种体验却足够长，在理查德·布罗迪看来，正是这种大刀阔斧的削减让《失去的女儿》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元电影”：把女性的生命体验还原到微妙的细节和深刻的经历中。

这恰恰是当下电影所缺乏的。

[4]虽然都改编自费兰特的小说，但《失去的女儿》和忠实原著的《讨厌的爱》完全不同。

这种不同不在于取舍了多少，而是取舍本身就是一种重塑。

因为无法把莱达放入既有的形象谱系中，所以我们反复追问，为什么她要把玩偶藏起来，她到底爱不爱自己的女儿？

顺着这样的疑问，叙事的合理性被放到了第一位：莱达可以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观众却必须知道答案，否则这就是一个失败的故事。

但影片从未解释莱达的行为，这种不解释与其说呼应了费兰特所说的“自己也无法理解”，倒不如说是一种更彻底的回答：把母亲从叙事中拯救出来，面对她的症状。

因此，读解（read）莱达的症状而不是解释（explain）她的行为，就成了观看这部影片的关键。

二要解释莱达的行为，就得把她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再从这个位置出发追问是什么塑造了形象，是什么促使她这样做。

于是，影片中的回忆就成了唯一的线索，我们从中寻找因果关系。

长期以来我们都凭借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解读人物，但这一方式在这里却恰恰构成了障眼法，因为母亲的全部秘密并不在于形象背后有什么，而在于形象本身是什么。

如果说只有当一个母亲服从于母亲叙事，她才能被我们理解，那么莱达真正让我们迷惑的恰恰不是她做了什么，而是她没做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对母亲的解释其实都是误读，因为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背后真正有什么。

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正是为了给母亲带上一张合适的面具，面具能帮我们回避来自母亲的真实面庞——危险的无意识。

钟孟宏的新作《瀑布》（2021）也讲述了一个让人压抑的母亲故事。

正是这样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一旦母亲失去面具，生活将变得如何不可理解，如何恐怖。

疫情之下，女儿和妈妈轮流成为病人，只不过女儿被隔离的是身体，妈妈被隔离的是精神。

自从患上思觉失调症，妈妈就成了家庭的恐怖之源，幻想和现实的界限变得模糊。

“瀑布”既是妈妈思觉失调发作时脑中出现的声音，也象征着母女关系的张力和涌动。

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母女争吵场景里，灯下的女儿和暗处的妈妈形成鲜明对比，一如失衡的母女关系，摘下面具女儿可以释放，妈妈则只能崩溃。

妈妈生病之后，母女关系重新流动，女儿开始成长为“母亲”。

女儿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通过精神病的症状来重新理解妈妈，就像我们也从来没想过，恰恰是变化莫测的无意识而不是精心编码的意识，才是理解母亲的关键。

来自母亲的无意识之所以危险，就在于它的不合情理和不可预测，面对偶然泄露的伪装，斜目而视或许能发现端倪，一旦主动捕捉，反而成了对母亲形象的再次框定。

2021年春节档，贾玲带来了她追忆母亲的导演首作《你好，李焕英》，这个感人的故事最终收获了54亿票房，让贾玲出道即巅峰，成为全球单片票房最高女导演。

在母亲李焕英发生意外的弥留之际，女儿贾晓玲穿越回了母亲的青春时代，她决定帮李焕英改变命运。

几经波折命运依旧，在离开之际她才意识到，不是她在帮助李焕英，而是李焕英一直在成全她的帮助。

对于重视家庭伦理且崇尚地母精神的中国观众而言，李焕英对女儿的爱与包容让人很难不动情。

但问题也正在这里，看起来影片最动人的就是李焕英对贾晓玲知情不报的“再次付出”，但真正的重点却在“知情不报”，对于女儿而言，母亲的付出只能是也必须是无言的。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完全按照女儿的意愿重新讲述的母亲故事，也是一个排除了母亲的母亲故事。

在这里，想象母亲如何伟大透露的恰恰是女儿的无意识，妈妈请你像从前一样，再为我牺牲一次吧。

与李焕英迥然不同的是，在《失去的女儿》中，莱达是一个没有女儿的母亲，女儿只在她的回忆里、描述里和手机里。

有意思的地方正在这里，没有母亲的母亲故事激发了广泛的共情，每个人都可以在影片中找到打动自己的细节，没有女儿的母亲故事却疑点重重，面对莱达这样一个不可靠叙述者，观众更想做的还是破案：面具为什么不见了？

这种对比恰恰说明了母亲的处境，与其说母亲总是处于某种关系中，不如更准确地说，母亲总是对象性的，服从母亲叙事就是成为欲望对象，只有成为欲望对象，才能召唤属于自己的孩子。

如此一来，还有归还母亲主体性的可能性吗？

这或许是吉伦哈尔和莱达共同的疑问。

这也是莱达症状的真正由来，为了拒绝成为欲望对象的母亲，宁愿释放“本它”[5]，让面具背后的另一个我显影。

到这里，我们虽然理解了莱达的不同，但偷拿玩偶的一系列行为仍然有待进一步解读。

影片中给埃琳娜带来陪伴和安全感的玩偶，一旦到了莱达手里，就成了诡异之物（the uncanny）。

无论是从玩偶中爬出的虫子、流出的黑水，还是莱达对待玩偶的方式——她不过是像埃琳娜一样，让玩偶成为了自己的陪伴物——都让人察觉到一种诡异的氛围。

但显然，诡异的并不是玩偶本身。

玩偶之所以能触发诡异，是因为它暴露了莱达的被压抑的爱正在以这种诡异的方式向她回归。

这也是诡异物的真正含义，它原本不过是普通之物，只因为承担了无意识的伪装才压抑变形，显得诡异。

相比藏玩偶，更值得琢磨的是反复藏玩偶，即使被管理员看见了，莱达也没有第一时间归还，归还玩偶的那一刻总是被延迟。

也因此，我们需要为莱达的症状重新正名，她并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是始终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也就是说，掩藏玩偶的强迫性重复（compulsive repetition）才是莱达真正的症状。

通过回忆我们得知，莱达曾经把自己儿时心爱的玩偶作为礼物送给大女儿，但大女儿却因为得不到关注，就把玩偶看作母亲的替身加以报复，用彩笔画得乱七八糟。

暴怒的莱达为了惩罚女儿把玩偶扔出窗外，玩偶碎了一地。

如果把从海滩带回的玩偶看作是被摔碎玩偶的替身，那么清洗的确是一种象征性修复，我们猜测莱达也许希望再次回到那个现场。

但更重要的是，清洗并不是终点，在妮娜一家到处找娃娃，家族众人对她充满敌视的情况下，莱达还是冒险去店里买了物料，给娃娃换上了新的衣服。

焕然一新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把玩偶还给自己，而不是女儿。

只有以莱达为目的，我们才能重新审视带走玩偶的真正意义。

带走玩偶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召回新手妈妈的焦虑，这才是莱达想回到的现场。

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反复回到创伤场景虽然不合情理，但仍然是符合快乐原则的，只不过是另一种变体：通过不断重返，主体把被动创伤变为主动体验，从不可控变为可控，从不愉快变为愉快。

也就是说，莱达想要回到现场的原因，也许和我们预想的正相反，要修复和控制的不是女儿的创伤，而是作为母亲的自己。

失去的女儿到底是谁，是影片留给我们的最后疑问。

很多分析认为这是一个多重关系的指代，在每一对母女关系中都有一个失去的女儿，对茫然的莱达而言，这个女儿其实是她自己。

这么说当然没错，只是或许仍然难以抵达没有面具的真相。

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失去的女儿”并没有任何隐喻，在摔碎玩偶的那一刻莱达和女儿都遭遇了情感危机，那一刻她的确失去了女儿——失去了对女儿的控制，也失去了对女儿的依恋——这让她感到十分遗憾。

但更遗憾的是，她并不后悔。

莱达既没有后悔成为母亲，也没有后悔在那一刻离开女儿，这才是故事的残酷真相。

这也是我没有沿用豆瓣译名《暗处的女儿》的原因，让母亲离开隐喻，或许能看到更多。

莱达和妮娜之间的互相吸引在影片中也耐人寻味，如果我们把莱达对妮娜的关注看作是母亲之爱的移情，那么妮娜对莱达的诉求仍然是欲望对象的投射，因此这种召唤注定失败。

归还玩偶的惨烈场景也向我们说明，摔碎的玩偶已不可能再还给女儿，只能还给自己。

但问题也在这里，一个离开女儿的母亲，在我们原谅她之前，她可以自己原谅自己吗？

这或许是《失去的女儿》留给观众的真正难题。

此时此刻回头再看莱达，或许我们可以赞同齐泽克，“享受你的症状吧！

”（Enjoy your symptom！

）。

本文已发表于《戏剧影视评论》2022年第3期注释：[1] 数据查询时间为2022年4月2日。

[2] Elena Ferrante, The Lost Daughter. New York: Europa Editions, 2008. Translation by Ann Goldstein.[3] [意]埃莱娜·费兰特：《碎片》，陈莹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8页，第44页。

引用版本来自得到电子书。

[4] Richard Brody, Maggie Gyllenhaal’s “The Lost Daughter” Is Sluggish, Spotty, and a Major Achievement, https://www.newyorker.com/culture/the-front-row/maggie-gyllenhaals-the-lost-daughter-is-sluggish-spotty-and-a-major-achievement, 2022-1-3.[5] 弗洛伊德的著作The Ego and the Id通常被翻译为《自我与本我》，但近年来已有译者提出译作“本它”更接近id的德语原文Es，也更能突显自我对本它的“入侵”。

参见《死亡是生命的目的：弗洛伊德导读》，唐健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82页。

虽然母亲是自然赋予的角色，但没有一个母亲是天然的母亲。

看完后我主要想说的是…为母则刚，希望承担母亲的责任，享受孩儿伏在膝上的温暖也好; 不舍自由，热爱独处，害怕麻烦也罢。

这两种选择都没有错误。

需要避免的是“违心”和“善变”…女人要清楚自己什么时候想要什么，不要心中向往自由却又早早生下孩子，财力不佳却意外诞子，这是违背人心的。

如此，你不会快乐，孩子或许也不会快乐。

就像片中主人公一样不舍的追逐梦想 时刻觉得孩子是累赘……也不要过于善变，一会想要抛弃孩子，一会又想念他们…时机总是不对 错过的时光也不会倒回 你永远在后悔。

I like that Elena would separate this thesis from My brilliant girlfriend. When I read Girlfriend this part was always confusing me I can’t say it’s a simple neglecting of mother’s duty. Apparently there lies a lot of broken emotions and I’m so glad we can talk all about it in this film. I love this topic because I feel like I was trying to fix my memory from my mom through discussing what a mother is. It’s just I step outside observe everything between these two woman and finally generaliz an ending to give back to me, make me feel safe. mother doesn’t have to be mother it’s a trap for young women. I always said I wish I never was born from her when I fighted with my mother when I was young. but the following sentence is in that case you could be more happy and beautiful than now. till today I realize I found the biggest scam in patriarchal society at that very young age- woman can be not having kids. Elena is so sad that she even wrote a whole book to talk about this. you can feel how she wants her daughters would read this and not blaming her. it’s pathetic for me that’s the most hard part to accept. women’s introspection. after growing up, I think I gradually digest this bond by realizing it’s not my mother’s issue it’s from her mother from previous generations and I can’t take care of that so only thing I can do it to let it go. that’s the thing I want to know more from Elena - how do you feel about your mother. what if you’re just a daughter. Elena is kind of iconic right now there’s always a clue and patterns in her story. that’s not bad every great artist did that.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why we can’t bring this on table in china. Chinese women don’t have the outcome in their whole life their beautiful thoughts should and worth being recorded. the value is unlimited

女主把娃娃拿走影射自己年轻时的离家出走，没有给予孩子足够的爱。

帮助娃娃把脏水吐出甚至吐出一条虫是在排解自己的负面情绪。

妮娜刺她代表她的女儿们并没有原谅她，而是很恨她。

出车祸后到海边其实是幻想，幻想女儿们原谅了她，电话里有说有笑。

女主也并不是只离开了女儿们三年可能就是根本没有回去。

因为女主回忆里面完全没有女儿们长大的影像，都只是她的口头表述而已，也仅限于女儿们现在的年龄。

她不小心触碰到手机大女儿Bianca的号码，拨出去接通的确实妮娜。

说明她根本没有女儿的联系方式，但是潜意识把妮娜当成自己的女儿了。

其实女主可能患了脑癌，开车时候发作出车祸了。

因为在玩具店里怀孕的女人诅咒谁拿走了娃娃谁就得脑癌，这是个暗示。

而女主经常很快起身就会头晕，也预示着她有隐疾。

继续讨论Lost Daughter里面教授和女主偷情的这段。

很明显教授和女主是精神上先互相吸引的，然后教授采取主动想和女主上床的时候为什么会和女主说，因为你有家庭所以要你主动，结果再滚床单？

因为此处教授代表的还是男权社会，他欣赏女主作为唯一的杰出女性在他们的学术圈，他希望和女主发生关系的时候他的立场是希望女主是不守妇道的，因为他要享受这个不守妇道的成果和甜头。

然而，在后面几次他们发生关系的时候，他对女主表示女主应该要顾及家庭，因为这个时候他作为男权世界的一份子觉得女人就应该守妇道，应该在出轨的同时还要照顾好自己的家庭和孩子，这是女人的职责。

是不是很双标？

男权世界对女人的要求就是这么残酷。

女人是没有自己选择的权利的，因为男人主宰这个世界，为了更好的主宰这个世界，男人必须让女人屈服，肉体上的征服加上思想上的统治，才能让男人占尽好处。

虽然教授看上去是女主老公的对立面，但是从男权的角度，他们明明就站到了一起，才显得女主更加悲哀。

另一方面教授也没有想和女主真正有将来的打算，所以他和她偷情的前提是不拆散她的家庭，这个听上去非常道貌岸然，潜台词其实是，你要抛弃你的家庭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和我无关，我不背这个锅。

所以女主最后离开了家庭仍没有和教授在一起，这个结果太正常了，换我的话来说就是：我是因为你而离婚，但不是为你离婚，聪明的男人也应该明白其中的区别。

上午刷到一个某呼问题，有关张校长和全职太太的。

回答1000多条，只要是羞辱全职太太的都有几百赞同，如果读书是为了在家里带孩子做饭，为什么要读？

请把学位留给想工作的女孩。

大家都小心翼翼避开造成“婚后/生育之后大多数回家的人都是妈妈”这个局面的深层原因，不约而同地选择向全职太太群体开枪。

也是很显然的，如果我是全职太太，我只在家带孩子做家务，我没有工资没有保险，不纳税对社会没贡献，我也不敢反驳这些事实，我怕本来生存空间就很小的网络上再树一堆敌人，以后上网都要被人追着骂可太膈应了…或者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如果我是一个被资助的女孩，我好不容易上了大学，毕业了我只能好好工作，不可以有任何有关结婚组建家庭的危险想法，毕竟婚后可能有孩子，有孩子可能会导致我不得不放弃工作回家育儿从而变成全职太太/妈妈？

看《暗处的女儿》，大学教授丽妲在女儿7岁和5岁的时候因为受够了成为母亲的琐碎与痛苦选择离开了家，此后她一直深陷在对女儿的愧疚之中。

她受够了无时无刻与孩子相伴没有一丁点个人的空间，也受够了无视她困境的丈夫，愤怒的她选择从家庭中出逃，但是内心深处的自责从来没放过她，她与度假时认识的年轻母亲说她三年后回到了家，而电影的结局暗示她应该是再也没有回去。

离开了家，她依旧没有变回从前的自己。

这全是她的责任吗？

选择婚姻和生育，是一条现成的，社会主流推崇认可的路，在一些问题被掩盖，主流舆论不约而同对这些问题避而不谈的时候，有多少人选择之前会觉得这是个专门为女人设的陷阱？

并且，如此痛苦也不全是成为妈妈导致的，因为她是女人呀，是女人，不婚、结婚、生育、丁克，无论做出哪个选择，都得接受来自社会不同角度的审判。

职场女性、单身“剩女”、全职太太、全职妈妈、单亲妈妈、出逃的妈妈，这些女人的选择都是个人的选择，与社会与另一个谈到这些问题就自动隐形的性别毫无关系。

所以这种错误的归因机制如今已经深入骨髓了是吗？

像清明上河图一样清晰、具体和完整。

你相信吗？

妈妈是可以不爱孩子的，甚至可以讨厌孩子，甚至恨自己的孩子。

不爱也没有关系的。

费兰特三十多年来执着于在写作中探索母女关系，布娃娃的意象在ta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不仅仅是女儿的化身，也凝聚着南泉社会赋予我们的身份。

偷来的塑料娃娃，嘴里流出粘液和蛆。

这幅了娇小美丽但了无生气的躯壳，就像我的女儿，她即将步我的后尘，在家庭——这黑色的粪坑里沉沦——我好不容易才从这里爬出去。

在眼泪干在脸颊上之前离开家。

--抛弃你的孩子们生活，你有什么感觉？

--fucking amazing.偷情的话要用非母语（意大利语）说出来。

她已经结婚了，所以不能由他来主动吻她，他要等她，一个有夫之妇，由她来主动吻遍他全身，引导他进入她，他才不算失德，他才可以放过自己。

Aka 知识分子如何体面地偷情。

费兰特笔下的女性还没能够脱离与男性的关系而存在，她们是母亲、女儿、妻子、情人、姐妹等，我想到杨荔钠导演的作品，里面的女性已经可以不需要依附于男性给予她们的身份而真正独立存在，杨导那句“我对所有的男性不感兴趣”仿佛仍在耳边。

观看不同时期女性创作者的面向，就足够令人振奋了。

Leda，大学教授，专精比较文学，拖着装满书的几个大箱子，一个人来到希腊小岛度假。

管理房子的是老实善良的中年人Lyle。

不知因何而独自出行的中年女子，遇到适龄男子，总感觉要发生点什么。

偏偏这片海滩上勤工俭学的Waiter Will专业和Leda也基本对口。

年下之恋貌似也是不错的选择。

而突然到来的一大家子美国人，打破了海滩的平静，愤怒有余的Leda拒绝为他们提供方便，却被其中的年轻妈妈Nina所吸引。

眼神随着摄影师的镜头在Nina的身上游走，由上至下，再折返过来。

这可是《五十度灰》Dakota Johnson，请发挥你的想象。

莫不是导演为我们准备了一场禁忌之恋？

无论哪种，旅行中不发生点氤氲暧昧的事情，无疑是平淡且灾难性的。

然而Leda却并没有选择主动出击，她沉浸在自己的回忆里。

年纪轻轻成了两个娃的母亲，印象中甜蜜的亲子时光被她们不停哭闹，不断要求变成了午夜梦魇。

人生最愤怒又无能为力的事情就是面对自己小孩的无理取闹了吧。

损毁你最珍视的东西而毫无悔意不过是件小事，因为就连你自己也不过是他们的大玩具而已。

伤害你或你的身体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场游戏。

心中的巴掌举起来，现实中的膝盖跪下来，戴上耳机可能是她当下唯一自救的方式。

然而有人却不以为意，理所当然的扒下她的耳机，是那个经常缺席，留她自己困兽般独自战斗的人。

是什么赋予他这样的权利？

看到她独自旅行，Lyle就断定她很孤独，主动关心却没有意识到搅扰了Leda的晚餐；躲到电影院被一群肆意喧闹十几岁男孩打扰，直到一位陌生男子出声制止，他们才平息下来。

显然男性的权威比女性的千言万语管用太多了，也正是这样的环境潜移默化间暗示女性想要被看到听到，想要掌握一定的话语权，依附于一个男性可能是条捷径。

如果只苛责异性之间的不平等与不理解有失公允，那么同性之间理应心照不宣。

海滩正面遭遇Nina的姑姐Callie，对方挺起骄傲的孕肚，有那么一点炫耀似的询问Leda：你一个人旅行是不是没有孩子？

得知Leda的孩子已经成年，又问：你一定很想念他们。

似乎对Leda本身并不是那么感兴趣。

还记得Leda出场时怎么介绍自己的吗？

我是个教授，来自Cambridge，离波士顿不远。

实际上是低调的告诉你：我是哈佛人。

你不能指望一个以孩子来界定自己价值的女人理解什么叫做：Kids are crushing responsibility，就像不能期待点石成金煎水成冰。

哦，Leda，Leda，Leda.上一次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还是在希腊神话里。

宙斯以天鹅之身诱惑了凡间女子勒达，勒达诞下两只蛋，分别是双生子和双生女。

这对女孩之一就是以倾国倾城之貌倾倒特洛伊城，结束英雄时代的海伦。

所以，作者想要表达什么呢？

Leda, Nina, Elaina, Martha, Bianca, Minna， 这里出现的一串名字是不是又暗含着什么密码？

人们常常将“母性”看作是刻在女性基因里的东西，却常常忽略她们真实的需要，哪怕仅仅是一点独处的时间。

无论在何种文化背景之下，孩子都是上天的恩赐，天真烂漫或者恣意放肆都只是做了一个孩子会做的事，没人相信天使的背面是魔鬼。

而作为一个妈妈意味着你必须常年如一日高质量的包容与输出，才仅仅能够达到合格的水平，无论伴侣是否参与。

世界从来都只是围绕男性旋转，但对“母亲”的期望却高企不下，甚至女性自己也对此深信不疑，那些胆敢对抗社会规则人因此背上了“坏妈妈”的名号，或者“根本不配做女人”。

原作者Elaine Ferrante读过导演Maggie Gyllenhaal的改编剧本后明确表示，只有她亲自指导，她才同意作品改编成电影。

是惺惺相惜？

我不知道，但是Maggie本人凭借此处女作斩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剧本奖确也实至名归。

电影本身平铺直叙，没有任何倾向，缺少爆点，甚至每个角色出现的时候都敌我难分。

面对没有把握的事情，我们都倾向于臆测。

就像我们以为Leda对于Nina迷恋是同性之间的欣赏，又或者是来自一个母亲对于女儿的关怀。

而实际上Leda只是希望Nina看清自己，趁一切还来得及，因为None of these is gonna pass。

不甚明朗的结局和Nina过激的举动说明她并不理解Leda，如她自己所说：生活中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只能说，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

PS：Jack Farthing今年喜提两个最窝囊的角色，《Spencer》里他是查尔斯，《Daughter》里变成了Joe，明明也可以算作是美男…

1.大概前半个小时，可以被影片的气氛蛊惑，也可能是刚看完《我能说》的原因？

对比之下觉得镜头语言充满想象力、丰富极了；但半个小时之后就开始疲倦，开始尝试寻找故事和逻辑，来抵抗单调。

2.观影过程中心里是紧绷的，数次默默感慨：这是个悬疑片么！

不过放映完毕，想法变成了这似乎是个恐怖片——一个一旦经历生育，便永远无法摆脱噩梦的恐怖片。

一个母亲可以选择离开，可以弥补“做自己”的空白、实现理想、看似潇洒，然而却会在48岁的年纪依然被愧疚折磨得体无完肤。

爱=压抑=无法摆脱。

3.更深的恐怖在于，影片的设定中，没有把Leda的痛苦处理成“只要我能想得开，都不是问题”这种个体悲剧，偏偏给她安排了一个“从泥潭中拼命爬出来”的出身，用一个名叫Mina的洋娃娃串起她的前半生：Leda自己，是第一个Lost Daughter，母爱的缺失确确实实给她造成了无法弥合的成长伤痕，所以她无法心安理得地用一种潇洒的、现代的价值观来安慰自己、来装饰自己从女儿处出走的行为，她比任何人都明白个中感受。

于是悲剧拥有了必然性，变得恐怖。

4.也许我可以去刷一刷《坡道上的家了》！

文/Matchbox在我看来，Maggie Gyllenhaal女士的这部导演处女作真是厉害：海边度假经历全程暗流涌动，主人公孤立无援的境地让人感觉如芒刺背；出色的剪辑让情节在现实与回忆之间自如游走。

影片最后，伴着Leda在海边醒来剥橙子的“超现实”一幕，摄人心魄的主题曲奏响，瞬间绝妙至极。

小说与电影第一时间找了原著读完，薄薄的140页的英文版，电影的改编还原度很高，呈现了原著百分之八十的内容，很多对白也直接沿用了小说。

不过在小说中，主人公Leda跟作者费兰特一样是意大利人（英文教授，会说多种语言），在佛罗伦萨生活，18岁时离开故乡那不勒斯，故事的发生地点则是意大利而非希腊。

小说以第一人称展开，花了较大篇幅在Leda的回忆上，这也是跟电影的主要差异。

除了占据高光部分的育儿和自我之争以外，对两个女儿成年后的母女关系叙述也有相当着墨，而这部分在电影中却一笔带过，印象中仅仅体现为Leda对海滩服务员Will讲起大女儿Bianca继承了自己的丰满，而小女儿Marta则不满于自己扁平的身材。

（由此谈到自己年轻时也自认没能继承母亲的优点，并比喻为母亲在生产时把女儿像不可口的餐盘那样推开，也是取自小说。

小说很早就说明了，因为两个女儿去加拿大与父亲生活，中年Leda这才“恢复”自由身，来到海边度假备课。

后来在商店给娃娃买衣服时，Leda偶遇Nina和孕妇Rosaria，（即电影中的家庭成员Callie，小说中Nina的大姑子）被问起女儿情况时，她直言不讳自己在她们年幼时一度离开了三年。

（Leda这般坦诚的原因是想给与自己心存芥蒂的Rosaria来个下马威，但事后又惊讶于自己如此草率对待隐私的做法。

）而在电影中，Leda在面对女儿们的问题时马上语塞，表现失态（后来在集市Nina追问之下才道出实情），给观众一种“必有蹊跷”的感觉，以至于观影过程中始终被Leda母女关系的不详假定所笼罩。

其实小说中，母女关系早已修复，（当然电影通过最后一幕母女通话也给出了这个结论）女儿们表示对母亲曾经离开一事毫无印象，而Leda曾给两个孩子分别写信吐露当年心声，也没有得到预期的质问甚至回应。

由此产生的电影与小说的最大差异在于：电影制造了一种悬疑感，抽丝剥茧，通过穿插的回忆一步步展现年轻Leda如何在育儿琐事中不堪重负，最终选择离开家庭。

而小说更像是中年Leda对自己内心的一次解构，站在事过境迁的角度，将当年自己的选择和心境娓娓道来。

作为母亲，身为女人电影还原了小说最后Leda将娃娃还给Nina，对方却用发针刺伤其腹部，夺门而出的这个颇具黑色幽默的意外结局。

面对Nina诧异甚至有些惊恐的目光，Leda解释说：“I'm an unnatural mother.”小说中，在度假屋摆弄娃娃的Leda暗自想道：A mother is a daughter who plays. 年轻Leda作为母亲的缺陷，除了为追求自我一度背离家庭，还有性格上的自私和专断，电影受限于篇幅没有呈现：年轻Leda的生活中曾出现丈夫的友人及其妻Lucilla，后者与Leda的女儿们十分亲近，除了这一点让她感到嫉妒以外，Lucilla模仿孩子奶声奶气的育儿方式也让她颇为不快，以至于在对方因被孩子冷落而失意时暗自高兴。

无力独自照顾家庭的丈夫将女儿们交付给那不勒斯的外祖母抚养，Leda因及其反感少时逃离的家庭环境，对母亲非但不领情，还横加指责，母女翻脸后不久母亲便离开了人世。

对于这段往事，中年Leda回忆道：“当时我希望女儿们只依赖我一个人”。

兰特这部作品英文版的封面取了《纽约客》的书评：“一本有关母性矛盾的诚实到近乎残酷的小说”。

在原著接近尾声处，Leda与Nina在集市的对话将这一点呈现得淋漓尽致，前者向后者袒露了自己当初选择离开和回归的原因：离开，是因为当时的她认为“对女儿们的爱会让我无法做我自己”，而回归，还是出于“以我为中心”：因为“没有女儿们在身边，更让我感到一事无成、空虚无望”。

小说中，Leda在海边接受了蛮横的那不勒斯家庭（通过海滩服务员传达）的求助，作为翻译要求一对荷兰游客让出沙滩椅，协商成功后“表面平静、内心慌乱地”回到原处，随后在对方要求自己也让出座位时，却面带敌意地断然拒绝。

（与小说不同的是，电影中的让座事件跳过了Leda充当中间人的部分。

）电影没有展现这场纠纷中主人公焦躁不安的内心独白，却用影院遭遇骚乱那场戏中人物几近崩溃的激烈反应放大了其“危险”处境。

（与之相比，小说中这段情节基本只是一笔带过。

）Olivia Coleman的表演是大师级的。

在中年Leda与Nina一家人的“对抗”中，她用身体姿态和细致入微的表情，诠释了人物的克制、防备、敏感和恐惧。

关于原著和改编之间的差异还有一点比较有趣：电影放大了年轻Leda的肉欲，（小说几乎没有对性事的正面描写，学术会议期间跟Hardy教授的出轨也只是一笔带过。

）却隐去了原著里中年Leda（表面及内心）风韵犹存的一面：面对度假屋管理员Giovanni（电影里是美国人Lyle）的频频示好，Leda将自己视为对方向朋友炫耀的“猎物”。

与年轻的海滩服务员晚餐间歇，主人公更是感慨起曾经自己是怎么注意到两个女儿接替自己成为男性目光所及，以及刻意在女儿的男友们面前精心打扮、乃至展露风情的经历。

平行母亲，和偷娃娃的人回到故事开始，触发Leda回忆和自省的，是视线中Nina的出现：这位年轻的母亲在那个大家庭中仿佛局外人，母女俩的形影不离让她目不转睛，而小女孩Elena走失的惊魂一刻则让其回忆起年轻时的相似经历。

在Nina于集市主动联系并攀谈之前，Leda始终在暗中观察对方的一举一动，好奇渐渐变为共情。

与多年前来自留宿家中（抛下丈夫和男友环游世界）的背包客的自由感召相呼应的，是主人公通过为Nina提供度假屋钥匙而默许后者追求自我。

在思索是否用行动支持Nina私通而展开的心理博弈中，她视自己为后者眼中的“过来人”和“叛逆者”，同时无奈地意识到后者必定会面临比当年的自己更加艰难的处境。

小说和电影中，Leda在度假屋“看护”自己偷走的玩具娃娃几乎贯穿了整个故事。

原著中的Leda记不起拿走玩具时的情景，虽然自觉这一行为好笑、也毫无意义，但又认为自己当时应该是出于同情，“拯救”了被小女孩遗弃在沙滩上的娃娃。

关于Leda拿走娃娃的动机，两段情节的描写能够给出一定解释。

首先是电影没有还原的一段内容：在Leda开始关注Nina母女的初期，她曾观察两人玩耍时一起给娃娃配音，母亲假装成小孩，小女孩模仿大人说话，她对此十分反感，不知为何极度烦躁，几乎想要干涉制止。

在Elena失踪当天，她肆无忌惮地亲吻娃娃的动作也曾引起Leda的注意。

（电影中也有描写）电影最后，Leda试图归还娃娃时，似乎有所顿悟的Nina问道：“Do you think it's not good for us?”（原著两人的对话中并没有这句。

）

Elena的玩具也让Leda想到了自己儿时曾经拥有一个娃娃，回忆中，年轻Leda把这个珍藏多年的玩具拿出来给女儿Bianca玩，后来发现娃娃被圆珠笔糟蹋地面目全非，对女儿呵斥一通后在失控中把“无药可救”的娃娃从阳台抛了出去。

一边是那不勒斯一家人为了失踪的娃娃劳师动众，一边是中年女子藏起娃娃“悉心呵护”（给娃娃买衣服、想方设法排出娃娃体内的液体，甚至抱着娃娃睡觉），最终说出真相后却遭受冲动的报复，在这段近乎荒谬的奇事中，偷娃娃的人被赋予了自作主张的矫正者和恋旧的恶作剧者的双重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