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公不靠谱

埃莱娜费兰特，是在真正践行女性主义。

看到她在书《偶然的创造》的文章 创作自由一文中提到了，关于这部电影的改编背后的故事。

她提到说，如果导演对电影有自己的感受和理解，那么她不应该限制创作者的发挥。

我们呆在由男性构建的文化中太久了，应该给予女性创作者更大的自由表达的空间。

原文摘录：吉伦哈尔决定以《暗处的女儿》为跳板，不是把我对于世界的体验通过电影展示出来，而是要展示她的体验。

这一点对我、对她、对所有女性而言都很重要。

每次女性中有人想要表达自己时，我们都应该希望她的作品属于自己，能成功表达自己。

现存的巨大的艺术仓库，大都由男性构建。

相对来说，我们女性寻找工具和机会，表达在生活中学到的东西，这种实践开始的时间并不长。

因此我不想说：你必须待在我建造的牢笼中。

我们关在男性的牢笼里已经太久了，现在这个牢笼正在坍塌。

女性艺术家必须完全独立，特别是，如果她从其他女性的作品和思想中获得了灵感，她的探索不应该遇到障碍。

😭写的太好了！！！！！！

像清明上河图一样清晰、具体和完整。

你相信吗？

妈妈是可以不爱孩子的，甚至可以讨厌孩子，甚至恨自己的孩子。

不爱也没有关系的。

费兰特三十多年来执着于在写作中探索母女关系，布娃娃的意象在ta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不仅仅是女儿的化身，也凝聚着南泉社会赋予我们的身份。

偷来的塑料娃娃，嘴里流出粘液和蛆。

这幅了娇小美丽但了无生气的躯壳，就像我的女儿，她即将步我的后尘，在家庭——这黑色的粪坑里沉沦——我好不容易才从这里爬出去。

在眼泪干在脸颊上之前离开家。

--抛弃你的孩子们生活，你有什么感觉？

--fucking amazing.偷情的话要用非母语（意大利语）说出来。

她已经结婚了，所以不能由他来主动吻她，他要等她，一个有夫之妇，由她来主动吻遍他全身，引导他进入她，他才不算失德，他才可以放过自己。

Aka 知识分子如何体面地偷情。

费兰特笔下的女性还没能够脱离与男性的关系而存在，她们是母亲、女儿、妻子、情人、姐妹等，我想到杨荔钠导演的作品，里面的女性已经可以不需要依附于男性给予她们的身份而真正独立存在，杨导那句“我对所有的男性不感兴趣”仿佛仍在耳边。

观看不同时期女性创作者的面向，就足够令人振奋了。

虽然母亲是自然赋予的角色，但没有一个母亲是天然的母亲。

看完后我主要想说的是…为母则刚，希望承担母亲的责任，享受孩儿伏在膝上的温暖也好; 不舍自由，热爱独处，害怕麻烦也罢。

这两种选择都没有错误。

需要避免的是“违心”和“善变”…女人要清楚自己什么时候想要什么，不要心中向往自由却又早早生下孩子，财力不佳却意外诞子，这是违背人心的。

如此，你不会快乐，孩子或许也不会快乐。

就像片中主人公一样不舍的追逐梦想 时刻觉得孩子是累赘……也不要过于善变，一会想要抛弃孩子，一会又想念他们…时机总是不对 错过的时光也不会倒回 你永远在后悔。

莱达告诉妮娜：“我太爱她们了，在我看来，这种对她们的爱阻止了我成为我自己。

”导演拍的很细腻，很多点都挺妙的（海边 夫妻间的争吵 丢失的小女孩 偷情的母亲 小女孩的娃娃 橘子），矛盾又和谐。

我觉得最后她在海边和女儿打电话、削橘子的场面是她所期待，但无法实现的，因为她已经死掉了。

《暗处的女儿》居然和《我的天才女友》的作者是同一个埃琳娜·费兰特，挺意外又挺合理的，很细致。

有网友戏称这是一部恐婚恐育的电影，而我觉得这是摆在面前的现实。

女性的弱势，不仅来自于身体，还有社会的约束。

小孩很可爱，但也很闹腾，当你分身乏术长时间走不出来的时候，那根弦就很容易崩断。

当女性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走向事业而抛弃孩子时，她自己是有愧疚 亏欠和过不去的。

可男性没有这种烦恼，因为女性会去照顾孩子。

虽然不可否认的是男性在拼事业的时候也很心力交瘁，但大多数人并没有达到那种程度的责任感。

而女性变成母亲之后会有一种很强烈的道德束缚感，养育孩子似乎是女性必须做的事情，不过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拥有选择的权利，女性可以选择事业或居家，男性可以选择居家或事业等等。

Q：很多时候，人们很难喜欢莱达。

你想让观众喜欢她还是仅仅理解她？

玛吉·吉伦哈尔：我希望你能有各种感觉。

我希望你有时喜欢她，有时不喜欢她，有时理解她，有时忍无可忍。

观众面临的挑战是：你能勇敢地承认你和她的联系吗？

有时候她很残忍，即使是在很小的方面。

但在她之后会感到抱歉，即使她没说出来。

如果我们诚实的话，我们的某些部分有时是残酷的，当你对某人怒吼时，你会有一秒钟表现得像个混蛋。

也许你羞于承认这一点。

看到别人因为自己曾经的残忍行为而感到尴尬、抱歉或羞愧，这是人之常情。

——百度

原著是以倒叙铺开的，Leda用一种清醒，疼痛的絮叨开始自我陈述。

她还经常提到自己的母亲，这是电影里很难展现的。

Leda在原著里的形象给我的感觉是一位沉静，聪明，自省的大学教授。

白天，她在海滩上观察那家人（主要是nina），有时候，她反思，去想自己的女儿和母亲。

原著里对nina的兴趣基本是命中注定，迅速的。

甚至持着调查者的乐趣，比如在和沙滩服务员小伙子的对话中，nina这个名字不知怎么的就又跑了出来。

原著结尾的那一霎那有着荒诞的人间蒸发感，一位冷冷的大学教授被海滩辣妹扎了一针。

读起来是忍着小疼痛咬牙切齿，好像下一秒就应该立马黑屏或者扔掉手中的笔。

我直接摘抄吧：电话响了，是两个女儿的。

“妈妈，你在干嘛，为什么不给我们打电话？

起码你要让我们知道你是活是死吧？

”“我死了，但我挺好的”电影里处理的比较长了，结合了原著开头拍摄了一串蒙太奇，并且设置了开放式结局，算是比较俗套。

电影出彩的地方是全体女演员的演绎，科尔曼扮演的leda，举手头足都显得那么接地气，温和，大智若愚？

达科塔演的Nina没有原著中看起来那么年轻有活力，但是也丧出了风格。

角色之间的张力还能更强一点，但我也不是很想看整场变成科尔曼偷窥达科塔…怪怪的。

这些角色真的能给演员很大的发挥空间，比如leda，我还幻想了一下夏洛特兰普林或者克里斯汀托马斯的版本。

希望大家都能享受小说和电影，女性视角的作品真是会常拍常新呀。

在刚刚过去的第78届威尼斯电影节上，主竞赛单元就有三部与“母亲”有关的电影：佩德罗·阿莫多瓦（Pedro Almodóvar）的《平行母亲》（Madres paralelas），把抱错孩子又相恋这样一个听起来有点狗血的故事融入到生命的传承和历史伤痛中；奥黛丽·迪万（Audrey Diwan）的《正发生》（L'Événement）带着强烈的痛感展示了一个60年代的残酷堕胎故事，最终斩获金狮奖；相比之下，玛吉·吉伦哈尔（Maggie Gyllenhaal）的《失去的女儿》（The Lost Daughter）则显得有点普通，影片讲述了一个非典型妈妈的故事，曾经她和丈夫离婚，三年不见女儿，如今功成名就，也孑然一身。

一直以来，影像中的母亲都被看作是社会征候的显影，因此最被关注的也是其作为社会形象的价值和意义。

但即使只作为符号，“母亲”也不该像唐三藏一样被圈禁在指定范围里。

成为母亲，首先意味着具体的身份冲突，同时，母亲将要遭遇的困境也隐含了结构性的社会观念冲突。

因此，矛盾冲突而不是整合统一，或许才是理解母亲的关键。

这也是近年来母亲题材内转的方向：做母亲还是不做母亲，这可以是个问题。

《失去的女儿》改编自埃琳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的同名小说，尽管对熟悉费兰特作品的观众而言，这样的主题并不让人意外，但吉伦哈尔的改编和执导还是让这个故事更有挑战性，也更出彩。

凭借这部相当优秀的作品，吉伦哈尔收获了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剧本奖，第87届纽约影评人协会奖最佳首作奖，并提名第79届金球奖电影类最佳导演。

主演奥利维娅·科尔曼（Olivia Colman）也在《宠儿》（The Favourite）之后再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但对观众来说，观看这样的非典型故事却又是个挑战。

该片的豆瓣评分为7.5（11348人评分），IMDB评分则仅有6.7（52771人评分），更有趣的是烂番茄网（Rotten Tomatoes）的反馈，专业影评人给出的番茄指数高达94%，而观众给出的爆米花指数则只有48%[1]。

也就是说，当我们说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时，主要指的是影评人的标准，对观众而言，这完全不是一部好看的爆米花电影。

在这部影片中，母亲既不是我们熟悉的政治隐喻（伟大的祖国母亲），也不是很好理解的社会身份（为家庭牺牲奉献的母亲），而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症状——作为母亲的莱达竟然完全不像母亲。

一大学教授莱达拖着一大箱子书独自前往海滩度假，不喜交际的她享受着这种离群索居的悠闲生活。

可突然到来的大家族却打破了这种宁静，为了聚会他们打算重新规划海滩。

莱达拒绝配合换位置，与之产生摩擦，同时却又被大家庭里的年轻妈妈吸引，妮娜母女总让她想起过去。

故事到这里再起波折，妮娜的女儿埃琳娜走丢，莱达帮忙找回孩子，却又顺手拿走了她的玩偶，失去玩偶的小女孩日夜哭闹。

莱达明知妮娜一家被丢失的玩偶搞得焦头烂额，却始终没有归还。

当她终于把修整之后焕然一新的玩偶还给妮娜时，妮娜怒不可遏，用莱达送的帽针捅了她。

莱达连夜驾车离开，影片的结尾又回到了片头，身着白衣的莱达倒在海滩上。

次日清晨，她醒来，在海边一边削橘子一边给女儿打电话。

似真似幻中，影片结束。

影片中，莱达的举动常常让人感到费解，当这些举动和母亲的身份叠加在一起时，就更显奇怪。

假如换成其他人，把玩偶藏起来不过就是让人讨厌的恶作剧而已，但一个母亲这么做，就让观众觉得难以解释——她为什么这么做，她是不是不正常？

产生这种疑问当然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在此之前，我们所面对的影像中的母亲形象总是处于一种清晰的叙事逻辑中。

弗谢沃罗德·普多夫金（Vsevolod Pudovkin）的《母亲》（1926）改编自高尔基同名小说。

影片塑造了一个经典的母亲形象，她在苦难中从无知走向革命，用爱和信念接过儿子的旗帜。

这种觉醒也成为20世纪女性启蒙的经典模式，在伤痛中成为革命者。

如果说革命的母亲具有时代限定性，那么我们更熟悉的还是传统的地母形象，大地母亲既是最为古老的女性原型形象之一，也是民间观念对母亲角色的全部期待，她要承受一切，包容一切，让自己成为孕育家庭的养分。

国产影视剧中最有观众缘的母亲通常都是这样的形象。

与无限包容相对的，是《告白》（2010）和《金福南杀人事件始末》（2010）中忍无可忍绝地反击的“复仇的母亲”，如果法律不能保护自己和孩子，那就亲自来制定惩罚规则。

当一个母亲决定惩罚凶手，她将比凶手更残酷。

从这个意义上说，“复仇的母亲”是以另一种牺牲表明了残忍与伟大乃是一体两面。

相比之下，近年国产影视剧中的“剥削的母亲”则彻底宣告了母亲形象的坍塌。

如果说电视剧中的妈妈主要是物质剥削——《欢乐颂》（2016）中的樊胜美妈妈，《都挺好》（2019）里的苏明玉妈妈，《安家》（2020）中的房似锦妈妈——让女儿为家庭造血，越优秀越值得压榨；那么电影中的妈妈则更多体现了情感剥削——《柔情史》（2018）、《再见 南屏晚钟》（2019）、《送我上青云》（2019）、《春潮》（2019）等影片中的妈妈——她们不仅不能再给予家庭力量，反而成了情感包袱和控诉对象。

提出两条粗疏的线索并不是为了论证母亲形象如何具体变化——在这里也不去探讨变化背后的征候性，比如残酷母亲的形象目前主要集中在东亚影像中——而是想通过变化来指认形象的结构性：无论如何变化，母亲都始终处于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结构中。

也正是这种结构性，让我们得以准确地理解银幕上的母亲，无论她处在哪一个位面，至少都表明了一点，一个母亲不会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该干什么，而观众也总是通过干了什么来审视她们。

不同的是，莱达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正如费兰特在小说中写到的，“最难谈论的事情是我们自己也无法理解的事情”[2]。

神秘作家费兰特享誉全球的知名度来自于《那不勒斯四部曲》，HBO将其翻拍成了爆红电视剧《我的天才女友》（L'amica geniale）。

与女儿们大受欢迎的成长不同，妈妈们的内心世界却很少被关注，也因此，难以被纳入类型化的影像表达中。

在《失去的女儿》之前，费兰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讨厌的爱》（L'amore molesto）也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

在费兰特的笔下，塑造母女关系的其实不是彼此，而是强大但却隐身的历史和暴力，在失去母亲之后，女儿才终于明白了这一点。

费兰特想要表现的正是这种对母亲的无视，正如她所喜欢的作家艾尔莎·莫兰黛(Elsa Morante)所做的：“没有任何人，包括母亲的裁缝会想到，母亲会有一具女性的身体……（以男性第一人称写作）这种伪装的目的就是通过文学，实现母亲的裁缝无法完成的工作：把母亲的形象（死去的母亲、农奇亚蒂娜、同性恋父亲）从包裹里拯救出来……让母亲本来的身材显露出来，讲述女性体验中没有讲述过的东西”[3]。

把母亲还给自己，这大概是玛吉选择费兰特作品的真正原因。

但电影与小说又截然不同。

小说的第一人称视角能让读者迅速了解人物内心，但对电影而言，除非借助旁白，否则无法直接转译。

电影更常采用的办法是通过叙事突显因果，通过逻辑理解人物。

正因为如此，吉伦哈尔的改编才显得大胆，如果按照时间顺序完整讲述莱达的经历，那么这个人物形象将更清晰，当下的故事或许也会更有张力，但是玛吉没有这么做，她把莱达的故事仅仅限定在海边度假。

两个小时用来讲述一个人的一生或许太短，但用来讲述一种体验却足够长，在理查德·布罗迪看来，正是这种大刀阔斧的削减让《失去的女儿》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元电影”：把女性的生命体验还原到微妙的细节和深刻的经历中。

这恰恰是当下电影所缺乏的。

[4]虽然都改编自费兰特的小说，但《失去的女儿》和忠实原著的《讨厌的爱》完全不同。

这种不同不在于取舍了多少，而是取舍本身就是一种重塑。

因为无法把莱达放入既有的形象谱系中，所以我们反复追问，为什么她要把玩偶藏起来，她到底爱不爱自己的女儿？

顺着这样的疑问，叙事的合理性被放到了第一位：莱达可以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观众却必须知道答案，否则这就是一个失败的故事。

但影片从未解释莱达的行为，这种不解释与其说呼应了费兰特所说的“自己也无法理解”，倒不如说是一种更彻底的回答：把母亲从叙事中拯救出来，面对她的症状。

因此，读解（read）莱达的症状而不是解释（explain）她的行为，就成了观看这部影片的关键。

二要解释莱达的行为，就得把她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再从这个位置出发追问是什么塑造了形象，是什么促使她这样做。

于是，影片中的回忆就成了唯一的线索，我们从中寻找因果关系。

长期以来我们都凭借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解读人物，但这一方式在这里却恰恰构成了障眼法，因为母亲的全部秘密并不在于形象背后有什么，而在于形象本身是什么。

如果说只有当一个母亲服从于母亲叙事，她才能被我们理解，那么莱达真正让我们迷惑的恰恰不是她做了什么，而是她没做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对母亲的解释其实都是误读，因为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背后真正有什么。

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正是为了给母亲带上一张合适的面具，面具能帮我们回避来自母亲的真实面庞——危险的无意识。

钟孟宏的新作《瀑布》（2021）也讲述了一个让人压抑的母亲故事。

正是这样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一旦母亲失去面具，生活将变得如何不可理解，如何恐怖。

疫情之下，女儿和妈妈轮流成为病人，只不过女儿被隔离的是身体，妈妈被隔离的是精神。

自从患上思觉失调症，妈妈就成了家庭的恐怖之源，幻想和现实的界限变得模糊。

“瀑布”既是妈妈思觉失调发作时脑中出现的声音，也象征着母女关系的张力和涌动。

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母女争吵场景里，灯下的女儿和暗处的妈妈形成鲜明对比，一如失衡的母女关系，摘下面具女儿可以释放，妈妈则只能崩溃。

妈妈生病之后，母女关系重新流动，女儿开始成长为“母亲”。

女儿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通过精神病的症状来重新理解妈妈，就像我们也从来没想过，恰恰是变化莫测的无意识而不是精心编码的意识，才是理解母亲的关键。

来自母亲的无意识之所以危险，就在于它的不合情理和不可预测，面对偶然泄露的伪装，斜目而视或许能发现端倪，一旦主动捕捉，反而成了对母亲形象的再次框定。

2021年春节档，贾玲带来了她追忆母亲的导演首作《你好，李焕英》，这个感人的故事最终收获了54亿票房，让贾玲出道即巅峰，成为全球单片票房最高女导演。

在母亲李焕英发生意外的弥留之际，女儿贾晓玲穿越回了母亲的青春时代，她决定帮李焕英改变命运。

几经波折命运依旧，在离开之际她才意识到，不是她在帮助李焕英，而是李焕英一直在成全她的帮助。

对于重视家庭伦理且崇尚地母精神的中国观众而言，李焕英对女儿的爱与包容让人很难不动情。

但问题也正在这里，看起来影片最动人的就是李焕英对贾晓玲知情不报的“再次付出”，但真正的重点却在“知情不报”，对于女儿而言，母亲的付出只能是也必须是无言的。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完全按照女儿的意愿重新讲述的母亲故事，也是一个排除了母亲的母亲故事。

在这里，想象母亲如何伟大透露的恰恰是女儿的无意识，妈妈请你像从前一样，再为我牺牲一次吧。

与李焕英迥然不同的是，在《失去的女儿》中，莱达是一个没有女儿的母亲，女儿只在她的回忆里、描述里和手机里。

有意思的地方正在这里，没有母亲的母亲故事激发了广泛的共情，每个人都可以在影片中找到打动自己的细节，没有女儿的母亲故事却疑点重重，面对莱达这样一个不可靠叙述者，观众更想做的还是破案：面具为什么不见了？

这种对比恰恰说明了母亲的处境，与其说母亲总是处于某种关系中，不如更准确地说，母亲总是对象性的，服从母亲叙事就是成为欲望对象，只有成为欲望对象，才能召唤属于自己的孩子。

如此一来，还有归还母亲主体性的可能性吗？

这或许是吉伦哈尔和莱达共同的疑问。

这也是莱达症状的真正由来，为了拒绝成为欲望对象的母亲，宁愿释放“本它”[5]，让面具背后的另一个我显影。

到这里，我们虽然理解了莱达的不同，但偷拿玩偶的一系列行为仍然有待进一步解读。

影片中给埃琳娜带来陪伴和安全感的玩偶，一旦到了莱达手里，就成了诡异之物（the uncanny）。

无论是从玩偶中爬出的虫子、流出的黑水，还是莱达对待玩偶的方式——她不过是像埃琳娜一样，让玩偶成为了自己的陪伴物——都让人察觉到一种诡异的氛围。

但显然，诡异的并不是玩偶本身。

玩偶之所以能触发诡异，是因为它暴露了莱达的被压抑的爱正在以这种诡异的方式向她回归。

这也是诡异物的真正含义，它原本不过是普通之物，只因为承担了无意识的伪装才压抑变形，显得诡异。

相比藏玩偶，更值得琢磨的是反复藏玩偶，即使被管理员看见了，莱达也没有第一时间归还，归还玩偶的那一刻总是被延迟。

也因此，我们需要为莱达的症状重新正名，她并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是始终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也就是说，掩藏玩偶的强迫性重复（compulsive repetition）才是莱达真正的症状。

通过回忆我们得知，莱达曾经把自己儿时心爱的玩偶作为礼物送给大女儿，但大女儿却因为得不到关注，就把玩偶看作母亲的替身加以报复，用彩笔画得乱七八糟。

暴怒的莱达为了惩罚女儿把玩偶扔出窗外，玩偶碎了一地。

如果把从海滩带回的玩偶看作是被摔碎玩偶的替身，那么清洗的确是一种象征性修复，我们猜测莱达也许希望再次回到那个现场。

但更重要的是，清洗并不是终点，在妮娜一家到处找娃娃，家族众人对她充满敌视的情况下，莱达还是冒险去店里买了物料，给娃娃换上了新的衣服。

焕然一新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把玩偶还给自己，而不是女儿。

只有以莱达为目的，我们才能重新审视带走玩偶的真正意义。

带走玩偶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召回新手妈妈的焦虑，这才是莱达想回到的现场。

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反复回到创伤场景虽然不合情理，但仍然是符合快乐原则的，只不过是另一种变体：通过不断重返，主体把被动创伤变为主动体验，从不可控变为可控，从不愉快变为愉快。

也就是说，莱达想要回到现场的原因，也许和我们预想的正相反，要修复和控制的不是女儿的创伤，而是作为母亲的自己。

失去的女儿到底是谁，是影片留给我们的最后疑问。

很多分析认为这是一个多重关系的指代，在每一对母女关系中都有一个失去的女儿，对茫然的莱达而言，这个女儿其实是她自己。

这么说当然没错，只是或许仍然难以抵达没有面具的真相。

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失去的女儿”并没有任何隐喻，在摔碎玩偶的那一刻莱达和女儿都遭遇了情感危机，那一刻她的确失去了女儿——失去了对女儿的控制，也失去了对女儿的依恋——这让她感到十分遗憾。

但更遗憾的是，她并不后悔。

莱达既没有后悔成为母亲，也没有后悔在那一刻离开女儿，这才是故事的残酷真相。

这也是我没有沿用豆瓣译名《暗处的女儿》的原因，让母亲离开隐喻，或许能看到更多。

莱达和妮娜之间的互相吸引在影片中也耐人寻味，如果我们把莱达对妮娜的关注看作是母亲之爱的移情，那么妮娜对莱达的诉求仍然是欲望对象的投射，因此这种召唤注定失败。

归还玩偶的惨烈场景也向我们说明，摔碎的玩偶已不可能再还给女儿，只能还给自己。

但问题也在这里，一个离开女儿的母亲，在我们原谅她之前，她可以自己原谅自己吗？

这或许是《失去的女儿》留给观众的真正难题。

此时此刻回头再看莱达，或许我们可以赞同齐泽克，“享受你的症状吧！

”（Enjoy your symptom！

）。

本文已发表于《戏剧影视评论》2022年第3期注释：[1] 数据查询时间为2022年4月2日。

[2] Elena Ferrante, The Lost Daughter. New York: Europa Editions, 2008. Translation by Ann Goldstein.[3] [意]埃莱娜·费兰特：《碎片》，陈莹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8页，第44页。

引用版本来自得到电子书。

[4] Richard Brody, Maggie Gyllenhaal’s “The Lost Daughter” Is Sluggish, Spotty, and a Major Achievement, https://www.newyorker.com/culture/the-front-row/maggie-gyllenhaals-the-lost-daughter-is-sluggish-spotty-and-a-major-achievement, 2022-1-3.[5] 弗洛伊德的著作The Ego and the Id通常被翻译为《自我与本我》，但近年来已有译者提出译作“本它”更接近id的德语原文Es，也更能突显自我对本它的“入侵”。

参见《死亡是生命的目的：弗洛伊德导读》，唐健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82页。

几年前，我在一个育儿群里问：“为什么母亲就一定要无条件的爱自己的孩子？

”已经想不起来当时聊天的具体内容了，可以肯定的是被批评了很多，比如不爱就不要生、孩子需要爱、这是母亲的责任，但那些批评肯定没有给我答案，因为道理和责任不能代替情感，而爱是一种情感。

这部电影，就讲了一位母亲没办法无条件的爱自己的孩子，她在很多时候选择了承担母亲这个角色，她爱孩子，她也明白孩子需要陪伴和耐心，但她还是会在孩子打扰到她时克制不住的对孩子发脾气、会在自己的事业和孩子的需求间选择事业，她甚至在自己的情感需求和陪伴孩子间选择了自己的情感，为此她一直背负着“坏妈妈”的心理压力。

这部电影不同于我们经常谈论的母亲的艰难，比如承担过多的育儿责任，因为育儿在职场不能得到平等待遇等等，相反，电影中的丈夫有很好的分担父亲的责任，也没有阻止她追求事业，也没能阻止她扔下两个孩子出轨三年。

这位母亲的痛苦，在于没办法按照现代育儿标准成为一位“好妈妈”，没办法无条件的牺牲自己去满足女儿的需求，因此内疚和自责。

最近读了一本书《成为母亲的选择》，其实英文书名是《后悔成为母亲》，作者采访了一些明确表示重来一次不会再选择生育的母亲。

这本书中，和“后悔”这个词出现频率一样高的词是“责任”，大部分女性是因为完美母亲的职责需要牺牲太多自我而后悔，这些牺牲包括时间、金钱、情感全方位的付出。

很多女性都表达了自己非常爱孩子，但是相比付出仍然非常后悔成为母亲。

也有些女性表达了自己就是没办法全心爱上自己的孩子，虽然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百般努力扮演着好妈妈的角色，这样的母亲因为内疚心理压力会更大。

有些女性是因为配偶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或经济压力大而后悔成为母亲，但采访中更多的是配偶已经承担了甚至是大部分育儿责任，家庭也有经济能力，但还是没办法接受母亲责任的女性，“对我来说责任就是一个问题。

”有因为育儿耽误自己的事业感到后悔的女性，但也有很多女性并不是因为家庭事业不能平衡才后悔生育的，相反，很多女性正是认为生育会成为发展事业的压力才后悔的因为养育需要金钱，还有很多人对职场根本没有兴趣只是想把育儿的时间拿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或享乐，也就是说“职场”和“生育”并不是二者必选一的问题，这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下的创造的二元选项，这只会让很多人更加不敢说自己后悔成为母亲，因为她们并没有也不准备有很好的职业规划、或符合社会规则的所谓自我价值实现。

很多女性不能表达后悔的情绪，还因为害怕被指责“那你为什么要生”。

但是和很多事情一样，生育并不是一件可以提前规划好一切然后执行的事情，特别是这件事还会延续很多很多年。

生孩子的原因多种多样，有时候是根本没想过，有时候是社会压力，有时候是理想和现实的冲突，有时候是冲动的结果，有时候是事后发现自己力不从心，大家都能理解人经常会因为这些原因做出后悔的事情，但是却不允许女性因此后悔生育。

可能因为孩子是社会的希望，因为相比成年人孩子太弱小了最需要保护，反正现代文明对父母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这一点我自己也非常矛盾，虽说让一个人为另一个人牺牲没有道理，但到了孩子身上就还是觉得这是唯一的办法，所以我虽然会问“为什么”，但自己也一直努力在成为符合标准的完美母亲，当各种育儿指南都告诉我这样做会伤害孩子的某些方面、或这样对孩子有好处时，会尽力按照各种指南去做，这一方面是爱，一方面是认为父母必须承担这样的责任，因为孩子只能仰仗父母。

看电视剧《梅尔罗斯》的时候，除了父亲是罪魁祸首，人们应该也会指责母亲的懦弱，指责她没能保护自己的孩子，指责她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

现代社会还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母亲的责任就无法避免，但至少大家可以理解有些人对这样的责任有很大的压力或者就是做不好，也许这可以推动将育儿责任更多的交给社会？

总之作为一位非常爱孩子但天天劝人不要生育的母亲，很多时候我自己也非常矛盾，只能说在很多事情上作为第三者，我不愿意轻易的站到责备父母的立场。

暗处的女儿几年前，我在一个育儿群里问：“为什么母亲就一定要无条件的爱自己的孩子？

”已经想不起来当时聊天的具体内容了，可以肯定的是被批评了很多，比如不爱就不要生、孩子需要爱、这是母亲的责任，但那些批评肯定没有给我答案，因为道理和责任不能代替情感，而爱是一种情感。

这部电影，就讲了一位母亲没办法无条件的爱自己的孩子，她在很多时候选择了承担母亲这个角色，她爱孩子，她也明白孩子需要陪伴和耐心，但她还是会在孩子打扰到她时克制不住的对孩子发脾气、会在自己的事业和孩子的需求间选择事业，她甚至在自己的情感需求和陪伴孩子间选择了自己的情感，为此她一直背负着“坏妈妈”的心理压力。

这部电影不同于我们经常谈论的母亲的艰难，比如承担过多的育儿责任，因为育儿在职场不能得到平等待遇等等，相反，电影中的丈夫有很好的分担父亲的责任，也没有阻止她追求事业，也没能阻止她扔下两个孩子出轨三年。

这位母亲的痛苦，在于没办法按照现代育儿标准成为一位“好妈妈”，没办法无条件的牺牲自己去满足女儿的需求，因此内疚和自责。

最近读了一本书《成为母亲的选择》，其实英文书名是《后悔成为母亲》，作者采访了一些明确表示重来一次不会再选择生育的母亲。

这本书中，和“后悔”这个词出现频率一样高的词是“责任”，大部分女性是因为完美母亲的职责需要牺牲太多自我而后悔，这些牺牲包括时间、金钱、情感全方位的付出。

很多女性都表达了自己非常爱孩子，但是相比付出仍然非常后悔成为母亲。

也有些女性表达了自己就是没办法全心爱上自己的孩子，虽然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百般努力扮演着好妈妈的角色，这样的母亲因为内疚心理压力会更大。

有些女性是因为配偶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或经济压力大而后悔成为母亲，但采访中更多的是配偶已经承担了甚至是大部分育儿责任，家庭也有经济能力，但还是没办法接受母亲责任的女性，“对我来说责任就是一个问题。

”有因为育儿耽误自己的事业感到后悔的女性，但也有很多女性并不是因为家庭事业不能平衡才后悔生育的，相反，很多女性正是认为生育会成为发展事业的压力才后悔的因为养育需要金钱，还有很多人对职场根本没有兴趣只是想把育儿的时间拿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或享乐，也就是说“职场”和“生育”并不是二者必选一的问题，这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下的创造的二元选项，这只会让很多人更加不敢说自己后悔成为母亲，因为她们并没有也不准备有很好的职业规划、或符合社会规则的所谓自我价值实现。

很多女性不能表达后悔的情绪，还因为害怕被指责“那你为什么要生”。

但是和很多事情一样，生育并不是一件可以提前规划好一切然后执行的事情，特别是这件事还会延续很多很多年。

生孩子的原因多种多样，有时候是根本没想过，有时候是社会压力，有时候是理想和现实的冲突，有时候是冲动的结果，有时候是事后发现自己力不从心，大家都能理解人经常会因为这些原因做出后悔的事情，但是却不允许女性因此后悔生育。

可能因为孩子是社会的希望，因为相比成年人孩子太弱小了最需要保护，反正现代文明对父母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这一点我自己也非常矛盾，虽说让一个人为另一个人牺牲没有道理，但到了孩子身上就还是觉得这是唯一的办法，所以我虽然会问“为什么”，但自己也一直努力在成为符合标准的完美母亲，当各种育儿指南都告诉我这样做会伤害孩子的某些方面、或这样对孩子有好处时，会尽力按照各种指南去做，这一方面是爱，一方面是认为父母必须承担这样的责任，因为孩子只能仰仗父母。

看电视剧《梅尔罗斯》的时候，除了父亲是罪魁祸首，人们应该也会指责母亲的懦弱，指责她没能保护自己的孩子，指责她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

现代社会还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母亲的责任就无法避免，但至少大家可以理解有些人对这样的责任有很大的压力或者就是做不好，也许这可以推动将育儿责任更多的交给社会？

总之作为一位非常爱孩子但天天劝人不要生育的母亲，很多时候我自己也非常矛盾，只能说在很多事情上作为第三者，我不愿意轻易的站到责备父母的立场。

嗯 看的过程中思考了许多 也带入了自己的童年。

印象中我的母亲也并非真的那么欢喜我 隐约记得孩童时代她对于我的"厌恶"。

（可能出于我自身的不懂事也可能来源吃醋父亲对孩子的爱意高过妻子这一身份又或是她自身保留的孩子气。

）-我也记得那一年和母亲二人去海边 她在沙滩上戏水时的模样 没有拘束 那般自在无虑。

那一刻她或许脱离了一切身份的枷锁 只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享受当下。

我也记得童年时期家庭不算美好的充满争执的氛围。

父亲的缺席及偶尔出现的疼爱。

每天晚上母亲都会期待着父亲今晚是否回家用餐。

比起亲自打电话咨询问题的答案 她更乐于把话筒递给我和姐姐。

或许 她觉得来自孩子的问话可以得到更多的同意的回复。

-话题扯远了。

这部影片中我看到了女性作为个体及母亲这一身份间的来回纠葛 也看到了这个社会对于女性的不友好方面 以及关于人性的复杂多面性。

开篇 影片中的母亲作为教授这一身份来度假。

她敢于拒绝别人的请求 即便这不过是小事一桩。

不过也正由此可以看出她是个有自己想法和个性之人 这与之她年少时逃离家庭相呼应。

她在沙滩上观察着另一个家庭 另一对母女。

不时地牵扯出她过往的回忆。

丈夫在家庭中的不作为/孩子们的吵闹/那个丢出窗外而支离破碎的娃娃......很难去评判孩童的行为 无知无畏又有些"残暴"。

但又如父母亲的抉择 同样觉得孩子是一件包袱 阻碍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婚姻出轨又是否是逃离家庭枷锁的一剂良药？

很难去评判道德问题 当今社会从一而终的又有多少呢？

精神出轨和肉体出轨又是否等同呢？

那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果盘/那个被偷走的娃娃 表面看着如此平静而美好 但内里却如此破败不堪。

这是否隐喻这个影片/这些人/这世上的所有家庭/这整个世界呢？

电影院内咆哮的声音显得苍白无力 女性的发声永远不如男性的一句怒吼。

那根固定草帽的发簪最后成为了刺伤自己的武器。

前一秒还因寻回孩子结交为朋友 下一秒却被偷娃娃行为所激怒而暴力待人。

这影片中的所有人都没有绝对的善恶评判标准 大家都是以自身利益为准则去行事。

片中的母亲最终拨通了孩子的电话 又想起了过往削水果皮时的场景。

这算是过往云烟后的醒悟吗？

这便是最后的结局吗？

或许还会流浪 继续新的旅程 但谁又知道呢？

人啊 终究是复杂的。

若按罗兰·巴特所说，“写作就是提出问题”，那么，由美国女导演玛吉·吉伦哈尔执导，改编自意大利女作家埃莱娜·费兰特同名小说的电影《暗处的女儿》，就是以视听语言的形式再一次将“母性”和“母女关系”问题抛给观众的勇敢尝试。

从小说到电影，《暗处的女儿》是如何延续费兰特的女性主义立场的？

它又如何通过“最背叛却也是最忠实的”改编，重新打开了“母亲”背后的迷思？

看完这部电影，或许会有自己的答案。

作者丨张雁南，编辑丨罗皓菱，首发于《北京青年报》3月11日青影院B03夏日假期的海滩以“母女关系”为主题的电影，大多是从“女儿”回望“母亲”的视角展开的，比如杨荔钠的《春潮》，瑟琳·席安玛的《小妈妈》，英格玛·伯格曼的《秋日奏鸣曲》，以及马里奥·马尔托内执导，改编自费兰特同名小说的电影《烦人的爱》。

尽管“回望”的动机往往在于女儿自身成为了母亲，体验到身为母亲的种种，因此想要重溯与母亲的关系（杜拉斯说，既是歌颂也是清算）；尽管在“回望”过程中也会暗示与下一代女儿之间的关系，但无论从篇幅还是强度上来看，母女关系中的母亲和母性维度，仍处在隐而不显的晦暗状态中。

如何理解这心照不宣的缄默？

或许是我们早已预感到，比起女儿的回望，以母亲作为第一视角，在无限贴近自身、反思自身的过程中触探母性和母女关系，无疑是一桩更艰难也更凶险的事件。

但为了孕生新事物，为了在影像中缝合母亲的碎片，电影《暗处的女儿》便在标记为“母亲”的暗礁处惊险地起航了，径直驶向的是费兰特世界中一处最关键的时空图景：女主角莱达独自前往度过夏日假期的那片海滩。

夏日假期，意味着日常生活秩序的中断，意味着剧场的幕间休息；飞沙走石的海滩，是海陆之间的居间地带，也是海洋法与陆地法之间的交界处。

海滩一开始几乎是空的，只有一排排静待人物入场的沙滩椅。

48岁的莱达载着半箱书稿，计划在那里安排她的工作假期。

穿过松林抵达海滩，她做的第一件事却是本能地将自己浸泡在海水里，作为从身份到身体的仪式性转换。

女性身体在场的恢复，也改变了身体与周遭的关系。

在模糊了社会身份和父性环境的意义上，现实中的夏日海滩便翻转成了存在论意义上的母性空间。

松林气息的吹拂环绕，海浪的轻拍和律动，海滩全然地裹拥着遮阳伞下的莱达进行阅读和写作。

然而，夏日海滩的空与静不仅没能持续多久，搅扰人心的旋涡更难以被阻挡在墨镜之外，入侵者的声音早在目光锁定之前就刺入了莱达的耳蜗：先是从海滩另一头哗然而至的那不勒斯大家族，接着是从海上驶来的那不勒斯青年男女的摩托艇。

外部声音的灌入触发了莱达心中某种莫名的紧张和焦虑。

当她试图在海滩上追踪陌异感的来源时，莱达的目光落在一位名叫妮娜的年轻母亲身上：因为她脱离家族只和女儿埃莱娜做伴；也因为她的沉默和异域风情，使其难以融入那不勒斯家族的全景之中。

对妮娜的远景式观察，在莱达心中唤起一种女性处境意义上的相似感，面对妮娜，莱达开始联想起初为人母时年轻的自己。

果盘暗处的秘密声音的侵入刺破了宁静假日的想象，但早在莱达抵达海滨旅馆时，事件性的可怖征兆就已经在餐桌上的果盘暗处静候着她了。

只不过一开始莱达是以旁观者的身份，作为一名游客（观众）进入虚构的科佩里岛（剧场），并不会留意暗处的危险；此外，对知识女性身份的认同也担保了莱达的客观视角，为此她认真纠正管理员莱尔对她的猜测：我是一名大学教授。

不过第二天，当莱达在海滩上遇见那不勒斯家族和妮娜，目睹了她和女儿、娃娃之间的互动时，一股眩晕感就像灯塔的煞白之光那样射入她的身体。

正是主体晃动的时刻，当莱达想要以水果充饥时，她命运般地撞见了水果的腐烂内核。

鲜亮果盘的陡然翻转，像是骤降的暴风雨倾覆了平稳航行的船只，暴露出知识的无能和身份的脆弱。

实际上，要是母女关系真能通过这套父权象征体系而被阐述清楚，要是所谓母性的“原罪”真能通过控诉父亲们在育儿上的心照不宣而得以被彻底清算，要是千百年来女人-母亲的私人痛苦真能通过反转传统家庭性别分工，像男人那样牺牲家庭、追求事业、享受自由，像父亲那样育孩（几通简短、无关痛痒的电话，满足女儿的非情感性需求）而得以解决，那么《暗处的女儿》就不必存在，也无需被改编了。

但《暗处的女儿》的深意正在于，它将腐烂的果盘进一步翻转成了母性欲望的生产性标记。

正是在丑陋、扭曲的否定面向上，莱达认出了被压抑至今的母性欲望。

也正是这疯狂涌出的欲望，将她从观众席卷入到舞台中央。

如果说在果盘事件发生之前，莱达与妮娜之间的关联只是基于一种笼统的女性经验的相似性，那么在经历了种种陌异征兆（母蝉、松果、暴风雨）之后，在一种更隐秘的母女关系维度上，莱达与妮娜之间形成了一条强韧纽带：莱达看见了“年轻完美母亲形象”背后那个因疲于安抚女儿情绪、因女儿和娃娃的失踪而痛苦的女人，那个为了享乐和自由而和海滩服务生威尔偷情的女人；而当莱达回忆起初为人母时的情景时，我们惊讶地看到了几乎同样的情节。

与此同时，随着“母亲”秘密的陆续敞露，莱达似乎更危险地卷入到妮娜和埃莱娜之间。

她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母女之间的汹涌欲望：女儿的渴求与忧伤、母亲的野蛮与疯狂、母女之间的彼此享乐与彼此吞噬。

频繁出现的焦躁和头晕，正是莱达心理防御机制启动时的身体性症状。

抛来抛去的娃娃影片中唯一成问题的物件就是娃娃。

若果盘在事件的意义上揭开了“母亲”的暗处，启动了性差异的开端，那么，随妮娜和埃莱娜一同出现的娃娃，也就不能再理解为传统意义上的女孩玩具。

它是清空了一切涵义的空洞之物，因此才会被投射和移情，才会被莱达偷走。

但从性差异的角度来看，投射和移情之所以会触动，更是因为娃娃作为一种直接的中介，总是处在女性欲望、母性欲望的原初场景中：在生命的最初阶段，母女是全然一体、互为彼此的，但父法的介入会分裂母女的粘连状态，造成母女的分离焦虑和对死亡的恐惧。

母亲深知这一焦虑和恐惧，因此拿出一个娃娃作为彼此的替代物。

至此，对女儿来说娃娃就是妈妈，对妈妈来说娃娃就是女儿，娃娃既是妈妈又是女儿。

在替代和分身的意义上，丢失的女儿或娃娃，无论对母亲还是对女儿来说才是一项绝对恐怖的死亡经验。

但母女之间的分身游戏远非止步于此。

露西·伊利格瑞曾描绘过一幅母女关系的动态图像，她说，母女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场永无止境的接抛球游戏，来回抛接着母亲与女儿既相似又差异的重重图像（image）。

相对容易辨认的是相似性的欲望，在影片中，经由母女彼此相像的身体，以及名字这一外部的相似性所担保；与此同时，娃娃内在地也是母女之间彼此“成为”（becoming）的通道：女儿想变成妈妈，莱达的大女儿比安卡爱观察和模仿莱达的小动作，她想像妈妈那样削出不间断的果皮；妈妈也想重新成为女儿，莱达会想象自己是比安卡或小女儿玛莎，像她们那样和年轻男士交谈。

正是在无限生成“妈妈-女儿”、“女儿-妈妈”图像的过程中，母女关系的否定性涵义才能被肯定性地改写，女性谱系才可能在母女之间编织起来。

这样的女性谱系超越了线性时间和物理空间，隐秘而又强韧地显现在一代代母女的生命活动之中。

48岁的莱达正是在女性谱系的意义上领悟了母亲突然站立时的头晕，女儿比安卡抵抗剥夺感的性格，以及祖母别戴帽针的方式。

影片结尾看似回归到影片最初的场景，莱达晕倒在深夜的海边，但故事并没有结束。

第二天清晨，海浪的拍打唤醒了莱达，她突然想到女儿们。

在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中，莱达接通了女儿们的电话，一边听女儿们的声音，一边剥着果皮，同时回想曾经和她们一起削果皮的场景。

海滩全景中，莱达半摇晃着的身体就像一只娃娃，在死亡与新生之后，重新找回了自身之中的女儿-母亲。

从此，一代代母女之间的精神线谱，就既像母女手中那条削不断的果皮，可爱可怖一如蛇怪海怪，更是涌动在母女之间的那条剪不断的脐带，自由纷扬在暴风雨的夏日海滩。

重看了《暗处的女儿》 ，很能理解对于导演和主创来说小说是多么有吸引力的material。

重看也确实收获了看小说之前第一次观影时没有的一些新的感受。

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尤其喜欢影像风格和音乐，但仍然感受到不同载体对于人物心理感受的呈现效果的差别。

勒达那些无孔不入、如影随形、无从探寻逻辑的，又对她这个人有绝对defining意义的潜意识，是无法像文字一样那么直观透彻的用影像的方式呈现出来的。

很欣赏导演没有采用旁白的形式来展现勒达的观察、臆想和回忆，但也并没有用影像的方式解决掉前面提到的潜意识世界在电影中的缺失，而在我看来这正是整部小说的重点——暗处的女儿所在的暗处。

一个曾经遗弃过女儿的母亲，一辈子都会活在潜意识里女儿的注视下。

而那些你以为早已沉睡的记忆中的猛兽，总会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刻醒来，罪恶感像潮水一般汹涌袭来，令人不禁感叹，人老了要battle多少心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