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炮贼中贼2绝世艳贼

今日份恐婚恐育打卡。

Leda偷走娃娃是必然的。

很明显她灵魂和生命的一部分，随着女儿的恶意涂鸦、摔碎成渣渣而死去了。

这种冲动的恨意，是一种自然防御机制的启动，蕴藏着内心小孩的无声呐喊。

毕竟倒推一下，青年Leda也才大概二十三五岁，早婚早育的她，自己都是个孩子。

牺牲母女关系来获取个人价值，是一种自私。

这种自私让她沉迷在投射与投射性认同的游戏中，潜意识里被有着近乎相同的名字和身份、违背伦理道德经历的女子诱惑和吸引。

年轻时因育儿焦虑而产生恨意，年老了被巨大空洞的母爱反噬。

Elena Ferrante好会写，好一个回旋镖时刻。

像清明上河图一样清晰、具体和完整。

你相信吗？

妈妈是可以不爱孩子的，甚至可以讨厌孩子，甚至恨自己的孩子。

不爱也没有关系的。

费兰特三十多年来执着于在写作中探索母女关系，布娃娃的意象在ta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不仅仅是女儿的化身，也凝聚着南泉社会赋予我们的身份。

偷来的塑料娃娃，嘴里流出粘液和蛆。

这幅了娇小美丽但了无生气的躯壳，就像我的女儿，她即将步我的后尘，在家庭——这黑色的粪坑里沉沦——我好不容易才从这里爬出去。

在眼泪干在脸颊上之前离开家。

--抛弃你的孩子们生活，你有什么感觉？

--fucking amazing.偷情的话要用非母语（意大利语）说出来。

她已经结婚了，所以不能由他来主动吻她，他要等她，一个有夫之妇，由她来主动吻遍他全身，引导他进入她，他才不算失德，他才可以放过自己。

Aka 知识分子如何体面地偷情。

费兰特笔下的女性还没能够脱离与男性的关系而存在，她们是母亲、女儿、妻子、情人、姐妹等，我想到杨荔钠导演的作品，里面的女性已经可以不需要依附于男性给予她们的身份而真正独立存在，杨导那句“我对所有的男性不感兴趣”仿佛仍在耳边。

观看不同时期女性创作者的面向，就足够令人振奋了。

没看过原著小说，但感觉这是一部有些难度的电影，难度在于要以什么来支撑这么弱的一个故事。

开头即结尾，48岁患有脑癌的女教师来到一片谈不上怡人的海滩度假，她观察游客，帮忙找孩子、偷玩偶，与不礼貌的一家人发生小摩擦……若把这些作为故事的主体肯定是不行，即便加上女二号与虚伪男教授的戏、妮娜出轨的戏、女主逃离家庭责任的爽与悔（暗线）、女主与房东的暧昧……也还是弱。

但贯穿始末的那种紧张气氛很吊人，而这种气氛就是女主在最后时光的心理，恰到好处地填满了故事的间隙。

女主的结局反映了社会对女性的无情：你若强行挣脱家庭对你的束缚去追求自由人生，你的命运也许就是这样。

此外，尽管女二与教授的那场戏意在隐喻女主离家出走前的处境，但毕竟完全脱离了女主的内视角而又无处可借，处理得不够专业。

总体还比较喜欢。

【巧妙的软广】https://site.douban.com/215175/ （我的小站）

原著是以倒叙铺开的，Leda用一种清醒，疼痛的絮叨开始自我陈述。

她还经常提到自己的母亲，这是电影里很难展现的。

Leda在原著里的形象给我的感觉是一位沉静，聪明，自省的大学教授。

白天，她在海滩上观察那家人（主要是nina），有时候，她反思，去想自己的女儿和母亲。

原著里对nina的兴趣基本是命中注定，迅速的。

甚至持着调查者的乐趣，比如在和沙滩服务员小伙子的对话中，nina这个名字不知怎么的就又跑了出来。

原著结尾的那一霎那有着荒诞的人间蒸发感，一位冷冷的大学教授被海滩辣妹扎了一针。

读起来是忍着小疼痛咬牙切齿，好像下一秒就应该立马黑屏或者扔掉手中的笔。

我直接摘抄吧：电话响了，是两个女儿的。

“妈妈，你在干嘛，为什么不给我们打电话？

起码你要让我们知道你是活是死吧？

”“我死了，但我挺好的”电影里处理的比较长了，结合了原著开头拍摄了一串蒙太奇，并且设置了开放式结局，算是比较俗套。

电影出彩的地方是全体女演员的演绎，科尔曼扮演的leda，举手头足都显得那么接地气，温和，大智若愚？

达科塔演的Nina没有原著中看起来那么年轻有活力，但是也丧出了风格。

角色之间的张力还能更强一点，但我也不是很想看整场变成科尔曼偷窥达科塔…怪怪的。

这些角色真的能给演员很大的发挥空间，比如leda，我还幻想了一下夏洛特兰普林或者克里斯汀托马斯的版本。

希望大家都能享受小说和电影，女性视角的作品真是会常拍常新呀。

一位母亲所能做出的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

这个问题萦绕着埃琳娜·费兰特的所有小说，在她的第三部小说《暗处的女儿》（The Lost Daughter）中，它成了压倒性的核心主题。

48岁的比较文学教授勒达·卡鲁索在海边租了一套公寓过暑假，在那里她努力工作，并反思自己与两个女儿的关系。

她有没有辜负她们？

她在乎吗?（本文译自《新政治家》的文章“True cinema trusts in images: Elena Ferrante on Maggie Gyllenhaal’s The Lost Daughter"）在演员玛吉·吉伦哈尔的这部导演处女作中，勒达由奥利维娅·科尔曼和杰西·巴克利（在闪回中）饰演，两人共同捕捉到了书中的一些怪异和暴力：母性的粗糙边缘，以及其中残酷和愤怒的时刻。

这是费兰特的第一部英语改编电影，吉伦哈尔的剧本惊人地忠实于原著，结构上更像惊悚片，在今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剧本奖。

导演的选角安排更加不拘一格，其明星阵容还包括达科塔·约翰逊、因《正常人》而崭露头角的保罗·麦斯卡、艾德·哈里斯和彼得·萨斯加德（吉伦哈尔的丈夫）。

要将一本充满隐喻、讲述不可靠叙述者狂热梦想的书变成现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吉伦哈尔曾说，她第一次读到这部小说时，她想，这“多么令人兴奋和危险啊”，于是开始给费兰特写一封长信。

人届中年的勒达被在同一海滩度假的一个年轻女人（约翰逊饰）迷住了：一个坏妈妈注视着一个好妈妈，好妈妈宠爱着她的女儿，而女儿宠爱着她的洋娃娃。

小女孩短暂失踪后，勒达偷走了洋娃娃，给它买了新衣服，从它嘴里抽出一肚子海水和一条虫子。

洋娃娃是费兰特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隐喻——堕落的孩子，失踪的女儿。

这本书只有140页，具有费兰特后期作品中较少出现的清晰和克制的特点。

它也可以很有趣，吉伦哈尔和科尔曼倾向于这样做。

勒达屈服于她最离经叛道的冲动：她抛弃了她的孩子，毫不犹豫地欺骗了她的丈夫，偷了一个孩子的东西。

但她并不后悔。

“多可怕啊，这是为什么?”当勒达说她离开了她的女儿们时，一个女人问道。

她回答说：“我很累。

”吉伦哈尔在2018年获得了改编权，费兰特当时表示，她会让吉伦哈尔自由发挥：“我们在男性的笼子里待得太久了——现在这个笼子正在坍塌，女性艺术家必须完全自主。

”她补充说，她不会给男性导演同样的自由。

所以我开始问她和吉伦哈尔的关系是如何发展的。

《暗处的女儿》2018年，你写道“玛吉·吉伦哈尔是我喜爱的演员”。

你对她的作品了解多少，你们是如何合作的?埃琳娜·费兰特：在电影《秘书》之后，我想我几乎看了她在意大利上映的所有作品，包括电影和电视剧。

玛吉·吉伦哈尔很棒，她有一种独特的美，在银幕上的表现充满了智慧的能量。

当我得知她对《暗处的女儿》感兴趣时，我立刻认为她会做得很好。

我对此很确信，读了她的剧本后，我给她唯一的建议就是不要让自己被类型片（危机中的情侣、惊悚片、恐怖片）的规则所束缚，要坚持一种“略微狡猾的现实主义”。

遗憾的是，我们的来往太少了，不足以开始一段更复杂的关系，即使只是书信来往。

你还写道，吉伦哈尔可以自由地把《暗处的女儿》拍成她自己的——“即使她只是想把它当作自己创作冲动的跳板”。

她有多忠实于原著，或者说她的创造性如何?埃琳娜·费兰特：我通常避免根据电影对书的忠实度来称赞它。

一部好的小说是难以捉摸的，作为电影制作人，你不可能真正拥有它，你只是对它有了一个想法，然后你把这个想法付诸实践。

当然，这丝毫不能证明那些电影制作者是对的——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把一本书想拍成什么样就拍成什么样。

草率地低估小说的策略往往会导致混乱，结果是灾难性的，特别是在叙事方面。

那么，怎么样才称得上是一部根据好书改编的好电影？

它捕捉到了写作的每一个冲动，并找到了方法将其转化为影像。

这种努力需要的不是忠实，而是创造，而且往往是背叛。

我们的目标是抓住这本书的核心，或者至少是编剧和导演对它形成的想法。

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最不忠实的电影可能会神秘地接近原著。

吉伦哈尔就是这样。

她的电影看起来非常接近小说，正是因为它对背叛忠贞不渝：这是最有成效、最令人惊叹、最难以做到的一种忠诚，在生活中也是如此。

你最喜欢这部电影的哪一点？

在这个你自己的故事中，有没有什么地方给你不一样的印象?埃琳娜·费兰特：说实话，我喜欢整部电影。

吉伦哈尔拍出了真正的电影：她相信影像；没有画外音来帮助故事发展；对话是暗示性的；手势饱含感情，即使只是暗示；过去在此刻的闪现是令人信服的；一些小事件自然而然地引发了一种越来越紧张的氛围。

而且，她能将书中意象转化为有着自己风格的影像，这一点非常奇妙：闪烁的灯塔光束、一碗美丽却已经腐烂的水果、枕头上的蝉、削成蛇形的橙子皮、藏在洋娃娃肚子里的虫子，等等。

人物的每一个动作都是模棱两可的，揭开又藏起来，藏起来又揭开。

因此故事流畅，却又沉入其黑暗面，在内部挖掘。

是的，这是项了不起的工作。

片中有一个时刻——确切地说，有两个时刻——在我看来有一种罕见的强度。

在第一个时刻，年轻的勒达——杰西·巴克利饰演，我们不应该错过她的表情——向她困惑、惊慌的情人承认，她和女儿们的电话让她厌烦，也让她们厌烦。

第二个时刻，也是最可怕的时刻，由无与伦比的奥利维娅·科尔曼扮演的勒达，控制不住地哭泣着承认，当她离开孩子们时，她真的感觉很好。

这是这本书的核心，在银幕上，它以一种令人痛苦的力量冲击着我。

你说过这部小说比你的其他小说更冒险——你是在“没有救生衣的情况下冒险进入危险的水域”。

为什么这么说？

你重读过它吗?埃琳娜·费兰特：没有，自2006年这本书在意大利出版后，我就没有重读过它。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初稿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末。

但从2003年开始，我重写了很多次，我似乎不知道如何结束它。

长久以来，我一直觉得有必要讲述一个女人如何在巨大的痛苦中放弃自己的孩子，感到的不是内疚，却是轻松、全然的快乐。

我想描述那种喜悦感并没有消失，即使这个女人回到家，被她自己的矛盾打败，并在母职和工作之间寻求艰难的平衡。

但荒谬的是，作为叙述者，我自己却感到内疚。

我很不安，因为我在钻研那些素材，但我越想停下来，就越高兴地继续钻研下去。

这本书是以意大利南部为背景，而电影是在希腊拍摄的，由美国人执导，英国人主演，还有一个国际演员阵容。

你觉得改编过程中有什么得失吗?埃琳娜·费兰特：我刚提到的背叛就包括这些以及其他一些方面。

有些对我这个作者来说是痛苦的，它们可能导致叙述机制的严重简化，更糟糕的是，导致角色缺乏可信性，但这并没有发生。

在我看来，这部电影有一种力量，与地点变化以及“意大利风情”和“南方风情”的丧失截然不同。

你怎么看待奥利维娅·科尔曼对勒达·卡鲁索的诠释?埃琳娜·费兰特：你知道，当你写作的时候，人物的身体特征是确定的，但又是可变的。

词语可以界定某个东西，但也会使之模糊不清，这就是每个读者都把这本书当成自己的私人书籍的原因之一，甚至作者心中也有一个与出版版本仅有少部分重合的文本。

一旦把它拍成电影，事情就明显变得复杂起来。

电影是用身体制作的，而这些身体的特征不可避免地被明确界定。

另一方面，写作和阅读则跳过一些内容，明确另一些内容，并为不确定的内容留出广阔的空间。

吉伦哈尔打算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得承认，我当时想的是：她本人演勒达会非常合适。

后来我得知饰演勒达的是我非常喜爱的奥利维亚·科尔曼，我高兴极了，于是我逐渐摆脱了对吉伦哈尔版勒达的想像，谨慎地靠近科尔曼版勒达。

我时不时把它当做一项试验，等待电影的上映。

今天我可以完全自信地说，科尔曼是这个用影像讲述的故事的真正力量。

如果说闪回部分是如此自然地流动，这不仅因为巴克利很出色，也因为科尔曼赋予了勒达复杂的内心世界，没有任何想法、感觉或记忆不会在她的脸上、在她的眼睛里、在她的手势上闪烁，哪怕只有一瞬间。

是的，她是一个非凡的勒达。

还有没有其他表演让你印象深刻，或者让你感到惊讶的？

埃琳娜·费兰特：杰西·巴克利，她和科尔曼融为一体，跟两个孩子一起度过了难忘的时刻——更不用说非常艰难的时刻了。

但说真的，我对他们所有人都很满意。

达科塔·约翰逊和奥利维娅·科尔曼在勒达给尼娜别针的那场戏中尤其感人。

你有没有和别人一起在电影院观看过你的作品？

你有没有过冲动，想要公开说：“那是我的作品！

”就像你的某个角色可能会违背他们更好的判断那样?埃琳娜·费兰特：这种经历反复出现过。

第一次发生在25年前，当时我看了马里奥·马托内（Mario Martone）根据我的小说《讨厌的爱》改编的电影。

看到它极其感人——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电影界——我非常高兴，并为这个成果感到骄傲。

我喜欢这点，即这部电影源于我的作品，我经常向朋友和家人夸耀它。

但仅此而已。

《讨厌的爱》海报电影《暗处的女儿》与小说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在闪回中勒达的母亲缺席了，艰难的母女关系也没有出现。

你觉得遗憾吗?埃琳娜·费兰特：在吉伦哈尔选择的含蓄节制风格中，对母亲有短暂提及，还有母亲送给勒达的洋娃娃，在我看来已经足够了。

然而，我的确为这些缺失感到遗憾：勒达两次怀孕的差别，一次容易，一次困难；重点是与孩子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还有那个尽一切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完美妈妈的家族友人，羞辱了勒达；以及我故事结尾那句简短的话：“我死了，但我很好。

”不过，这部电影已经时长两个小时了，而且它本身就很好。

母性的黑暗、暴力背景仍然有力地浮现出现。

这个故事围绕一个失踪的洋娃娃展开，这也是“那不勒斯四部曲”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这个意象是从哪里来的?埃琳娜·费兰特：我想我玩娃娃玩得太久了。

甚至到了13岁左右，我还总是觉得它们是有生命的，很难与它们分开。

它们的象征意义是复杂的，可能在我写作时也在起作用，我不知道。

但在我的故事里，娃娃确实是我小时候的样子：不是玩具，而是我的女儿、我的朋友、我的敌人，有时是我的母亲，全都沦落到服从我的地步。

Netflix也在改编你的最新小说《成年人的谎言生活》（The Lying Life of Adults），将在那不勒斯拍成八集连续剧。

你会参与吗？

埃琳娜·费兰特：我的角色是阅读剧本，如果我觉得有必要的话，就会介入。

对几乎所有由我的书改编的电影作品，我都是这样做的，这是很费心费力的。

有时我对别人的作品很满意，有时我想自己从头写到尾，再重写。

但是，我想强调一点，我并不看守我的小说，我自己也经常提出书中没有的场景。

事实上，我希望有更多的创造。

我不能接受的是，在没有充分的、令人信服的理由的情况下，我的文本被颠倒过来，因此我坚持自己的想法，但主要是因为我担心影视化的版本能否取得成功。

总的来说，我的建议是一丝不苟、非常坦率的，这与其说是由于我的性格，不如说是由于我缺乏安全感。

参与剧本不是我的工作，我同意做这个是因为我很好奇，也因为我一直对电影充满热情。

我很快就意识到，也许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把你的期望建立在剧本上是有风险的，你必须等着看电影。

看初次剪辑版的那一刻是我最害怕的，是我最沮丧的时候，也是我最兴奋的时候。

但我想说的是，即使我在合作剧本时是个大麻烦，如果有什么东西能让我这个观众着迷，我就会被迷住，我对缺点是宽容的。

迄今为止，与我合作过的导演都知道这一点：马里奥·马托内、萨维里奥·科斯坦佐、爱丽丝·洛瓦赫、丹尼尔·卢切蒂。

我最喜爱的时刻——可惜很少——是电影将书籍从我心中抹去的时刻，那一刻我成为了观众，被银幕上的画面所吸引，爱上了电影，就像我一生中所不断经历的那样。

本文译自《新政治家》的文章“True cinema trusts in images: Elena Ferrante on Maggie Gyllenhaal’s The Lost Daughter"，发表于公众号“界面文化”。

原文链接：https://www.newstatesman.com/culture/books/2021/12/true-cinema-trusts-in-images-elena-ferrante-on-maggie-gyllenhaals-the-lost-daughter

近期看过最窒息的电影。

孩子如同恶魔一样吞噬、占有、破坏着母亲的一切，站在无法被丢弃的可能上恣意妄为。

没有带着审视批判的想法去看Leda拿走娃娃，就像处于彻底崩溃状态的Nina没能注意到的那句“永远不会好的”；也没有指责父亲的缺席，简直要习惯这些失踪，尤其其家族的人都带了一些不好惹的感觉（不论这部分的强调是客观还是leda从现实的延伸主观臆测），暴躁的情绪和骂人的话对身边的人更不会少，那些让Nina游走在悬崖边缘的帮凶。

娃娃被Leda翻来覆去，被涂画（如同Leda曾经的娃娃被她的女儿如此折腾）被隐藏又被擦净归还；开头与结尾和女儿的两通电话并没有明显的情绪区别，她始终在隐藏自己的情绪，只有这个被拿走的娃娃承受着——她品尝破坏的快感与痛感，又在阳光下感受Nina的崩溃，如同照镜子一般看着年轻的自己，被挤压被侵占，于是depressive于是偷情，逃离责任逃离家庭，在新的肉欲与爱欲、背叛与重构间再次膨胀起自己的灵魂。

Leda与Nina，现在的Leda（未来的Nina）与现在的Nina（过去的Leda）如同母女版的岁数差，可现在的Nina无法共情Leda，也无法预料未来的自己，于是将被赠予的温柔善意刺向成熟的腹部（细节是腹部，一方面二人处于坐姿，这是最顺手也最隐蔽的位置；二是崩溃的根源“子宫”所在。

或许是过度解读了）。

处于暗处的是母亲，道德、情绪、规范习惯的暗处——坠入黑暗的边缘，但片名却是lost daughter，身份的交错，是因为暗处的devil是女儿，或是如同宿命一般重演曾经的加害者亦是/也将成为受害者，还是女儿是处于暗处的人安全的避风的渴望的身份和位置？

还有几个小时，2022年奥斯卡就要拉开帷幕了，玛吉·吉伦哈尔导演的长片处女作《暗处的女儿》在拿下包括威尼斯、金球等多项提名及荣誉后，又获得奥斯卡三项提名：最佳改编剧本（玛吉）、最佳女主角（奥利维娅·科尔曼）、最佳女配角（杰西·巴克利）。

首次执导就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说不定以后大家提起吉伦哈尔，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脸庞是玛吉而不是杰克了。

《暗处的女儿》讲述了大学教授Leda（奥利维娅·科尔曼饰）在海边度假，目睹一个年轻母亲（达科塔·约翰逊）带着女儿和一家人度假的情景，使她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候被家庭所累离开两个女儿的往事....奥利维娅·科尔曼将一个母亲的愧疚、矛盾与不安演绎地丝丝入扣，当Nina问起她女儿小时候是什么样子时，Leda竟想不起来，“没有一个母亲不会记得自己的小孩。

”面对他人的道德指责，Leda只能选择逃避。

这种荒诞感让我想起《局外人》，儿子因记不得母亲去世的时间等“荒诞”行为被判有罪，成为了与格格不入的“局外人”。

影片里Leda抛下女儿追求精神和肉体的自由，她的举动有悖于当下世俗道德标准，因此同样被人所不解，她自己也因缺席女儿的童年时光而难以释怀。

虽然现在男女平等的呼声很大，但是女性因拥有生育能力，从古至今在家庭生活中都被认为应当承担更多抚养责任，人们对一个离家出走的母亲的谴责比父亲要多，单亲父亲也比单亲母亲更让人同情。

娜拉的出走之所以被人赞美是因为她有一个不幸的家庭，而Leda的出走则完全从自身角度出发，她是为了专心做学术，为了追求爱情而离开。

就算后来Leda取得了再高的成就，她也很难接纳那个最真实的自己。

说完了离家出走的母亲，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个离家出走的父亲。

这部小说很短，我用午休时间翻完的。

故事发生在一个炎热的夏季，一对老年夫妻度假回到家，发现家里被翻了个底朝天，丈夫私藏的情人照片也不翼而飞，到底是谁干的？

这个家庭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小说一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书信体，写信时间为多年前，妻子控诉了离家出走的无情丈夫；第二部分是丈夫的自白，叙述顺序为正述+回忆，丈夫讲述了他和妻子的晚年生活，以及年轻时候的出轨原因；第三部分则从女儿角度阐述，时间线回到现在进行时，揭秘了原来家里没有遭遇抢劫，这一切都是儿女为报复貌合神离、相互欺瞒的父母的“恶作剧”。

小说的结构很精巧，画面感十足，读者们就像法庭上的八卦记者一样先把话筒交给原告，再听被告怎么为自己辨护，最后两个证人意外出场，讲述了这场案件对他们造成的伤害。

精彩的结尾让这篇小说变得不落俗套。

我看书看电影一般不做计划，全屏直觉，读完《鞋带》这本小说的之后一天突然很想看文艺点的电影，就看了《暗处的女儿》，观影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两个故事的内核惊人的相似！

一个讲述离开的父亲一个讲述离开的母亲，且故事都发生在那不勒斯，《鞋带》这部小说里用“系鞋带”这个意向象征父亲与儿女的羁绊，《暗处的女儿》则用削橘子皮来代表母亲对女儿的爱。

电影里的众多闪回镜头和小说结构很相似，对女性的心理刻画也和小说一样细腻。

于是，我查了一下《暗处的女儿》的主创信息，才发现编剧之一是埃莱娜·费兰特，她就是写了著名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神秘作家，至今身份都是谜，有学者认为她是安妮塔·拉哈，也有最新研究认为很可能就是多梅尼科·斯塔尔诺内！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一下最新的研究报告《埃莱娜·费兰特是谁？

这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文学谜面》）。

在这之前我完全想象不到随手看的小说和电影竟然能产生这种联系，这种发现真让人愉快！

文/Matchbox在我看来，Maggie Gyllenhaal女士的这部导演处女作真是厉害：海边度假经历全程暗流涌动，主人公孤立无援的境地让人感觉如芒刺背；出色的剪辑让情节在现实与回忆之间自如游走。

影片最后，伴着Leda在海边醒来剥橙子的“超现实”一幕，摄人心魄的主题曲奏响，瞬间绝妙至极。

小说与电影第一时间找了原著读完，薄薄的140页的英文版，电影的改编还原度很高，呈现了原著百分之八十的内容，很多对白也直接沿用了小说。

不过在小说中，主人公Leda跟作者费兰特一样是意大利人（英文教授，会说多种语言），在佛罗伦萨生活，18岁时离开故乡那不勒斯，故事的发生地点则是意大利而非希腊。

小说以第一人称展开，花了较大篇幅在Leda的回忆上，这也是跟电影的主要差异。

除了占据高光部分的育儿和自我之争以外，对两个女儿成年后的母女关系叙述也有相当着墨，而这部分在电影中却一笔带过，印象中仅仅体现为Leda对海滩服务员Will讲起大女儿Bianca继承了自己的丰满，而小女儿Marta则不满于自己扁平的身材。

（由此谈到自己年轻时也自认没能继承母亲的优点，并比喻为母亲在生产时把女儿像不可口的餐盘那样推开，也是取自小说。

小说很早就说明了，因为两个女儿去加拿大与父亲生活，中年Leda这才“恢复”自由身，来到海边度假备课。

后来在商店给娃娃买衣服时，Leda偶遇Nina和孕妇Rosaria，（即电影中的家庭成员Callie，小说中Nina的大姑子）被问起女儿情况时，她直言不讳自己在她们年幼时一度离开了三年。

（Leda这般坦诚的原因是想给与自己心存芥蒂的Rosaria来个下马威，但事后又惊讶于自己如此草率对待隐私的做法。

）而在电影中，Leda在面对女儿们的问题时马上语塞，表现失态（后来在集市Nina追问之下才道出实情），给观众一种“必有蹊跷”的感觉，以至于观影过程中始终被Leda母女关系的不详假定所笼罩。

其实小说中，母女关系早已修复，（当然电影通过最后一幕母女通话也给出了这个结论）女儿们表示对母亲曾经离开一事毫无印象，而Leda曾给两个孩子分别写信吐露当年心声，也没有得到预期的质问甚至回应。

由此产生的电影与小说的最大差异在于：电影制造了一种悬疑感，抽丝剥茧，通过穿插的回忆一步步展现年轻Leda如何在育儿琐事中不堪重负，最终选择离开家庭。

而小说更像是中年Leda对自己内心的一次解构，站在事过境迁的角度，将当年自己的选择和心境娓娓道来。

作为母亲，身为女人电影还原了小说最后Leda将娃娃还给Nina，对方却用发针刺伤其腹部，夺门而出的这个颇具黑色幽默的意外结局。

面对Nina诧异甚至有些惊恐的目光，Leda解释说：“I'm an unnatural mother.”小说中，在度假屋摆弄娃娃的Leda暗自想道：A mother is a daughter who plays. 年轻Leda作为母亲的缺陷，除了为追求自我一度背离家庭，还有性格上的自私和专断，电影受限于篇幅没有呈现：年轻Leda的生活中曾出现丈夫的友人及其妻Lucilla，后者与Leda的女儿们十分亲近，除了这一点让她感到嫉妒以外，Lucilla模仿孩子奶声奶气的育儿方式也让她颇为不快，以至于在对方因被孩子冷落而失意时暗自高兴。

无力独自照顾家庭的丈夫将女儿们交付给那不勒斯的外祖母抚养，Leda因及其反感少时逃离的家庭环境，对母亲非但不领情，还横加指责，母女翻脸后不久母亲便离开了人世。

对于这段往事，中年Leda回忆道：“当时我希望女儿们只依赖我一个人”。

兰特这部作品英文版的封面取了《纽约客》的书评：“一本有关母性矛盾的诚实到近乎残酷的小说”。

在原著接近尾声处，Leda与Nina在集市的对话将这一点呈现得淋漓尽致，前者向后者袒露了自己当初选择离开和回归的原因：离开，是因为当时的她认为“对女儿们的爱会让我无法做我自己”，而回归，还是出于“以我为中心”：因为“没有女儿们在身边，更让我感到一事无成、空虚无望”。

小说中，Leda在海边接受了蛮横的那不勒斯家庭（通过海滩服务员传达）的求助，作为翻译要求一对荷兰游客让出沙滩椅，协商成功后“表面平静、内心慌乱地”回到原处，随后在对方要求自己也让出座位时，却面带敌意地断然拒绝。

（与小说不同的是，电影中的让座事件跳过了Leda充当中间人的部分。

）电影没有展现这场纠纷中主人公焦躁不安的内心独白，却用影院遭遇骚乱那场戏中人物几近崩溃的激烈反应放大了其“危险”处境。

（与之相比，小说中这段情节基本只是一笔带过。

）Olivia Coleman的表演是大师级的。

在中年Leda与Nina一家人的“对抗”中，她用身体姿态和细致入微的表情，诠释了人物的克制、防备、敏感和恐惧。

关于原著和改编之间的差异还有一点比较有趣：电影放大了年轻Leda的肉欲，（小说几乎没有对性事的正面描写，学术会议期间跟Hardy教授的出轨也只是一笔带过。

）却隐去了原著里中年Leda（表面及内心）风韵犹存的一面：面对度假屋管理员Giovanni（电影里是美国人Lyle）的频频示好，Leda将自己视为对方向朋友炫耀的“猎物”。

与年轻的海滩服务员晚餐间歇，主人公更是感慨起曾经自己是怎么注意到两个女儿接替自己成为男性目光所及，以及刻意在女儿的男友们面前精心打扮、乃至展露风情的经历。

平行母亲，和偷娃娃的人回到故事开始，触发Leda回忆和自省的，是视线中Nina的出现：这位年轻的母亲在那个大家庭中仿佛局外人，母女俩的形影不离让她目不转睛，而小女孩Elena走失的惊魂一刻则让其回忆起年轻时的相似经历。

在Nina于集市主动联系并攀谈之前，Leda始终在暗中观察对方的一举一动，好奇渐渐变为共情。

与多年前来自留宿家中（抛下丈夫和男友环游世界）的背包客的自由感召相呼应的，是主人公通过为Nina提供度假屋钥匙而默许后者追求自我。

在思索是否用行动支持Nina私通而展开的心理博弈中，她视自己为后者眼中的“过来人”和“叛逆者”，同时无奈地意识到后者必定会面临比当年的自己更加艰难的处境。

小说和电影中，Leda在度假屋“看护”自己偷走的玩具娃娃几乎贯穿了整个故事。

原著中的Leda记不起拿走玩具时的情景，虽然自觉这一行为好笑、也毫无意义，但又认为自己当时应该是出于同情，“拯救”了被小女孩遗弃在沙滩上的娃娃。

关于Leda拿走娃娃的动机，两段情节的描写能够给出一定解释。

首先是电影没有还原的一段内容：在Leda开始关注Nina母女的初期，她曾观察两人玩耍时一起给娃娃配音，母亲假装成小孩，小女孩模仿大人说话，她对此十分反感，不知为何极度烦躁，几乎想要干涉制止。

在Elena失踪当天，她肆无忌惮地亲吻娃娃的动作也曾引起Leda的注意。

（电影中也有描写）电影最后，Leda试图归还娃娃时，似乎有所顿悟的Nina问道：“Do you think it's not good for us?”（原著两人的对话中并没有这句。

）

Elena的玩具也让Leda想到了自己儿时曾经拥有一个娃娃，回忆中，年轻Leda把这个珍藏多年的玩具拿出来给女儿Bianca玩，后来发现娃娃被圆珠笔糟蹋地面目全非，对女儿呵斥一通后在失控中把“无药可救”的娃娃从阳台抛了出去。

一边是那不勒斯一家人为了失踪的娃娃劳师动众，一边是中年女子藏起娃娃“悉心呵护”（给娃娃买衣服、想方设法排出娃娃体内的液体，甚至抱着娃娃睡觉），最终说出真相后却遭受冲动的报复，在这段近乎荒谬的奇事中，偷娃娃的人被赋予了自作主张的矫正者和恋旧的恶作剧者的双重身份。

在看原著和电影时，我一直在想的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Leda拿走了娃娃。

在书中，有一处电影没有的展现的Leda的心理描写，发生于这一行为之前。

“Or the voices, yes, especially the voices that mother and daughter attributed to the doll. Now they gave her words in turn, now together, superimposing the adult’s fake-child voice and the child’s fake-adult voice…But no, I felt an unease as if faced with a thing done badly, as if a part of me were insisting, absurdly, that they should make up their minds, give the doll a stable, constant voice, either that of the mother or that of the daughter, and stop pretending that they were the same.”吸引Leda目光的母(Nina)女(Elena)对着娃娃说话，母亲的孩童声音和孩子的成人化声音都被附加于娃娃身上，这种不和谐使得Leda不安，她认为并在心里坚持娃娃应当拥有一种同一的声音。

为什么娃娃拥有同一的声音如此重要，以及娃娃是什么？

在海滩上，大的威胁来自于电影中得到强化的男性帮派的粗俗，暴力，和凝视。

而直击内心的是这种暴力也复制于母女关系中。

混杂的、互相模仿的女性声音失去了边界，女孩将成长为没有出路的年轻母亲，一具性凝视下的身体，而年轻的母亲孩童般的声线则显示其当下险恶处境及早熟的母职扮演之荒谬。

她们在男性掌控的粗俗世界中的关系是权力的争夺关系，一种病态的相互折磨。

强加于娃娃的声线是将这种母女关系具象化。

借由这一纽带，Leda不仅回忆起自己与女儿的关系，而且因这一不和谐的破绽重温了对于划分明晰的母女权力级别及身份的维持的失败。

她所想要维持的有文化，有身份，有学识，从容镇定，独立的姿态，以及女儿成人离家后因获单身自由而重具有性吸引力的身体，都在这一不和谐破绽下被瓦解。

女儿不会成长为成熟独立的女性，母亲也不会得到解放和出路，一切并不是随着岁月向前而正向前进式地发展。

正如书中Leda的顿悟，“ a mother is only a daughter who plays.” 她以为已放下或逃离的处境重新回归。

一具身体可以拥有两种声音，正如作为女儿，自我，和母亲的界限并不明晰。

Leda又一次不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女人，而是某种母职功能存在。

这种功能的失败蔓延至定义其整体。

一切社会阶层攀爬的努力和文明的表象不堪一击，从稍稍破绽就可瞥见一切仍是由暴力和无理性笼罩的深渊。

Leda的边界感受到了威胁，与远远逃离的低阶层家庭背景和残酷世界中失势状态的曾经溶解在一起。

拿走娃娃的缘由因此是多层次的。

首先，这是她针对男性恶意所带来边界感消失的反击。

Leda本是来到海滩悠闲度假。

Nina和Elena所属的男性主导的大家庭却粗鲁地侵入了静谧的海滩。

在书中，他们操持的地方口音刺激着Leda的神经，使她联想到那不勒斯郊区的暴力和粗鄙，以及其与母亲失败的关系，这是她毕生致力于逃离和划清界限的地带。

电影中，英文的共同操持使得方言的象征削弱，但仍有痕迹，而这种粗鄙的暴力更多由行为展现。

初始，男人们开着快艇，快艇锋利地划破平静的水面和其象征的平静。

渐进，群体中的女人和孩童在男人对所有物的宽容和’庇护’下对其他人进行指使和羞辱，这种矛盾在电影院中上升到顶峰，Leda的反击呈现十足无助。

拿走娃娃，是剥夺这一群体所庇护的脆弱所有物之最脆弱成员，造成的动荡遍及整个群体，是一种复仇。

其次，拿走娃娃也是一种惩罚和重赋权。

惩罚女儿，也惩罚曾作为年轻母亲的自己。

在Leda的回忆中，孩子并不是纯洁的，而是近乎于邪恶的存在。

会毁坏其Leda幼年珍视的娃娃，对无辜的身体进行摧残和标记，会怀着纯粹又无辜的恶意打她，会拖累她的学术生涯，使她失去自我，失去身体的魅力，使她再次陷入无法挣脱出身之困境的热潮。

在海滩上她被年轻的母亲Nina吸引，是在其身上看到自己年轻时无助的身影。

在其凝视下，这具身体极富魅力。

电影中，在Leda与其的短暂社交中，这具身体拥有着强烈的同性吸引力。

然而这具身体的行动随时由其女儿的需求所定义，又被其所处的男性大家长家庭所限制，呈现无助之姿。

沙滩是其失败展演和发挥魅力的有限舞台。

另一方面，Nina与Leda的女儿年纪相仿，她透过其姿态也对叛逆敌对女儿作关联。

因此，可以说Leda从沙滩的母女看到了女儿的幼年和成年两个阶段，而不仅仅是将母亲看作母亲这一身份。

Nina占据女儿与母亲的双重身份，如同娃娃（Nani与Nina的字母位移和对照）。

拿走娃娃，是重访Leda与女儿的旧时关系，并重新通过剥夺玩具的形式幻想这一关系之主导。

这种破坏性的重赋权也曾以Leda出轨的形式实现过。

在与有学术声誉和地位的教授Hardy的外遇中，与其说是重拾激情和爱的能力，不如说是透过上位者的凝视和这一关系产生汲取上其权力的假象。

获得上位者的认可和爱，进入学术界，远离家庭，远离母职，树立自我的身份和边界成为可能，但这是困难且煎熬的，甚至羞耻的。

现在，只需拿走绑定年轻母女的娃娃并带入年轻母亲身份就可以实现母女关系中的赋权。

女儿的精神支柱被抽离，只得陷入无助与无理性，而年轻母亲虽然心焦于娃娃踪迹不明，却不再需要陪女儿过家家，因为道具之不可寻。

因此年轻母亲拥有了更多精力抒发自我之苦恼，散发年轻的魅力,并建立新的社会关系，与Leda交谈，与Will（文中的Gino)调情。

但同时，Leda曾离开女儿对她来说是煎熬和自责的。

影片中，透过她对Nina的凝视，可见后者之不成熟。

语言粗俗，竖中指，对女儿忍无可忍的脏话，对婚姻关系的背离，浓妆严密，衣着暴露。

拿走娃娃使得Elena高烧不退，Nina的生活更为焦头烂额。

Leda借此对Nina母职的过失进行惩罚，但同时也是对其自身在与女儿关系中的不称职进行惩罚。

再者，借由对于他人关系的操纵，使得Leda获得了一种去性别的赋权。

她旁观一切，却掌握了事件的核心，这种感受是平常生活中需掩饰和不可得的。

最后，拿走娃娃是解放。

在电影和书中都有一场景，及Leda在偷走的娃娃口中先是发现了脏水，而后又在清洗过程中发现了蠕虫。

天真无辜的娃娃口中爬出蠕虫，如同片中和书中Leda屋内的一盘被赠送的美丽如静物画的水果，表面魅力无暇，内在已经腐烂。

这可看作平淡体面生活充满肮脏和危机背面的隐喻，也可看作一个体面个体不为人知的黑暗秘密。

但蠕虫又不止于此。

蠕虫是一具女性身体的产物，如同婴儿寄生于母体。

Nina和Elena在沙滩上将娃娃作为共同的孩子抚养。

而被赋予性别的娃娃则继承了这一性别和母职，在原书21章Leda与Nina的对话中可知，Elena决定让娃娃同其姑姑Rosaria一样怀孕。

蠕虫则是娃娃孕育的孩子。

被寄生与可惧的寄生正是母体与孩子的关系。

这种敌对及黑暗的关系很多时候成为母女关系的主导，打破理所应当的爱的滤镜。

拿走象征有孕育能力的母体的娃娃并帮助其清楚腹内脏水及蠕虫，也是对Nina和Leda自身从母女关系和母职中进行解放。

在书中，清除蠕虫的篇幅（22章）为：“ I should have noticed right away, as a girl, this soft reddish engorgement that I’m now squeezing with the metal of the tweezers. Accept it for what it is. Poor creature with nothing human about her. Here’s the baby that Lenuccia stuck in the stomach of her doll to play at making it pregnant like Aunt Rosaria’s. I extracted it carefully. It was a worm from the beach, I don’t know what the scientific name is: the ones amateur fishermen find at twilight, digging in the wet sand, as my older cousins did four decades ago, on the beaches between Garigliano and Gaeta. I looked at them then spellbound by my revulsion. They picked up the worms with their fingers and stuck them on the hooks as bait; when the fish bit, the boys freed them from the iron with an expert gesture and tossed them over their shoulders, leaving them to their death agonies on the dry sand.I held Nani’s pliant lips open with my thumb while I operated carefully with the tweezers. I have a horror of crawling things, but for that clot of humors I felt a naked pity.”由此可见，Leda想到童年时期男孩子们用类似的蠕虫作饵钓鱼，并在此刻摒除对爬行软体动物的恐惧而对其产生了一种纯粹的同情。

被用作饵的蠕虫此刻使得Lena想到了母亲这一身份下的她和Nina。

她们都在男权社会和家庭中作为一种功能而非独立个体而存在（这书中17章，Leda提到这点“How foolish to think you can tell your children about yourself before they’re at least fifty. To ask to be seen by them as a person and not as a function. To say: I am your history, you begin from me, listen to me, it could be useful to you”）。

拿掉蠕虫，解救的不仅是娃娃，也是蠕虫本身，是解除相互纠缠的关系。

娃娃主导了Leda海滩上诸多事件的推进和发生，也主导了其情绪的变化。

在小说最后，Leda向认为能同她产生共鸣的Nina坦白是自己拿走娃娃并被刺伤并踏上归途，也意味着她的痛苦虽说并不是女性和母亲独特的体验，但仍然得不到包括其他女性在内的人的理解。

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中，她仍需独自面对自我的羞耻和苦难。

她逃离被暴力和粗鄙充斥的海滩，如同逃离一个微缩的糟糕世界。

我看到了一个蹩脚的人的生活，虽然蹩脚，但她的生活确遵从内心。

生活就是一团糟，活着就像是在乱成一锅粥的生活里找自在。

影片看完，坐在沙发上什么都不想干，只是默默的盯着电视，心里只有茫然。

不知道是自己没看懂这部电影，还是这部电影就是在讲这种混沌的生活。

影片讲述的两对母女的生活，在现实和回忆中切换，一边是海边的母亲挣扎在自己和孩子之间，另一边是回忆中的自己和女儿相处的时光。

两个母亲都在挣扎，都感受到抑郁，都想逃离。

在这种生活中艰辛地活着，不是易事。

疲惫感和无力感是我看完影片的感受。

所以到底要怎样生活呢。

//太不敏感了，这部电影讲的是女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