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局

尽管作为中国观众我很不服气，不过韩国又双叒拍出了一部十分值得一看的好电影。

尽管作为中国观众我很不服气，不过韩国又双叒拍出了一部十分值得一看的好电影。

无论是《辩护人》、《熔炉》，还是《鸣梁海战》或者是近年来的《釜山行》，对类型片驾驭轻车熟路之后，韩国电影从题材和深度上总能给人惊喜。

而这次要说的《词典》，则是聚焦于日占时期朝鲜语学会的一群知识分子为了编撰朝鲜语词典而斗争的往事。

主人公金畔守原是一街头混混，后与朝鲜语学会柳廷焕等人相识共事，读书识字之后，从原本的小民心态转变成了颇具民族大义的人。

电影中无论是表现各方人士为了编撰词典工作的牺牲，还是主角因参与到事件中而发生的心态转变，无不令人动容。

诚如本片的主题，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得以传承的纽带，主人公的儿子在学校被迫学习日语，说朝鲜语则会被毒打，入侵者企图以改变语种、创氏易姓的方式完成殖民，抹杀其民族性。

压迫之下，有的人选择妥协，接受绝望如柳父，有的人则深恐文化传承断绝，民族性消失，而投身此项事业如金畔守、柳廷焕众人。

语言之于民族的重要性，在主人公的身上便可见一二。

原本是文盲的畔守在读书识字之后，面对街上的店面朝鲜字逐一辨认，其内心愉快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这也是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识字之后方知我是我，这一过程也是其民族认同意识形成的基础。

与我国主旋律电影惯于直接表现角色大义牺牲或是遭受苦难而唤起观众民族认同感不同，这位韩国女导演严宥娜所选择的角度可算新颖。

这也让笔者想起最近在网上争议颇多的更改古诗词字音一事，而这部电影也算给了那些支持改字音的人一个回应，文化不能给文盲让路，这与缠足这样的封建垃圾不同，是传统文化中真正值得传承下去的东西，在提倡弘扬中华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时代语境下，我们怎么能自己先把这些东西丢掉呢。

倘若本文到此结束，那你将在豆瓣上找到不下十篇比上文说得透彻得多的且图文并茂的影评，此片给笔者的另一种启发并非是关于民族性、主旋律的内容，而是来自于影片中一段柳、金等人执着于方言的段落。

当然，导演本人拍摄之时可能未必有我接下来要阐释的那种意思，仅是单纯的主旋律电影，我也不惮各位说我是过度解读，毕竟作品诞生之后，作者便已经失去它了，这也只是观影之余引发的一点想法。

即网络普及之下的今天，看似网络用语层出不穷、梗文化泛滥，我们的表达或者说语言，真的变得更丰富了吗？

自从我国开始推广普通话以后，方言的消失成了不可避免的趋势，而城市化的推进和现代社会的人口流动性也加速了这个过程，尽管网络时代极大地降低了人们沟通交流的成本，不过以文字词句为主的交流方式并没有体现出方言的差异性，就像“妈卖批”的流行也阻挡不了四川方言的消失。

作为一个国土面积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当然需要一套官方标准口语，但是对于方言的保护工作不足也是事实。

电影中的老师们和畔守的朋友们也为方言的留存尽心尽力，这种多样化的表达，其背后包含着当地居民的风俗文化和生活习惯等等重要的信息，哪怕是在同一种语言环境里也是如此。

所以表达的丰富性对于语言和文化的流传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反观我们今日的网络社会，在语言使用上最明显的特征则是网络流行语的广泛使用，如喜大普奔、屌丝、给力等词语，这些词大多来自于对某一事件的概括，经由网络发酵而被网民广泛用于各种同类语境，其本身包含着或讽刺或自嘲的意味，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网民交流的成本，比如当我们表达对某件事的无奈，一句“我佛了”，对方随即便会领会你的情绪和你对此事的态度。

不过从另一种角度看，当我们选择跟随潮流，大范围高频率地使用这类词汇，也是懒于思考的一种表现。

我们去寻求更为高效的沟通，但是高效未必在所有的条件下都是好的，当所有人都在使用这类词汇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正在失去表达的多样性。

举个例子，当我们与人交流的时候，如果对方冷不丁冒出一句成语，我们有时可能还会感觉很奇怪。

当然，有人会说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词语将来也会成为当代成语流传下去，不排除这个可能，毕竟现在已经有网络用语被收录进词典中了，不过我仍对此事抱着悲观态度。

其原因则是如今的网络社会之中，信息爆炸和更迭的速度实在太快，人们对热点事件的关注时间甚至不会超过一周，已经有太多的网络词汇被人们遗忘在信息海洋的孤岛上，可能偶尔听到还会记得它的意思，但是却再不会有人用了。

而这类词汇与成语相比，其悲惨之处在于几乎未被收录进正式、严肃的书面文字内容之中，因只存在于微信文章、社区论坛帖子等文字内容里，这便已经注定了被遗忘的命运。

毕竟，没有父母会抛弃文学经典而让自己的孩子去读多年前的网络文章。

说些脱离实际的，从更大的时间尺度看，网络时代的语言并没有留下什么值得传承的内容，这恐怕也是互联网普及之下，公共话语权从以前的士族知识分子等阶层转移到普通民众手中的必然结果，至于它的好与坏，恐怕要留给以后的人去评说了。

那么这种事情又和个人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是有的。

你是否感到每当有一个梗流传开来，周围的人都在疯狂地使用和消费这一词语，因为你总不会喜欢每一个这样的烂梗，诸如屌丝、圣女、绿茶婊等词语还带有对某一类人的攻击，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说着一样的话，表达着差不多的观点，将复杂的事情用几个简单的符号来代替，观点相左者分成了不同的圈子而互不交流，直至失去理性沟通的基础，而那些大家态度都差不多的事件上，呼喊异议的人则被抛进了沉默螺旋之中。

你是否感到无论是电视还是网络上，出现在屏幕中的持话筒者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个”，好像他们小的时候没学过量词一样，当然，这其中不排除近20年出现了太多前所未有的新事物，短时间难以精确地在量词使用上分门别类，不过粗暴地使用“一个”也并非是明智之举。

还有各类文字内容对“的”、“地”、“得”的错用滥用，如果我们对修改古诗词字音的事情很敏感的话，也应当正视这三个字的正确使用方式。

所以，和个人的关系也就很明显了，当我们过多地使用范式的表达，会难以抑制地离多样性表达相行渐远。

而作为普通人，并非都具备艺术家那样的天分和感受力，语言是我们用以表达生活感触最直接的方式，倘若失去了表达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也就会逐渐失去对生活的触觉。

毕竟，我们连撞衫都十分抗拒，又如何能接受“撞语”呢。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的语言从古至今一直没有断绝，即使外族入侵，元朝清朝也是对中文很宽容，蒙/汉并用，满/汉并用，从未要求不能使用汉字，从未要求必须使用满/蒙文，所以对于这一点感触不深。

家里有老人经历伪满洲国统治，即使已经80多岁，还会说日语，为啥当时学校教日语啊，哦，原来也有侵略者强制要求学习侵略者的语言啊，朝鲜在日帝强占时期就这样了。

好像那时朝鲜人民的文化程度不高，很多人也不识字，孩子如果只能在学校接受教育，那肯定是妥妥的学了日文啊，朝鲜语就只限于说了，不过影片中也有连日常交流都必须是日文的情节，假以时日如果连说也是日语了，朝鲜语就真的消失了吧。

幸好有识之士知道“语言是民族的精神，文字是民族的生命“，即使在日帝强占时期，朝鲜还不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但保留下朝鲜语，朝鲜文字也算是留一个火种吧。

经历漫长的被统治时期，真要是b哪天独立了，朝鲜人民只会说日语，只会写日文，这叫啥事呢？

于是朝鲜语协会的人牵头组织各地老师合作编写朝鲜语大辞典。

这立即受到了打压，因为日本人也知道“语言是民族的精神，文字是民族的生命“，想让 朝鲜人民彻底屈服，彻底成为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就不能允许朝鲜人民有自己的语言文字。

由于统治时间太长，有的人变节了，“我当时以为朝鲜能独立，但已经过去30年了，到底哪年能独立呢”，为日本人做事了，反过来打压独立运动了。

是啊，这样的日子过的久了，尤其是朝鲜，被日本统治30多年，可能大部分人会觉得以后的日子也就这样了吧，既然这样，那我还是舒服点过日子吧。

中国抗战8年，就有这么多汉奸，二狗子，何况朝鲜30多年呢？

这些坚持下去的人们太值得尊重了，不像普通人那样混日子，不像有的人投靠日本人获得功名利禄，而是躲藏着，偷偷的干一些当局不让干的事，始终坚信会有独立的那一天，始终坚信要为朝鲜留下一些火种，这是多么坚定的信念啊！

而且这些信念坚持了30多年。

韩国电影的题材越来越广泛了，日帝强占时期的屈辱历史不回避，拍出来，而且也有人愿意花钱进影院去看，这是不是也说明韩国的电影观众们也比我们成熟呢。

一方面，我们责怪广电总局对于题材的限制；另一方面如果真拍了伪满洲国人民偷偷学汉语题材的电影，能让投资人，制片方，院线经理相信这种题材会有票房么？

我们也真的愿意真金白银的掏钱去影院看么？

2019年第9篇 故事的情节是1940年左右朝鲜北日本占领，企图实行语言教化控制朝鲜，一群有识之士通过收集朝鲜全国各地的方言想要汇集成一本词典的故事。

故事背景分析 在历史中，日本曾多次侵占朝鲜，试图将朝鲜并入自己的版图。

中国政府曾多次派军队进行帮助。

故事的背景是中国积弱，内战纷乱，无暇顾及朝鲜等附属国。

日本借机明治维新中积攒的实力大举入侵朝鲜、台湾等地，并开始采取各种措施 一、人物的分析二、爱国信念三、历史的那些事情

语言是民族的精神，韩国根据真实事件改变的电影《词典》，反映了在日本占领统治韩国时期，不甘屈服的青年对日伪政府的抗争和对语言的收集和保护。

2019年3月1日，恰逢韩国发起日本占领下的独立战争100周年。

这部主旋律电影，虽然仅聚焦一本《词典》的编著，却荡气回肠，让人感受到那个年代的青年对于国家独立的斗争和勇气。

1940年左右，日本人占领韩国后，禁止韩国人说韩语，在学校里要求学生说日语，妄图消灭韩国的语言，从精神上彻底统治韩国。

对于韩语运营的杂志社也严加禁止。

柳廷焕，父亲是一家亲日的校长，身为朝鲜语学会的代表，看到一些年轻人不说韩语改说日语，痛心疾首，下定决心收集各地方言，编著一本《朝鲜大词典》，保留住韩国的语言和文字。

金畔守，监狱惯犯，为了两个小孩的生活艰难挣扎，却误打误撞加入朝鲜语学会，成为保护词典草稿的勇士。

影片展现了年轻人如何抗争，如何受到日本政府的搜查和压迫。

也有同志的背叛和生活的艰难。

但这并不影响各个职业的人成为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兄弟。

日本对朝鲜的统治，是一段非常黑暗的历史，柳海真的表演时不时的引人发笑，直到最后拼尽全力护住词典草稿，倒在血泊中。

《词典》是很简单的故事，却表现的非常具有悬念和吸引力，牢牢地抓住观众的眼球，有欢笑也有泪水。

或许这就是真正的历史，虽然很艰难，每个人都在努力的活着。

不得不承认，韩国有一些非常优秀的编剧和导演。

一部主旋律电影，拍的比抗日神剧，手撕鬼子，裤裆里面塞手榴弹好了不止几百倍。

更多的时候，抗日神剧，虽然打鬼子打的很爽，却显得很假很荒谬，这是对那些逝去的烈士极度不负责任。

只有真正接近历史真相的影片才能足够震撼人心。

一个很淡又很美的小众电影公衆號：凉心评（文中图片来源《 词典 》，侵删。

）本文版权归作者 凉心评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很好看的历史影片，同是抗日题材，却别有新意。

再现了1942年，朝鲜日据时代的“韩国词典事件”的真实历史事件，不仅编写词典的过程细致具体，引入入胜，更重要的是艺术地塑造了两个生动的性格迥异之人物。

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要想成功，叙述史实重要，关键更在于人物形象的塑造，真实、丰满、光彩，方可让观众接受和记住。

片尾字幕说：世界现存2000多种语言中，只有20多种有自己的专用词典，韩语是一个。

真是个勇敢的有文化坚持的少数民族！

网上说《新华词典》的电影题材也立项了，不知会拍成什么样子？

这是一部很典型的韩式主旋律电影，类似《暗杀》、《国际市场》、《军舰岛》等片。

电影的叙事手法并不新鲜，从小人物视角叙家国情怀，笑中有泪，讲述了朝鲜语学会在日本殖民当局的强烈打压下，秘密编纂朝鲜语词典、保存朝鲜民族语言文字的故事。

我的感怀并不在电影本身，而在于电影并未展现的殖民时代末期（上世纪40年代初）的复杂与暧昧。

对于朝鲜人而言，这段时期无疑是进入殖民时期后民族的“至暗时刻”。

三一运动后短暂的“文化统治”带来相对自由宽松的空气，随着浪漫大正时代的落幕一去不返，随之而来的是昭和前期狂热的法西斯主义。

尤其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朝鲜半岛作为连结大陆的跳板，自然被裹挟进了战时动员体系。

日本在朝鲜实施了严苛的统治，强制推行国语（日语）教育、创氏改名、关闭朝鲜语报刊，欲将朝鲜人改造成忠诚的“皇国臣民”。

这便是《词典》所讲述的时代背景。

如果说支撑整部电影的主线，是朝鲜语学会所代表的坚韧不折“抗日”分子，另一条不容忽视的隐线则是“亲日”分子，如在报纸上撰文鼓吹“内鲜一体”的尹致昊，被林先生泼粪大骂的李光洙、朱耀翰，以及男二柳正焕那位担任校长的父亲。

这条隐线虽在电影中被一笔带过，以映衬前者抗日之决绝，然而若回归到殖民末期的历史情景中去，后者方是当时的主流。

除“亲日”之外，这些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曾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

因而不同于纯粹为了获取个人利益的卖国求荣（所谓“韩奸”），也不同于被胁迫无奈的亲日（如电影中为了救自己狱中的妻子而向日方告密的闽同志），而是深思熟虑后主动的亲日。

这种思想转向，或曰“变节”，显然无法简单归结为来自日本单方的外部压力，抑或这些知识分子个人的道德沦丧。

近年来逐渐跳出民族主义视角的韩国学界，针对“亲日”的研究也逐渐兴起。

主流的观点认为，韩国知识分子大面积由抗日转向亲日的转折点是中日战争的爆发。

在朝鲜知识分子眼中，这场战争是日本所代表的亚洲力量登上世界舞台的世界史时刻。

作为朝鲜独立运动空间的中国国土的步步沦丧，以及借由战争再次感受到的日本帝国的力量，令朝鲜知识分子产生了“可能再也无法求得民族独立”之绝望。

可以说，曾经对于独立的渴望有多深，绝望便有多深；绝望有多深，变节的动力便有多强烈。

以至于当时鼓吹废除朝鲜语、彻底同化的言论往往出自朝鲜亲日文人，而非主导皇民化运动的朝鲜总督府——时任第七任朝鲜总督的南次郎虽在任内强力普及国语（日语），但并未主张完全废除朝鲜语，甚至不止一次表示：“要尊重朝鲜人的特性。

”（这并不是为殖民者说话，而是提醒我们不要忽视历史事实之复杂性）电影中，男二无法理解早年积极抗日的父亲缘何“突变”为亲日分子，恐怕还是他还年轻，尚未尝受过父亲那般长久默默抗争而希望无觅的感受罢。

既然独立无门，朝鲜知识分子便转而追求成为日本帝国内部真正的一份子，“血肉统统化为日本人”，来消除朝鲜人长期所受日本人的歧视与压迫，真正摆脱“被殖民者”的身份。

正如李光洙在光复后的自我辩解：亲日是为了民族，为了消除“内鲜差别”。

这种“亲日即爱国论”，便是片中男二父亲大声喊出的“变节宣言”。

当时日本鼓吹通过战争建设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等言论，更使亲日文人看到了摆脱“被殖民者”身份的希望。

由社会主义者转向为亲日文人的印贞植在与汪精卫1940年的通信中如此写道：“朝鲜青年将成为帝国的忠实臣民，助汝推翻蒋介石政权。

自高句丽时代起就扬名海外的朝鲜武士的英魂，如今与日本固有的武士道精神合体，必将成为新东亚的伟大推动力”。

他主张朝鲜人应积极参与侵华战争：“朝鲜并非殖民地，而是基于“内地延长主义”的日本帝国的一部分，将朝鲜青年送上战场，有助于朝鲜民众获取与日本国民的平等权利。

”这种逻辑细思极恐——只有通过沙场上的鲜血甚至死亡，朝鲜人方能成为真正的“日本人”。

对于另一些亲日文人而言，亲日思想则直接继承自传统的朝贡体制思维。

譬如尹致昊认为朝鲜的理想模式在于，像苏格兰（而非像爱尔兰一般）被英国同化一般，真正纳入日本帝国。

他提出的“内鲜一体论”，便在无意识中沿袭了东亚传统世界秩序观——从尊华到亲日（几乎毫不费力地无锋对接），无非是将从前对中国天子“德义”的认同，转向了天皇。

在我看来，朝鲜知识分子大规模“变节”虽发生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后，然而其种子却孕育于上一时期的“文化统治”，换言之，变节更是现代性怀柔的产物，而非殖民统治野蛮胁迫的产物。

当然，也有研究者主张“变节”的知识分子并非主流，更多有良心的知识分子选择了沉默与封笔，因此不为人知。

这些弃笔文人之无声抵抗，以及普通人之坚韧日常，绵密感人，却难以电影等戏剧化的方式呈现，有待历史研究者慢慢挖掘一一道来。

换一角度，对于日本帝国而言，电影中展现出其穷凶极恶之状，讽刺的是，恰体现了帝国的虚弱。

反倒是大正时期在朝鲜放开报禁、让人说话的“文化统治”时期，方是日本帝国在朝鲜最为自信的统治“高光时刻”。

日本在三一运动后朝鲜人独立精神全未退潮的20年代，允许朝鲜语报刊掌握舆论权力，而在朝鲜人的抵抗性几乎完全丧失的40年代，竟做出废除朝鲜语报刊的决定。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用韩基亨教授的话来说，这是因为，帝国的国力与气度因为在亚洲战场的疲于奔命而走到了尽头。

也正是因为帝国气数到了尽头，呈现出疯狂之态，我们才在电影中看到残酷的殖民者与英勇反抗的被殖民者之间鲜明的对立。

然而试想，如果日本并未迫于太平洋战争及中日战争之战线拉长而走向疯狂，如果“文化统治”时期再拉长十几二十年，会是一番什么景象？

当下的韩国会否如台湾一般，对日治时期怀有陌陌温情？

历史容不得假设，却总忍不住教人浮想联翩。

作者申明：本文原创，谢绝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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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完成度很高，感动指数也直逼《辩护人》，有人说都是韩影的套路，我觉得说得不错，这类题材这么拍也不算高级，但把故事讲好讲得漂亮就是好电影。

起初看电影被电影里的故事感动，倒也不是因为什么拍摄手法高不高级，最重要的还是好好讲故事，甭管用什么手法。

词典编撰故事我记得还有日本的《编舟记》，影片氛围和这部截然不同，但也很好看，很安静也很热血。

两部影片里的人物其实都是出于对本民族语言的热爱才着手编撰词典的，只是这部在日殖背景下更凸显拯救和抵抗精神

电影完成度很高，感动指数也直逼《辩护人》，有人说都是韩影的套路，我觉得说得不错，这类题材这么拍也不算高级，但把故事讲好讲得漂亮就是好电影。

起初看电影被电影里的故事感动，倒也不是因为什么拍摄手法高不高级，最重要的还是好好讲故事，甭管用什么手法。

词典编撰故事我记得还有日本的《编舟记》，影片氛围和这部截然不同，但也很好看，很安静也很热血。

两部影片里的人物其实都是出于对本民族语言的热爱才着手编撰词典的，只是这部在日殖背景下更凸显拯救和抵抗精神。

突然好奇如果日殖时期日本的词典编撰先生遇到了非法编撰朝鲜语词典的先生会是怎样的情景？

很少有电影能够在一本书的来龙去脉上讲述的富有张力，这不仅是因为书籍大多属于个人的苦斋冥思，更在于书籍的动人之处往往是其本身。

所以，拍摄一部书籍的诞生故事，大多会显得画蛇添足、难触内里。

然而韩国电影《词典》，却能让这种佶屈聱牙的改编方式催人泪下。

这当然是由于《词典》一片所讲述的对象——《朝鲜语大词典》——所积蕴的真实历史。

影片讲述了在1942年的朝鲜，由于日本的文化奴役，导致本国文化面临毁灭的险境。

为了挽救民族语言于水火，几个文化教育界人士连同一帮市井小混混，发起了修订《朝鲜语大词典》的行动。

某种程度上来看，本片完全是一部韩国主旋律爱国题材电影。

然而，“爱国题材”并没有使其僵化木讷，反而让影片有种浩然之感的文气和活泼。

浩然，来自于韩国电影人对于本国文化的尊重和惜爱；文气，来自于影片所讲述的题材和质感；活泼，则是韩国商业片天然的市井气和放纵感。

可这种观感并不是由片中的文人教授们合成的，相反，恰恰是由柳海真饰演的市井无赖所锚定的。

他从一个无利不起早的文盲小人，到最终只为成全民族文化的无双国士，柳海真的演技和影片的细节让这种转变显得妥帖可信。

尽管《词典》如同《我不是药神》最后的长街痛哭那样，有些过度煽情。

但柳海真饰演的金畔守在“小我”中不断抽离，这种抽离甚至带有残忍的血丝。

也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够感受到“由小变大”，这种崇高加持的阵痛和无畏。

以至于当影片另一位主角柳廷焕用扒手伎俩骗过日本军方时，我们才恍然想起电影才开始的金畔守。

同样的掉包手段，前者是极致自私的贪利，而后者却是难以名状的无私。

《词典》的妙处，正在于它能够将民族大义的无远弗届，缩略到词典的方寸之间，其中有朝鲜民族的文化，更有朝鲜国士的鲜血。

這部電影通過一部詞典的編撰讓我再次見識到了日據時期高麗民人的種族關懷，同《東柱》《一死開悟》《大將金昌洙》等抗日作品一樣，催人淚下。

可見，這種抓住人心的作品是有其一貫傳統的。

高麗的抗爭劇似乎恆常在追問同一個主題，即面對強大的異族壓力，我們應該怎樣全面地展現這同一個抗爭的多個面向？

以使人感念前人的精神並繼承之，而非單純粗暴地痛恨歷史上的敵人並延續這種痛恨。

因為只有通過這種方式才能繼續塑造出一個偉大的民族。

一個民族偉大與否，不是以她擁有多少先進武器為參考的，就如同一個大學校的層次高低不能通過她的大樓數量來判斷一樣。

鬥爭當然離不開武力，但如果一個地域的影視作品持續數十年都是以武力題材為主流，那只能說這個地域的審美已經低級到純粹地欣賞暴力。

以暴制暴是最直接最低級的反抗方式，對這種動物性反抗方式的宣傳除了培養觀眾的暴力和畸形崇拜以外什麼都培養不出來。

高麗民族的影視作品能達到這樣的高度，當然是和她的社會環境是有關的，而這個環境是其一代又一代，影視的、非影視的同仁們一起創造的。

仁人君子，百代而上，百代而下，都在孜孜為其民人塑造一種環境，一種人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