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秘搜查

莱达告诉妮娜：“我太爱她们了，在我看来，这种对她们的爱阻止了我成为我自己。

”导演拍的很细腻，很多点都挺妙的（海边 夫妻间的争吵 丢失的小女孩 偷情的母亲 小女孩的娃娃 橘子），矛盾又和谐。

我觉得最后她在海边和女儿打电话、削橘子的场面是她所期待，但无法实现的，因为她已经死掉了。

《暗处的女儿》居然和《我的天才女友》的作者是同一个埃琳娜·费兰特，挺意外又挺合理的，很细致。

有网友戏称这是一部恐婚恐育的电影，而我觉得这是摆在面前的现实。

女性的弱势，不仅来自于身体，还有社会的约束。

小孩很可爱，但也很闹腾，当你分身乏术长时间走不出来的时候，那根弦就很容易崩断。

当女性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走向事业而抛弃孩子时，她自己是有愧疚 亏欠和过不去的。

可男性没有这种烦恼，因为女性会去照顾孩子。

虽然不可否认的是男性在拼事业的时候也很心力交瘁，但大多数人并没有达到那种程度的责任感。

而女性变成母亲之后会有一种很强烈的道德束缚感，养育孩子似乎是女性必须做的事情，不过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拥有选择的权利，女性可以选择事业或居家，男性可以选择居家或事业等等。

Q：很多时候，人们很难喜欢莱达。

你想让观众喜欢她还是仅仅理解她？

玛吉·吉伦哈尔：我希望你能有各种感觉。

我希望你有时喜欢她，有时不喜欢她，有时理解她，有时忍无可忍。

观众面临的挑战是：你能勇敢地承认你和她的联系吗？

有时候她很残忍，即使是在很小的方面。

但在她之后会感到抱歉，即使她没说出来。

如果我们诚实的话，我们的某些部分有时是残酷的，当你对某人怒吼时，你会有一秒钟表现得像个混蛋。

也许你羞于承认这一点。

看到别人因为自己曾经的残忍行为而感到尴尬、抱歉或羞愧，这是人之常情。

——百度

在刚刚过去的第78届威尼斯电影节上，主竞赛单元就有三部与“母亲”有关的电影：佩德罗·阿莫多瓦（Pedro Almodóvar）的《平行母亲》（Madres paralelas），把抱错孩子又相恋这样一个听起来有点狗血的故事融入到生命的传承和历史伤痛中；奥黛丽·迪万（Audrey Diwan）的《正发生》（L'Événement）带着强烈的痛感展示了一个60年代的残酷堕胎故事，最终斩获金狮奖；相比之下，玛吉·吉伦哈尔（Maggie Gyllenhaal）的《失去的女儿》（The Lost Daughter）则显得有点普通，影片讲述了一个非典型妈妈的故事，曾经她和丈夫离婚，三年不见女儿，如今功成名就，也孑然一身。

一直以来，影像中的母亲都被看作是社会征候的显影，因此最被关注的也是其作为社会形象的价值和意义。

但即使只作为符号，“母亲”也不该像唐三藏一样被圈禁在指定范围里。

成为母亲，首先意味着具体的身份冲突，同时，母亲将要遭遇的困境也隐含了结构性的社会观念冲突。

因此，矛盾冲突而不是整合统一，或许才是理解母亲的关键。

这也是近年来母亲题材内转的方向：做母亲还是不做母亲，这可以是个问题。

《失去的女儿》改编自埃琳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的同名小说，尽管对熟悉费兰特作品的观众而言，这样的主题并不让人意外，但吉伦哈尔的改编和执导还是让这个故事更有挑战性，也更出彩。

凭借这部相当优秀的作品，吉伦哈尔收获了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剧本奖，第87届纽约影评人协会奖最佳首作奖，并提名第79届金球奖电影类最佳导演。

主演奥利维娅·科尔曼（Olivia Colman）也在《宠儿》（The Favourite）之后再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但对观众来说，观看这样的非典型故事却又是个挑战。

该片的豆瓣评分为7.5（11348人评分），IMDB评分则仅有6.7（52771人评分），更有趣的是烂番茄网（Rotten Tomatoes）的反馈，专业影评人给出的番茄指数高达94%，而观众给出的爆米花指数则只有48%[1]。

也就是说，当我们说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时，主要指的是影评人的标准，对观众而言，这完全不是一部好看的爆米花电影。

在这部影片中，母亲既不是我们熟悉的政治隐喻（伟大的祖国母亲），也不是很好理解的社会身份（为家庭牺牲奉献的母亲），而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症状——作为母亲的莱达竟然完全不像母亲。

一大学教授莱达拖着一大箱子书独自前往海滩度假，不喜交际的她享受着这种离群索居的悠闲生活。

可突然到来的大家族却打破了这种宁静，为了聚会他们打算重新规划海滩。

莱达拒绝配合换位置，与之产生摩擦，同时却又被大家庭里的年轻妈妈吸引，妮娜母女总让她想起过去。

故事到这里再起波折，妮娜的女儿埃琳娜走丢，莱达帮忙找回孩子，却又顺手拿走了她的玩偶，失去玩偶的小女孩日夜哭闹。

莱达明知妮娜一家被丢失的玩偶搞得焦头烂额，却始终没有归还。

当她终于把修整之后焕然一新的玩偶还给妮娜时，妮娜怒不可遏，用莱达送的帽针捅了她。

莱达连夜驾车离开，影片的结尾又回到了片头，身着白衣的莱达倒在海滩上。

次日清晨，她醒来，在海边一边削橘子一边给女儿打电话。

似真似幻中，影片结束。

影片中，莱达的举动常常让人感到费解，当这些举动和母亲的身份叠加在一起时，就更显奇怪。

假如换成其他人，把玩偶藏起来不过就是让人讨厌的恶作剧而已，但一个母亲这么做，就让观众觉得难以解释——她为什么这么做，她是不是不正常？

产生这种疑问当然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在此之前，我们所面对的影像中的母亲形象总是处于一种清晰的叙事逻辑中。

弗谢沃罗德·普多夫金（Vsevolod Pudovkin）的《母亲》（1926）改编自高尔基同名小说。

影片塑造了一个经典的母亲形象，她在苦难中从无知走向革命，用爱和信念接过儿子的旗帜。

这种觉醒也成为20世纪女性启蒙的经典模式，在伤痛中成为革命者。

如果说革命的母亲具有时代限定性，那么我们更熟悉的还是传统的地母形象，大地母亲既是最为古老的女性原型形象之一，也是民间观念对母亲角色的全部期待，她要承受一切，包容一切，让自己成为孕育家庭的养分。

国产影视剧中最有观众缘的母亲通常都是这样的形象。

与无限包容相对的，是《告白》（2010）和《金福南杀人事件始末》（2010）中忍无可忍绝地反击的“复仇的母亲”，如果法律不能保护自己和孩子，那就亲自来制定惩罚规则。

当一个母亲决定惩罚凶手，她将比凶手更残酷。

从这个意义上说，“复仇的母亲”是以另一种牺牲表明了残忍与伟大乃是一体两面。

相比之下，近年国产影视剧中的“剥削的母亲”则彻底宣告了母亲形象的坍塌。

如果说电视剧中的妈妈主要是物质剥削——《欢乐颂》（2016）中的樊胜美妈妈，《都挺好》（2019）里的苏明玉妈妈，《安家》（2020）中的房似锦妈妈——让女儿为家庭造血，越优秀越值得压榨；那么电影中的妈妈则更多体现了情感剥削——《柔情史》（2018）、《再见 南屏晚钟》（2019）、《送我上青云》（2019）、《春潮》（2019）等影片中的妈妈——她们不仅不能再给予家庭力量，反而成了情感包袱和控诉对象。

提出两条粗疏的线索并不是为了论证母亲形象如何具体变化——在这里也不去探讨变化背后的征候性，比如残酷母亲的形象目前主要集中在东亚影像中——而是想通过变化来指认形象的结构性：无论如何变化，母亲都始终处于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结构中。

也正是这种结构性，让我们得以准确地理解银幕上的母亲，无论她处在哪一个位面，至少都表明了一点，一个母亲不会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该干什么，而观众也总是通过干了什么来审视她们。

不同的是，莱达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正如费兰特在小说中写到的，“最难谈论的事情是我们自己也无法理解的事情”[2]。

神秘作家费兰特享誉全球的知名度来自于《那不勒斯四部曲》，HBO将其翻拍成了爆红电视剧《我的天才女友》（L'amica geniale）。

与女儿们大受欢迎的成长不同，妈妈们的内心世界却很少被关注，也因此，难以被纳入类型化的影像表达中。

在《失去的女儿》之前，费兰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讨厌的爱》（L'amore molesto）也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

在费兰特的笔下，塑造母女关系的其实不是彼此，而是强大但却隐身的历史和暴力，在失去母亲之后，女儿才终于明白了这一点。

费兰特想要表现的正是这种对母亲的无视，正如她所喜欢的作家艾尔莎·莫兰黛(Elsa Morante)所做的：“没有任何人，包括母亲的裁缝会想到，母亲会有一具女性的身体……（以男性第一人称写作）这种伪装的目的就是通过文学，实现母亲的裁缝无法完成的工作：把母亲的形象（死去的母亲、农奇亚蒂娜、同性恋父亲）从包裹里拯救出来……让母亲本来的身材显露出来，讲述女性体验中没有讲述过的东西”[3]。

把母亲还给自己，这大概是玛吉选择费兰特作品的真正原因。

但电影与小说又截然不同。

小说的第一人称视角能让读者迅速了解人物内心，但对电影而言，除非借助旁白，否则无法直接转译。

电影更常采用的办法是通过叙事突显因果，通过逻辑理解人物。

正因为如此，吉伦哈尔的改编才显得大胆，如果按照时间顺序完整讲述莱达的经历，那么这个人物形象将更清晰，当下的故事或许也会更有张力，但是玛吉没有这么做，她把莱达的故事仅仅限定在海边度假。

两个小时用来讲述一个人的一生或许太短，但用来讲述一种体验却足够长，在理查德·布罗迪看来，正是这种大刀阔斧的削减让《失去的女儿》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元电影”：把女性的生命体验还原到微妙的细节和深刻的经历中。

这恰恰是当下电影所缺乏的。

[4]虽然都改编自费兰特的小说，但《失去的女儿》和忠实原著的《讨厌的爱》完全不同。

这种不同不在于取舍了多少，而是取舍本身就是一种重塑。

因为无法把莱达放入既有的形象谱系中，所以我们反复追问，为什么她要把玩偶藏起来，她到底爱不爱自己的女儿？

顺着这样的疑问，叙事的合理性被放到了第一位：莱达可以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观众却必须知道答案，否则这就是一个失败的故事。

但影片从未解释莱达的行为，这种不解释与其说呼应了费兰特所说的“自己也无法理解”，倒不如说是一种更彻底的回答：把母亲从叙事中拯救出来，面对她的症状。

因此，读解（read）莱达的症状而不是解释（explain）她的行为，就成了观看这部影片的关键。

二要解释莱达的行为，就得把她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再从这个位置出发追问是什么塑造了形象，是什么促使她这样做。

于是，影片中的回忆就成了唯一的线索，我们从中寻找因果关系。

长期以来我们都凭借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解读人物，但这一方式在这里却恰恰构成了障眼法，因为母亲的全部秘密并不在于形象背后有什么，而在于形象本身是什么。

如果说只有当一个母亲服从于母亲叙事，她才能被我们理解，那么莱达真正让我们迷惑的恰恰不是她做了什么，而是她没做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对母亲的解释其实都是误读，因为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背后真正有什么。

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正是为了给母亲带上一张合适的面具，面具能帮我们回避来自母亲的真实面庞——危险的无意识。

钟孟宏的新作《瀑布》（2021）也讲述了一个让人压抑的母亲故事。

正是这样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一旦母亲失去面具，生活将变得如何不可理解，如何恐怖。

疫情之下，女儿和妈妈轮流成为病人，只不过女儿被隔离的是身体，妈妈被隔离的是精神。

自从患上思觉失调症，妈妈就成了家庭的恐怖之源，幻想和现实的界限变得模糊。

“瀑布”既是妈妈思觉失调发作时脑中出现的声音，也象征着母女关系的张力和涌动。

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母女争吵场景里，灯下的女儿和暗处的妈妈形成鲜明对比，一如失衡的母女关系，摘下面具女儿可以释放，妈妈则只能崩溃。

妈妈生病之后，母女关系重新流动，女儿开始成长为“母亲”。

女儿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通过精神病的症状来重新理解妈妈，就像我们也从来没想过，恰恰是变化莫测的无意识而不是精心编码的意识，才是理解母亲的关键。

来自母亲的无意识之所以危险，就在于它的不合情理和不可预测，面对偶然泄露的伪装，斜目而视或许能发现端倪，一旦主动捕捉，反而成了对母亲形象的再次框定。

2021年春节档，贾玲带来了她追忆母亲的导演首作《你好，李焕英》，这个感人的故事最终收获了54亿票房，让贾玲出道即巅峰，成为全球单片票房最高女导演。

在母亲李焕英发生意外的弥留之际，女儿贾晓玲穿越回了母亲的青春时代，她决定帮李焕英改变命运。

几经波折命运依旧，在离开之际她才意识到，不是她在帮助李焕英，而是李焕英一直在成全她的帮助。

对于重视家庭伦理且崇尚地母精神的中国观众而言，李焕英对女儿的爱与包容让人很难不动情。

但问题也正在这里，看起来影片最动人的就是李焕英对贾晓玲知情不报的“再次付出”，但真正的重点却在“知情不报”，对于女儿而言，母亲的付出只能是也必须是无言的。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完全按照女儿的意愿重新讲述的母亲故事，也是一个排除了母亲的母亲故事。

在这里，想象母亲如何伟大透露的恰恰是女儿的无意识，妈妈请你像从前一样，再为我牺牲一次吧。

与李焕英迥然不同的是，在《失去的女儿》中，莱达是一个没有女儿的母亲，女儿只在她的回忆里、描述里和手机里。

有意思的地方正在这里，没有母亲的母亲故事激发了广泛的共情，每个人都可以在影片中找到打动自己的细节，没有女儿的母亲故事却疑点重重，面对莱达这样一个不可靠叙述者，观众更想做的还是破案：面具为什么不见了？

这种对比恰恰说明了母亲的处境，与其说母亲总是处于某种关系中，不如更准确地说，母亲总是对象性的，服从母亲叙事就是成为欲望对象，只有成为欲望对象，才能召唤属于自己的孩子。

如此一来，还有归还母亲主体性的可能性吗？

这或许是吉伦哈尔和莱达共同的疑问。

这也是莱达症状的真正由来，为了拒绝成为欲望对象的母亲，宁愿释放“本它”[5]，让面具背后的另一个我显影。

到这里，我们虽然理解了莱达的不同，但偷拿玩偶的一系列行为仍然有待进一步解读。

影片中给埃琳娜带来陪伴和安全感的玩偶，一旦到了莱达手里，就成了诡异之物（the uncanny）。

无论是从玩偶中爬出的虫子、流出的黑水，还是莱达对待玩偶的方式——她不过是像埃琳娜一样，让玩偶成为了自己的陪伴物——都让人察觉到一种诡异的氛围。

但显然，诡异的并不是玩偶本身。

玩偶之所以能触发诡异，是因为它暴露了莱达的被压抑的爱正在以这种诡异的方式向她回归。

这也是诡异物的真正含义，它原本不过是普通之物，只因为承担了无意识的伪装才压抑变形，显得诡异。

相比藏玩偶，更值得琢磨的是反复藏玩偶，即使被管理员看见了，莱达也没有第一时间归还，归还玩偶的那一刻总是被延迟。

也因此，我们需要为莱达的症状重新正名，她并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是始终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也就是说，掩藏玩偶的强迫性重复（compulsive repetition）才是莱达真正的症状。

通过回忆我们得知，莱达曾经把自己儿时心爱的玩偶作为礼物送给大女儿，但大女儿却因为得不到关注，就把玩偶看作母亲的替身加以报复，用彩笔画得乱七八糟。

暴怒的莱达为了惩罚女儿把玩偶扔出窗外，玩偶碎了一地。

如果把从海滩带回的玩偶看作是被摔碎玩偶的替身，那么清洗的确是一种象征性修复，我们猜测莱达也许希望再次回到那个现场。

但更重要的是，清洗并不是终点，在妮娜一家到处找娃娃，家族众人对她充满敌视的情况下，莱达还是冒险去店里买了物料，给娃娃换上了新的衣服。

焕然一新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把玩偶还给自己，而不是女儿。

只有以莱达为目的，我们才能重新审视带走玩偶的真正意义。

带走玩偶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召回新手妈妈的焦虑，这才是莱达想回到的现场。

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反复回到创伤场景虽然不合情理，但仍然是符合快乐原则的，只不过是另一种变体：通过不断重返，主体把被动创伤变为主动体验，从不可控变为可控，从不愉快变为愉快。

也就是说，莱达想要回到现场的原因，也许和我们预想的正相反，要修复和控制的不是女儿的创伤，而是作为母亲的自己。

失去的女儿到底是谁，是影片留给我们的最后疑问。

很多分析认为这是一个多重关系的指代，在每一对母女关系中都有一个失去的女儿，对茫然的莱达而言，这个女儿其实是她自己。

这么说当然没错，只是或许仍然难以抵达没有面具的真相。

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失去的女儿”并没有任何隐喻，在摔碎玩偶的那一刻莱达和女儿都遭遇了情感危机，那一刻她的确失去了女儿——失去了对女儿的控制，也失去了对女儿的依恋——这让她感到十分遗憾。

但更遗憾的是，她并不后悔。

莱达既没有后悔成为母亲，也没有后悔在那一刻离开女儿，这才是故事的残酷真相。

这也是我没有沿用豆瓣译名《暗处的女儿》的原因，让母亲离开隐喻，或许能看到更多。

莱达和妮娜之间的互相吸引在影片中也耐人寻味，如果我们把莱达对妮娜的关注看作是母亲之爱的移情，那么妮娜对莱达的诉求仍然是欲望对象的投射，因此这种召唤注定失败。

归还玩偶的惨烈场景也向我们说明，摔碎的玩偶已不可能再还给女儿，只能还给自己。

但问题也在这里，一个离开女儿的母亲，在我们原谅她之前，她可以自己原谅自己吗？

这或许是《失去的女儿》留给观众的真正难题。

此时此刻回头再看莱达，或许我们可以赞同齐泽克，“享受你的症状吧！

”（Enjoy your symptom！

）。

本文已发表于《戏剧影视评论》2022年第3期注释：[1] 数据查询时间为2022年4月2日。

[2] Elena Ferrante, The Lost Daughter. New York: Europa Editions, 2008. Translation by Ann Goldstein.[3] [意]埃莱娜·费兰特：《碎片》，陈莹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8页，第44页。

引用版本来自得到电子书。

[4] Richard Brody, Maggie Gyllenhaal’s “The Lost Daughter” Is Sluggish, Spotty, and a Major Achievement, https://www.newyorker.com/culture/the-front-row/maggie-gyllenhaals-the-lost-daughter-is-sluggish-spotty-and-a-major-achievement, 2022-1-3.[5] 弗洛伊德的著作The Ego and the Id通常被翻译为《自我与本我》，但近年来已有译者提出译作“本它”更接近id的德语原文Es，也更能突显自我对本它的“入侵”。

参见《死亡是生命的目的：弗洛伊德导读》，唐健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82页。

在看原著和电影时，我一直在想的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Leda拿走了娃娃。

在书中，有一处电影没有的展现的Leda的心理描写，发生于这一行为之前。

“Or the voices, yes, especially the voices that mother and daughter attributed to the doll. Now they gave her words in turn, now together, superimposing the adult’s fake-child voice and the child’s fake-adult voice…But no, I felt an unease as if faced with a thing done badly, as if a part of me were insisting, absurdly, that they should make up their minds, give the doll a stable, constant voice, either that of the mother or that of the daughter, and stop pretending that they were the same.”吸引Leda目光的母(Nina)女(Elena)对着娃娃说话，母亲的孩童声音和孩子的成人化声音都被附加于娃娃身上，这种不和谐使得Leda不安，她认为并在心里坚持娃娃应当拥有一种同一的声音。

为什么娃娃拥有同一的声音如此重要，以及娃娃是什么？

在海滩上，大的威胁来自于电影中得到强化的男性帮派的粗俗，暴力，和凝视。

而直击内心的是这种暴力也复制于母女关系中。

混杂的、互相模仿的女性声音失去了边界，女孩将成长为没有出路的年轻母亲，一具性凝视下的身体，而年轻的母亲孩童般的声线则显示其当下险恶处境及早熟的母职扮演之荒谬。

她们在男性掌控的粗俗世界中的关系是权力的争夺关系，一种病态的相互折磨。

强加于娃娃的声线是将这种母女关系具象化。

借由这一纽带，Leda不仅回忆起自己与女儿的关系，而且因这一不和谐的破绽重温了对于划分明晰的母女权力级别及身份的维持的失败。

她所想要维持的有文化，有身份，有学识，从容镇定，独立的姿态，以及女儿成人离家后因获单身自由而重具有性吸引力的身体，都在这一不和谐破绽下被瓦解。

女儿不会成长为成熟独立的女性，母亲也不会得到解放和出路，一切并不是随着岁月向前而正向前进式地发展。

正如书中Leda的顿悟，“ a mother is only a daughter who plays.” 她以为已放下或逃离的处境重新回归。

一具身体可以拥有两种声音，正如作为女儿，自我，和母亲的界限并不明晰。

Leda又一次不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女人，而是某种母职功能存在。

这种功能的失败蔓延至定义其整体。

一切社会阶层攀爬的努力和文明的表象不堪一击，从稍稍破绽就可瞥见一切仍是由暴力和无理性笼罩的深渊。

Leda的边界感受到了威胁，与远远逃离的低阶层家庭背景和残酷世界中失势状态的曾经溶解在一起。

拿走娃娃的缘由因此是多层次的。

首先，这是她针对男性恶意所带来边界感消失的反击。

Leda本是来到海滩悠闲度假。

Nina和Elena所属的男性主导的大家庭却粗鲁地侵入了静谧的海滩。

在书中，他们操持的地方口音刺激着Leda的神经，使她联想到那不勒斯郊区的暴力和粗鄙，以及其与母亲失败的关系，这是她毕生致力于逃离和划清界限的地带。

电影中，英文的共同操持使得方言的象征削弱，但仍有痕迹，而这种粗鄙的暴力更多由行为展现。

初始，男人们开着快艇，快艇锋利地划破平静的水面和其象征的平静。

渐进，群体中的女人和孩童在男人对所有物的宽容和’庇护’下对其他人进行指使和羞辱，这种矛盾在电影院中上升到顶峰，Leda的反击呈现十足无助。

拿走娃娃，是剥夺这一群体所庇护的脆弱所有物之最脆弱成员，造成的动荡遍及整个群体，是一种复仇。

其次，拿走娃娃也是一种惩罚和重赋权。

惩罚女儿，也惩罚曾作为年轻母亲的自己。

在Leda的回忆中，孩子并不是纯洁的，而是近乎于邪恶的存在。

会毁坏其Leda幼年珍视的娃娃，对无辜的身体进行摧残和标记，会怀着纯粹又无辜的恶意打她，会拖累她的学术生涯，使她失去自我，失去身体的魅力，使她再次陷入无法挣脱出身之困境的热潮。

在海滩上她被年轻的母亲Nina吸引，是在其身上看到自己年轻时无助的身影。

在其凝视下，这具身体极富魅力。

电影中，在Leda与其的短暂社交中，这具身体拥有着强烈的同性吸引力。

然而这具身体的行动随时由其女儿的需求所定义，又被其所处的男性大家长家庭所限制，呈现无助之姿。

沙滩是其失败展演和发挥魅力的有限舞台。

另一方面，Nina与Leda的女儿年纪相仿，她透过其姿态也对叛逆敌对女儿作关联。

因此，可以说Leda从沙滩的母女看到了女儿的幼年和成年两个阶段，而不仅仅是将母亲看作母亲这一身份。

Nina占据女儿与母亲的双重身份，如同娃娃（Nani与Nina的字母位移和对照）。

拿走娃娃，是重访Leda与女儿的旧时关系，并重新通过剥夺玩具的形式幻想这一关系之主导。

这种破坏性的重赋权也曾以Leda出轨的形式实现过。

在与有学术声誉和地位的教授Hardy的外遇中，与其说是重拾激情和爱的能力，不如说是透过上位者的凝视和这一关系产生汲取上其权力的假象。

获得上位者的认可和爱，进入学术界，远离家庭，远离母职，树立自我的身份和边界成为可能，但这是困难且煎熬的，甚至羞耻的。

现在，只需拿走绑定年轻母女的娃娃并带入年轻母亲身份就可以实现母女关系中的赋权。

女儿的精神支柱被抽离，只得陷入无助与无理性，而年轻母亲虽然心焦于娃娃踪迹不明，却不再需要陪女儿过家家，因为道具之不可寻。

因此年轻母亲拥有了更多精力抒发自我之苦恼，散发年轻的魅力,并建立新的社会关系，与Leda交谈，与Will（文中的Gino)调情。

但同时，Leda曾离开女儿对她来说是煎熬和自责的。

影片中，透过她对Nina的凝视，可见后者之不成熟。

语言粗俗，竖中指，对女儿忍无可忍的脏话，对婚姻关系的背离，浓妆严密，衣着暴露。

拿走娃娃使得Elena高烧不退，Nina的生活更为焦头烂额。

Leda借此对Nina母职的过失进行惩罚，但同时也是对其自身在与女儿关系中的不称职进行惩罚。

再者，借由对于他人关系的操纵，使得Leda获得了一种去性别的赋权。

她旁观一切，却掌握了事件的核心，这种感受是平常生活中需掩饰和不可得的。

最后，拿走娃娃是解放。

在电影和书中都有一场景，及Leda在偷走的娃娃口中先是发现了脏水，而后又在清洗过程中发现了蠕虫。

天真无辜的娃娃口中爬出蠕虫，如同片中和书中Leda屋内的一盘被赠送的美丽如静物画的水果，表面魅力无暇，内在已经腐烂。

这可看作平淡体面生活充满肮脏和危机背面的隐喻，也可看作一个体面个体不为人知的黑暗秘密。

但蠕虫又不止于此。

蠕虫是一具女性身体的产物，如同婴儿寄生于母体。

Nina和Elena在沙滩上将娃娃作为共同的孩子抚养。

而被赋予性别的娃娃则继承了这一性别和母职，在原书21章Leda与Nina的对话中可知，Elena决定让娃娃同其姑姑Rosaria一样怀孕。

蠕虫则是娃娃孕育的孩子。

被寄生与可惧的寄生正是母体与孩子的关系。

这种敌对及黑暗的关系很多时候成为母女关系的主导，打破理所应当的爱的滤镜。

拿走象征有孕育能力的母体的娃娃并帮助其清楚腹内脏水及蠕虫，也是对Nina和Leda自身从母女关系和母职中进行解放。

在书中，清除蠕虫的篇幅（22章）为：“ I should have noticed right away, as a girl, this soft reddish engorgement that I’m now squeezing with the metal of the tweezers. Accept it for what it is. Poor creature with nothing human about her. Here’s the baby that Lenuccia stuck in the stomach of her doll to play at making it pregnant like Aunt Rosaria’s. I extracted it carefully. It was a worm from the beach, I don’t know what the scientific name is: the ones amateur fishermen find at twilight, digging in the wet sand, as my older cousins did four decades ago, on the beaches between Garigliano and Gaeta. I looked at them then spellbound by my revulsion. They picked up the worms with their fingers and stuck them on the hooks as bait; when the fish bit, the boys freed them from the iron with an expert gesture and tossed them over their shoulders, leaving them to their death agonies on the dry sand.I held Nani’s pliant lips open with my thumb while I operated carefully with the tweezers. I have a horror of crawling things, but for that clot of humors I felt a naked pity.”由此可见，Leda想到童年时期男孩子们用类似的蠕虫作饵钓鱼，并在此刻摒除对爬行软体动物的恐惧而对其产生了一种纯粹的同情。

被用作饵的蠕虫此刻使得Lena想到了母亲这一身份下的她和Nina。

她们都在男权社会和家庭中作为一种功能而非独立个体而存在（这书中17章，Leda提到这点“How foolish to think you can tell your children about yourself before they’re at least fifty. To ask to be seen by them as a person and not as a function. To say: I am your history, you begin from me, listen to me, it could be useful to you”）。

拿掉蠕虫，解救的不仅是娃娃，也是蠕虫本身，是解除相互纠缠的关系。

娃娃主导了Leda海滩上诸多事件的推进和发生，也主导了其情绪的变化。

在小说最后，Leda向认为能同她产生共鸣的Nina坦白是自己拿走娃娃并被刺伤并踏上归途，也意味着她的痛苦虽说并不是女性和母亲独特的体验，但仍然得不到包括其他女性在内的人的理解。

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中，她仍需独自面对自我的羞耻和苦难。

她逃离被暴力和粗鄙充斥的海滩，如同逃离一个微缩的糟糕世界。

近期看过最窒息的电影。

孩子如同恶魔一样吞噬、占有、破坏着母亲的一切，站在无法被丢弃的可能上恣意妄为。

没有带着审视批判的想法去看Leda拿走娃娃，就像处于彻底崩溃状态的Nina没能注意到的那句“永远不会好的”；也没有指责父亲的缺席，简直要习惯这些失踪，尤其其家族的人都带了一些不好惹的感觉（不论这部分的强调是客观还是leda从现实的延伸主观臆测），暴躁的情绪和骂人的话对身边的人更不会少，那些让Nina游走在悬崖边缘的帮凶。

娃娃被Leda翻来覆去，被涂画（如同Leda曾经的娃娃被她的女儿如此折腾）被隐藏又被擦净归还；开头与结尾和女儿的两通电话并没有明显的情绪区别，她始终在隐藏自己的情绪，只有这个被拿走的娃娃承受着——她品尝破坏的快感与痛感，又在阳光下感受Nina的崩溃，如同照镜子一般看着年轻的自己，被挤压被侵占，于是depressive于是偷情，逃离责任逃离家庭，在新的肉欲与爱欲、背叛与重构间再次膨胀起自己的灵魂。

Leda与Nina，现在的Leda（未来的Nina）与现在的Nina（过去的Leda）如同母女版的岁数差，可现在的Nina无法共情Leda，也无法预料未来的自己，于是将被赠予的温柔善意刺向成熟的腹部（细节是腹部，一方面二人处于坐姿，这是最顺手也最隐蔽的位置；二是崩溃的根源“子宫”所在。

或许是过度解读了）。

处于暗处的是母亲，道德、情绪、规范习惯的暗处——坠入黑暗的边缘，但片名却是lost daughter，身份的交错，是因为暗处的devil是女儿，或是如同宿命一般重演曾经的加害者亦是/也将成为受害者，还是女儿是处于暗处的人安全的避风的渴望的身份和位置？

嗯 看的过程中思考了许多 也带入了自己的童年。

印象中我的母亲也并非真的那么欢喜我 隐约记得孩童时代她对于我的"厌恶"。

（可能出于我自身的不懂事也可能来源吃醋父亲对孩子的爱意高过妻子这一身份又或是她自身保留的孩子气。

）-我也记得那一年和母亲二人去海边 她在沙滩上戏水时的模样 没有拘束 那般自在无虑。

那一刻她或许脱离了一切身份的枷锁 只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享受当下。

我也记得童年时期家庭不算美好的充满争执的氛围。

父亲的缺席及偶尔出现的疼爱。

每天晚上母亲都会期待着父亲今晚是否回家用餐。

比起亲自打电话咨询问题的答案 她更乐于把话筒递给我和姐姐。

或许 她觉得来自孩子的问话可以得到更多的同意的回复。

-话题扯远了。

这部影片中我看到了女性作为个体及母亲这一身份间的来回纠葛 也看到了这个社会对于女性的不友好方面 以及关于人性的复杂多面性。

开篇 影片中的母亲作为教授这一身份来度假。

她敢于拒绝别人的请求 即便这不过是小事一桩。

不过也正由此可以看出她是个有自己想法和个性之人 这与之她年少时逃离家庭相呼应。

她在沙滩上观察着另一个家庭 另一对母女。

不时地牵扯出她过往的回忆。

丈夫在家庭中的不作为/孩子们的吵闹/那个丢出窗外而支离破碎的娃娃......很难去评判孩童的行为 无知无畏又有些"残暴"。

但又如父母亲的抉择 同样觉得孩子是一件包袱 阻碍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婚姻出轨又是否是逃离家庭枷锁的一剂良药？

很难去评判道德问题 当今社会从一而终的又有多少呢？

精神出轨和肉体出轨又是否等同呢？

那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果盘/那个被偷走的娃娃 表面看着如此平静而美好 但内里却如此破败不堪。

这是否隐喻这个影片/这些人/这世上的所有家庭/这整个世界呢？

电影院内咆哮的声音显得苍白无力 女性的发声永远不如男性的一句怒吼。

那根固定草帽的发簪最后成为了刺伤自己的武器。

前一秒还因寻回孩子结交为朋友 下一秒却被偷娃娃行为所激怒而暴力待人。

这影片中的所有人都没有绝对的善恶评判标准 大家都是以自身利益为准则去行事。

片中的母亲最终拨通了孩子的电话 又想起了过往削水果皮时的场景。

这算是过往云烟后的醒悟吗？

这便是最后的结局吗？

或许还会流浪 继续新的旅程 但谁又知道呢？

人啊 终究是复杂的。

我看到了一个蹩脚的人的生活，虽然蹩脚，但她的生活确遵从内心。

生活就是一团糟，活着就像是在乱成一锅粥的生活里找自在。

影片看完，坐在沙发上什么都不想干，只是默默的盯着电视，心里只有茫然。

不知道是自己没看懂这部电影，还是这部电影就是在讲这种混沌的生活。

影片讲述的两对母女的生活，在现实和回忆中切换，一边是海边的母亲挣扎在自己和孩子之间，另一边是回忆中的自己和女儿相处的时光。

两个母亲都在挣扎，都感受到抑郁，都想逃离。

在这种生活中艰辛地活着，不是易事。

疲惫感和无力感是我看完影片的感受。

所以到底要怎样生活呢。

//太不敏感了，这部电影讲的是女性啊

我发现全世界的女性（不包含战争、贫困国家等等）面临的问题似乎出奇的一致：我到底是谁？

我是某个家庭的女儿，像女主说的，“从我那个烂环境里出来”。

可能我是某个人的妻子，意味着要承担生育，以及绝大部分的养育。

可能我是某个人的情人，当生活像不断尖叫着打断你的孩子那样拽着你的头发，你只想抓一个温存的时刻，这个时刻让你对自己重新获得了掌控感。

可能我是某个人的母亲，意味着我要毫无怨言地承受这个极不成熟的人带来的一切：无休止的尖叫、不间断的打闹、源源不断的精力、人的嫉妒自私霸占等等恶习。

那我到底是谁？

以及这么多的角色，谁给了他们定义，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

我应该在孩子打我的时候永远保持微笑吗？

我是不是不能表现出丝毫的泄气和疲惫？

我是不是一定要做那个家庭的牺牲者？

——如果一定要有人“牺牲”的话，如果“牺牲”意味着牺牲自己作为进化到成熟人类好不容易拥有的东西：时间、事业、金钱、容貌、等等等等，来抚育另一个从0起步的不成熟人类？

女人好像永远在这些角色里挣扎，就像电影里的每个女人，都想被困在某个无形的笼子里。

为什么女人就不可以抛弃家庭？

女主因为工作离家三年，她为此止不住地流眼泪，她说那段时间fantastic，但为什么哭呢？

为自己感觉fantastic而认为自己不该有那种想法吗？

女人为什么永远的矛头对准的都是自己的心脏？

我猜测社会对男人的要求太低了，而对女人的要求太高了。

“社会”的要求，让你说不出来是谁在要求，要求来自哪里，但是你，你自己，你丈夫，你婆家人，你娘家人，你朋友，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你都在心里暗示自己说，如果我这么做，ta一定会谴责我。

去谴责男人吧。

如果一定要有一个成熟的大人通过被无知的小孩一直敲脑袋才能换来下一代的成长，为什么不能敲父亲的脑袋？

我那天看到有讨论，母亲和孩子的关系，与其他的恋人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是一样的，也 应该有关系的认知、讨论、实践，但是人往往认为这是天然的。

我认为“天然的母爱”也是一种绑架。

美国电影已经在这种关系上的讨论向内求索至此，中国电影什么时候能有这种讨论？

女主非常棒，非常有电影演员的美，无关年龄，无关身材，就是真实的美。

《Lost Daughter》是一部一个人安安静静看的电影，手持镜头大量人物特写拍摄，跟着镜头一起进入主人公的思绪。

类似大量主人公意识流小说改编的电影还有《Call me by your name》，在适合大众观看的处理上，CMBYN更友好，不过也折损了主人公细腻的思绪。

《Lost Daughter》里主人公的生活如度假的海滨小城一样光鲜。

“居住在剑桥，Leda，大学教授”昭示社会上流的身份。

就是40岁独自旅行的中年女人，如同被大家族打扰的沙滩时光、年轻人恐吓及从天而降的松果一样突兀。

无理由偷偷藏起的娃娃及略显“变态”“神经质”的处理，也看出女人内心d无处安放的波澜。

困扰折磨是什么呢？

按照原著里的表达，年轻的时候因为事业离开了女儿三年，即便功成名就，后来回到了女儿们身边，也难以消解当时的遗憾。

——这是一个母亲内心的自我检讨，没有设置外部的批判与压力。

电影在Bianka与Martha的处理上更加暧昧隐晦，我们知道的事情只有Bianka 26岁，丰满，招男孩子喜欢；Martha 23岁，对自己的胸部感到自卑。

鉴于Leda在娃娃店惊慌失措的表现，观众甚至有理由质疑：除了年龄之外，Bianka,Martha的其他信息是否是真实的？

这位母亲是否真的回到了女儿身边。

个人理解电影这样的处理增加了可看性与剧情的悬疑效果，吸引观众跟着镜头继续去搞明白主人公的人生里发生了什么——毕竟谁要看一个抛弃小孩、出轨中年女人的海边度假忏悔录呢？

但原著的设定或许更能凸显出主题——即便一个女人功成名就，多年以后已经与小孩和解过着幸福的生活，仍然会因为追求自己的人生而离开了女儿3年而感到忏悔，仍然会因为女儿小时候粗暴扔掉了女儿的娃娃而内心不安，哪怕也许那个时候她自己也还年轻。

刻在骨子里的“母职惩罚”做母亲就像开了一家无限责任公司。

首先要保障小孩长大，然后是健康成长，要求再高一些德智体美劳，不要做一个坏人；然后是上名校，在社会的高起点。

如果小孩还有残疾，那么可能剩下的人生，都是为了小孩而活着了。

在电影里，远足的父亲可以把三个小孩留在家里自己潇洒毫无愧疚。

在现实生活中，甚至会有把小孩从楼上扔下的父亲。

父亲在小孩成长中缺失的案例不胜枚举，甚至可以说，一直存在在小孩成长中的父亲，甚至能够成为社会的一种标志物。

反过来对母亲的要求上，如刘学州母亲的抛弃行为几乎是道德底线，更普遍的是，让每个女性必须学会“家庭与工作”的平衡。

近年来的实践可以看出，“母职”事实上是一个与主流职业、职场并不兼容的职位。

在家庭内部，不管是谁（大多数情况为女性），选择“母职”就意味着放弃了主流叙事下的个人成长、事业之类的人生命题。

谁从事“母职”谁牺牲。

日本是最早推出男性育儿假的国家之一，但日本公会的调查显示，尽管超过半数的男性愿意休育儿假，男性育儿假的休假率仅为13.4%。

原因不仅有收入减少、职位被顶替的担忧，也担心难以重新适应工作环境，被公司冷处理。

写到这里，我真的会很感激我母亲的勇敢，当年愿意把我生下来。

换做是我，到今天也没有勇气说能有勇气担起这么大的责任。

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责任不仅是社会与家庭因素的影响，更多的是自己加在自己头上的紧箍咒。

即便今天我健康成长到了30岁，不错的学校毕业，工作稳定，不是一个坏人。

我的母亲也依然会因为没能给我买房、小时候没有特别陪我而愧疚。

在电影中，让Leda久久难忘的是对Bianka的愧疚，由于是从Leda的角度出发，回忆中我们看到的Bianka的画面也是最多的。

这种外部要求与母性本能的双重责任交加，共同构成了女性头上的责任与压力。

也给母亲构成了实际上的“二选一”难题。

在过往的叙事与故事中，我们总能看到勇敢承担养育责任、忍辱负重的母亲，并给予艺术化的拔高表达。

而如果有人选择了另一条路，其实也无可厚非。

但从实际情况下，选择走了另一条路的人，也难以逃脱Leda的命运。

不仅是选择“不走寻常路”的母亲，整个社会的主旋律叙事下，违背主流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承担同样的压力，并把压力转化为对自我的折磨。

近一点的刘学州，LGBTQ人群，抑郁症患者，又有哪一个不是这样呢？

被遗弃的那个“我”人在每个阶段多少都会想过一个问题：如果我当时选择了另外一条路，现在过的是怎样的人生？

课本里弗罗斯特的作品《未选择的路》就有过这个沉思。

诗人的答案大抵是对自己人生满意的，“而我选了人迹更少的一条，因此走出了这迥异的旅途。

”正如Leda不会知道如果当年没有离开女儿们，如今的她在哪是什么样子；你我也不会知道，在人生的一些岔路口，如果走了另一条路，是会更开心，还是更沮丧。

还有一种说法是，人的一生，看似有很多选择，但其实最终选择的结果就是注定的。

Leda不走寻常路的迹象在电影缓慢的叙述中一一铺陈，孩子哭闹时坚持做自己的翻译，zw，背自己的单词。

到最后丈夫不举后出轨。

即便丈夫没有这一遭，整体是个合格的老公，以Leda的个性来说，也不会有太大的意外。

只不过这样处理，电影就少了戏剧性。

不过不管是如何做的选择，选择的同时，也意味着放下了其他的可能性。

这些可能性相加，就叫做选择的代价。

人很少去算选择的代价，过于沉重，不敢细算。

电影中，Leda放不下的是“失去的那三年”；对应到观影人的经历中，又有多少是放得下的，多少是放不下的？

世界的残酷在于，放下是需要机缘的。

最近热播的《开端》里，王兴德夫妇炸了二十多次桥，不就是放不下吗？

成年人需要学会接受的一件事是：接受有些问题没有解。

反射式故事讲述 从剧本的设置上，沙滩上带小孩的一家人、出轨的Nina成为剧本推进的触发点。

主人公观察、撞见海滩上失踪的女孩、偷情勾起自己的回忆。

总体来说工整顺畅，但说不上高明。

个人觉得有意思的地方是，编剧在Leda的人物塑造上，把她像一颗石头，狠狠地扔到海面，溅观众一脸水花。

用强烈的事件冲突，来体现这个女人的性格。

老年版的Leda，从一开始的不让座，到找女儿，再到电影院与年轻人的冲突。

年轻版的Leda，则是以令人窒息的育儿场景、餐厅楼梯上的性爱、流淌在唇齿间的诗句、Bianka对珍视的娃娃乱涂乱画完成。

电影中的Leda，就像她摔碎的那个娃娃一样，被扒得体无完肤，身上被画下乱七八糟的笔画，最后摔得粉身碎骨，让你看个通透。

所谓的治愈之旅，或许理应如她藏起来的那个娃娃一样，从藏在柜子里，再到被挤出肮脏的海水与吓人的蜈蚣，最后被清洗干净，暴晒后换上新衣服焕然一新。

不过成年人的世界哪有完美与圆满，第二个娃娃与诚实交付后是一根刺与“变态”。

这就是生活啊。

理由1：这部电影对主创的意义远远大于对观众的。

观众观影时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我在看什么？

我为什么要看/在乎？

有很多作品在第二个问题上翻车，故事算是讲明白了但让人实在没兴趣看下去。

这部电影就是典型代表。

它可说是一个供主创发挥才能的理想载体（vehicle），导演通过它展示自己会拍，演员通过它展示自己能演，但观众就觉得“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吗”。

很多以“探索主人公内心世界”为己任的电影都容易犯这个问题，比如《女人的碎片》《兔子洞》等，表达远远大于共鸣。

理由2：剥离了时代大背景的Elena Ferrante实在苍白。

《那不勒斯四部曲》的成功，固然归功于人物和情节的设计，但居功至伟的还有故事背后的大背景：战后那不勒斯的蹒跚发展，社会浪潮中个人对阶级和发展的焦虑感等。

这些要素在世界范围内都能产生共鸣和代入感，比如我看四部曲的时候就觉得当时的那不勒斯和90年代的中国城镇非常类似，油然而生亲切感。

当历史背景被淡化后，只剩下莫名其妙的无病呻吟。

比如本片中Leda的婚外情其实和四部曲中莱农和尼诺的婚外情非常相似，但四部曲中你能深深体会莱农因为婚姻获得阶级跃升而产生的自满和同时想追求个人欲望之间的矛盾，而本片中，就只觉得这位女学者水性杨花。

理由3：两位母亲之间的镜像关系建立不足。

很多时候，导演觉得自己通过各种调度啊剪辑啊讲清楚了，但我没get到，要不是看了网友们的影评，这些微妙的细节就直接被我miss掉了，不知是我不够细腻还是导演太沉浸在自己的表达中呢。

整部影片极度偏向个人表达而很少考虑观众的接收度，是作品而不是产品，所以原谅我不买账。

没看过原著小说，但感觉这是一部有些难度的电影，难度在于要以什么来支撑这么弱的一个故事。

开头即结尾，48岁患有脑癌的女教师来到一片谈不上怡人的海滩度假，她观察游客，帮忙找孩子、偷玩偶，与不礼貌的一家人发生小摩擦……若把这些作为故事的主体肯定是不行，即便加上女二号与虚伪男教授的戏、妮娜出轨的戏、女主逃离家庭责任的爽与悔（暗线）、女主与房东的暧昧……也还是弱。

但贯穿始末的那种紧张气氛很吊人，而这种气氛就是女主在最后时光的心理，恰到好处地填满了故事的间隙。

女主的结局反映了社会对女性的无情：你若强行挣脱家庭对你的束缚去追求自由人生，你的命运也许就是这样。

此外，尽管女二与教授的那场戏意在隐喻女主离家出走前的处境，但毕竟完全脱离了女主的内视角而又无处可借，处理得不够专业。

总体还比较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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