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开始爱上你

在过于早的年纪进入婚育，堪称骗局。

婚姻和生育是一艘跨洋航船，在还不知道婚姻和子女意味着什么代价的年纪，她们一脚踏上甲板，从此举目四望都是海洋：要做贤妻安慰不举的丈夫，要做良母照看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尖叫的孩子，说好的家庭分工也可以随时推翻，如果你不来，我就无法handle，那就让孩子们下地狱吧。

更绝望的是雌性的生育天性似乎让她永远无法卸掉对子女的爱与责任，好像软弱是女人生来的罪过，全世界都可以欺负你、对你予取予夺。

相似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发生。

一个孤立无援的女人无法同时扮演妻子、母亲和自己。

在很年轻的时候，她们不知道这件事的困难；在进入婚育阶段后，又无法轻易抛弃其中任何一个角色；若针对其一进行摸鱼式上钟，或许能将这种稳定状态维持得略久一点。

丽塔和妮娜是不同年代下的双生子，前者作为妻子、母亲的苦痛在后者身上一模一样重演：在过早的年纪结婚并生子（丽塔十八岁生育，妮娜结婚后马上就生了孩子），丈夫四处游走、不承担任何家庭角色，孩子处在最无知而喧闹的年纪，并不明白自己正在无限度地消耗母亲的生命力。

出轨是生活中唯一一个能喘息的窗口，如逆水之人面对浮木，并非她们选择如此，而是她们别无选择。

要想幸存，要么忘掉自己，要么背叛自己。

丽塔比妮娜更勇敢、自我，但依然难免被这种背叛带来的负罪感压垮。

“女儿们不在身边是什么感觉？

”“感觉很棒。

我尽量忍着不崩溃，可最后还是崩溃了。

”“这种感觉会过去吗？

”年轻的母亲终于痛哭出来，“我感觉好像是会过去的。

如果感觉amazing，你为什么还回到女儿身边？

”如果是爽文，就可以写丽塔离开家庭后登上比较文学巅峰，每年有两个月悠闲假期来意大利度假看海晒太阳，年近半百还有一把子追求者，上至看门老头下至年轻活力pool boy，都排着队调情上床。

但真实的人类、真实的女性、真实的母亲和妻子，不是这样的。

拥有完整自我的成本太过于巨大，抛夫弃子还不够，还要苦痛挣扎数十年直至自我救赎，所以时隔二十年，丽塔还在偷小孩的洋娃娃，并频频从女儿失踪的噩梦中惊醒。

看到这里，很难不被这种针对自我的高标准严要求感到震撼，但想到祖祖辈辈的母亲们包括我自己，又非常离奇地完全可以共情了。

没看过原著小说，但感觉这是一部有些难度的电影，难度在于要以什么来支撑这么弱的一个故事。

开头即结尾，48岁患有脑癌的女教师来到一片谈不上怡人的海滩度假，她观察游客，帮忙找孩子、偷玩偶，与不礼貌的一家人发生小摩擦……若把这些作为故事的主体肯定是不行，即便加上女二号与虚伪男教授的戏、妮娜出轨的戏、女主逃离家庭责任的爽与悔（暗线）、女主与房东的暧昧……也还是弱。

但贯穿始末的那种紧张气氛很吊人，而这种气氛就是女主在最后时光的心理，恰到好处地填满了故事的间隙。

女主的结局反映了社会对女性的无情：你若强行挣脱家庭对你的束缚去追求自由人生，你的命运也许就是这样。

此外，尽管女二与教授的那场戏意在隐喻女主离家出走前的处境，但毕竟完全脱离了女主的内视角而又无处可借，处理得不够专业。

总体还比较喜欢。

【巧妙的软广】https://site.douban.com/215175/ （我的小站）

一位母亲所能做出的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

这个问题萦绕着埃琳娜·费兰特的所有小说，在她的第三部小说《暗处的女儿》（The Lost Daughter）中，它成了压倒性的核心主题。

48岁的比较文学教授勒达·卡鲁索在海边租了一套公寓过暑假，在那里她努力工作，并反思自己与两个女儿的关系。

她有没有辜负她们？

她在乎吗?（本文译自《新政治家》的文章“True cinema trusts in images: Elena Ferrante on Maggie Gyllenhaal’s The Lost Daughter"）在演员玛吉·吉伦哈尔的这部导演处女作中，勒达由奥利维娅·科尔曼和杰西·巴克利（在闪回中）饰演，两人共同捕捉到了书中的一些怪异和暴力：母性的粗糙边缘，以及其中残酷和愤怒的时刻。

这是费兰特的第一部英语改编电影，吉伦哈尔的剧本惊人地忠实于原著，结构上更像惊悚片，在今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剧本奖。

导演的选角安排更加不拘一格，其明星阵容还包括达科塔·约翰逊、因《正常人》而崭露头角的保罗·麦斯卡、艾德·哈里斯和彼得·萨斯加德（吉伦哈尔的丈夫）。

要将一本充满隐喻、讲述不可靠叙述者狂热梦想的书变成现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吉伦哈尔曾说，她第一次读到这部小说时，她想，这“多么令人兴奋和危险啊”，于是开始给费兰特写一封长信。

人届中年的勒达被在同一海滩度假的一个年轻女人（约翰逊饰）迷住了：一个坏妈妈注视着一个好妈妈，好妈妈宠爱着她的女儿，而女儿宠爱着她的洋娃娃。

小女孩短暂失踪后，勒达偷走了洋娃娃，给它买了新衣服，从它嘴里抽出一肚子海水和一条虫子。

洋娃娃是费兰特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隐喻——堕落的孩子，失踪的女儿。

这本书只有140页，具有费兰特后期作品中较少出现的清晰和克制的特点。

它也可以很有趣，吉伦哈尔和科尔曼倾向于这样做。

勒达屈服于她最离经叛道的冲动：她抛弃了她的孩子，毫不犹豫地欺骗了她的丈夫，偷了一个孩子的东西。

但她并不后悔。

“多可怕啊，这是为什么?”当勒达说她离开了她的女儿们时，一个女人问道。

她回答说：“我很累。

”吉伦哈尔在2018年获得了改编权，费兰特当时表示，她会让吉伦哈尔自由发挥：“我们在男性的笼子里待得太久了——现在这个笼子正在坍塌，女性艺术家必须完全自主。

”她补充说，她不会给男性导演同样的自由。

所以我开始问她和吉伦哈尔的关系是如何发展的。

《暗处的女儿》2018年，你写道“玛吉·吉伦哈尔是我喜爱的演员”。

你对她的作品了解多少，你们是如何合作的?埃琳娜·费兰特：在电影《秘书》之后，我想我几乎看了她在意大利上映的所有作品，包括电影和电视剧。

玛吉·吉伦哈尔很棒，她有一种独特的美，在银幕上的表现充满了智慧的能量。

当我得知她对《暗处的女儿》感兴趣时，我立刻认为她会做得很好。

我对此很确信，读了她的剧本后，我给她唯一的建议就是不要让自己被类型片（危机中的情侣、惊悚片、恐怖片）的规则所束缚，要坚持一种“略微狡猾的现实主义”。

遗憾的是，我们的来往太少了，不足以开始一段更复杂的关系，即使只是书信来往。

你还写道，吉伦哈尔可以自由地把《暗处的女儿》拍成她自己的——“即使她只是想把它当作自己创作冲动的跳板”。

她有多忠实于原著，或者说她的创造性如何?埃琳娜·费兰特：我通常避免根据电影对书的忠实度来称赞它。

一部好的小说是难以捉摸的，作为电影制作人，你不可能真正拥有它，你只是对它有了一个想法，然后你把这个想法付诸实践。

当然，这丝毫不能证明那些电影制作者是对的——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把一本书想拍成什么样就拍成什么样。

草率地低估小说的策略往往会导致混乱，结果是灾难性的，特别是在叙事方面。

那么，怎么样才称得上是一部根据好书改编的好电影？

它捕捉到了写作的每一个冲动，并找到了方法将其转化为影像。

这种努力需要的不是忠实，而是创造，而且往往是背叛。

我们的目标是抓住这本书的核心，或者至少是编剧和导演对它形成的想法。

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最不忠实的电影可能会神秘地接近原著。

吉伦哈尔就是这样。

她的电影看起来非常接近小说，正是因为它对背叛忠贞不渝：这是最有成效、最令人惊叹、最难以做到的一种忠诚，在生活中也是如此。

你最喜欢这部电影的哪一点？

在这个你自己的故事中，有没有什么地方给你不一样的印象?埃琳娜·费兰特：说实话，我喜欢整部电影。

吉伦哈尔拍出了真正的电影：她相信影像；没有画外音来帮助故事发展；对话是暗示性的；手势饱含感情，即使只是暗示；过去在此刻的闪现是令人信服的；一些小事件自然而然地引发了一种越来越紧张的氛围。

而且，她能将书中意象转化为有着自己风格的影像，这一点非常奇妙：闪烁的灯塔光束、一碗美丽却已经腐烂的水果、枕头上的蝉、削成蛇形的橙子皮、藏在洋娃娃肚子里的虫子，等等。

人物的每一个动作都是模棱两可的，揭开又藏起来，藏起来又揭开。

因此故事流畅，却又沉入其黑暗面，在内部挖掘。

是的，这是项了不起的工作。

片中有一个时刻——确切地说，有两个时刻——在我看来有一种罕见的强度。

在第一个时刻，年轻的勒达——杰西·巴克利饰演，我们不应该错过她的表情——向她困惑、惊慌的情人承认，她和女儿们的电话让她厌烦，也让她们厌烦。

第二个时刻，也是最可怕的时刻，由无与伦比的奥利维娅·科尔曼扮演的勒达，控制不住地哭泣着承认，当她离开孩子们时，她真的感觉很好。

这是这本书的核心，在银幕上，它以一种令人痛苦的力量冲击着我。

你说过这部小说比你的其他小说更冒险——你是在“没有救生衣的情况下冒险进入危险的水域”。

为什么这么说？

你重读过它吗?埃琳娜·费兰特：没有，自2006年这本书在意大利出版后，我就没有重读过它。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初稿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末。

但从2003年开始，我重写了很多次，我似乎不知道如何结束它。

长久以来，我一直觉得有必要讲述一个女人如何在巨大的痛苦中放弃自己的孩子，感到的不是内疚，却是轻松、全然的快乐。

我想描述那种喜悦感并没有消失，即使这个女人回到家，被她自己的矛盾打败，并在母职和工作之间寻求艰难的平衡。

但荒谬的是，作为叙述者，我自己却感到内疚。

我很不安，因为我在钻研那些素材，但我越想停下来，就越高兴地继续钻研下去。

这本书是以意大利南部为背景，而电影是在希腊拍摄的，由美国人执导，英国人主演，还有一个国际演员阵容。

你觉得改编过程中有什么得失吗?埃琳娜·费兰特：我刚提到的背叛就包括这些以及其他一些方面。

有些对我这个作者来说是痛苦的，它们可能导致叙述机制的严重简化，更糟糕的是，导致角色缺乏可信性，但这并没有发生。

在我看来，这部电影有一种力量，与地点变化以及“意大利风情”和“南方风情”的丧失截然不同。

你怎么看待奥利维娅·科尔曼对勒达·卡鲁索的诠释?埃琳娜·费兰特：你知道，当你写作的时候，人物的身体特征是确定的，但又是可变的。

词语可以界定某个东西，但也会使之模糊不清，这就是每个读者都把这本书当成自己的私人书籍的原因之一，甚至作者心中也有一个与出版版本仅有少部分重合的文本。

一旦把它拍成电影，事情就明显变得复杂起来。

电影是用身体制作的，而这些身体的特征不可避免地被明确界定。

另一方面，写作和阅读则跳过一些内容，明确另一些内容，并为不确定的内容留出广阔的空间。

吉伦哈尔打算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得承认，我当时想的是：她本人演勒达会非常合适。

后来我得知饰演勒达的是我非常喜爱的奥利维亚·科尔曼，我高兴极了，于是我逐渐摆脱了对吉伦哈尔版勒达的想像，谨慎地靠近科尔曼版勒达。

我时不时把它当做一项试验，等待电影的上映。

今天我可以完全自信地说，科尔曼是这个用影像讲述的故事的真正力量。

如果说闪回部分是如此自然地流动，这不仅因为巴克利很出色，也因为科尔曼赋予了勒达复杂的内心世界，没有任何想法、感觉或记忆不会在她的脸上、在她的眼睛里、在她的手势上闪烁，哪怕只有一瞬间。

是的，她是一个非凡的勒达。

还有没有其他表演让你印象深刻，或者让你感到惊讶的？

埃琳娜·费兰特：杰西·巴克利，她和科尔曼融为一体，跟两个孩子一起度过了难忘的时刻——更不用说非常艰难的时刻了。

但说真的，我对他们所有人都很满意。

达科塔·约翰逊和奥利维娅·科尔曼在勒达给尼娜别针的那场戏中尤其感人。

你有没有和别人一起在电影院观看过你的作品？

你有没有过冲动，想要公开说：“那是我的作品！

”就像你的某个角色可能会违背他们更好的判断那样?埃琳娜·费兰特：这种经历反复出现过。

第一次发生在25年前，当时我看了马里奥·马托内（Mario Martone）根据我的小说《讨厌的爱》改编的电影。

看到它极其感人——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电影界——我非常高兴，并为这个成果感到骄傲。

我喜欢这点，即这部电影源于我的作品，我经常向朋友和家人夸耀它。

但仅此而已。

《讨厌的爱》海报电影《暗处的女儿》与小说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在闪回中勒达的母亲缺席了，艰难的母女关系也没有出现。

你觉得遗憾吗?埃琳娜·费兰特：在吉伦哈尔选择的含蓄节制风格中，对母亲有短暂提及，还有母亲送给勒达的洋娃娃，在我看来已经足够了。

然而，我的确为这些缺失感到遗憾：勒达两次怀孕的差别，一次容易，一次困难；重点是与孩子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还有那个尽一切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完美妈妈的家族友人，羞辱了勒达；以及我故事结尾那句简短的话：“我死了，但我很好。

”不过，这部电影已经时长两个小时了，而且它本身就很好。

母性的黑暗、暴力背景仍然有力地浮现出现。

这个故事围绕一个失踪的洋娃娃展开，这也是“那不勒斯四部曲”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这个意象是从哪里来的?埃琳娜·费兰特：我想我玩娃娃玩得太久了。

甚至到了13岁左右，我还总是觉得它们是有生命的，很难与它们分开。

它们的象征意义是复杂的，可能在我写作时也在起作用，我不知道。

但在我的故事里，娃娃确实是我小时候的样子：不是玩具，而是我的女儿、我的朋友、我的敌人，有时是我的母亲，全都沦落到服从我的地步。

Netflix也在改编你的最新小说《成年人的谎言生活》（The Lying Life of Adults），将在那不勒斯拍成八集连续剧。

你会参与吗？

埃琳娜·费兰特：我的角色是阅读剧本，如果我觉得有必要的话，就会介入。

对几乎所有由我的书改编的电影作品，我都是这样做的，这是很费心费力的。

有时我对别人的作品很满意，有时我想自己从头写到尾，再重写。

但是，我想强调一点，我并不看守我的小说，我自己也经常提出书中没有的场景。

事实上，我希望有更多的创造。

我不能接受的是，在没有充分的、令人信服的理由的情况下，我的文本被颠倒过来，因此我坚持自己的想法，但主要是因为我担心影视化的版本能否取得成功。

总的来说，我的建议是一丝不苟、非常坦率的，这与其说是由于我的性格，不如说是由于我缺乏安全感。

参与剧本不是我的工作，我同意做这个是因为我很好奇，也因为我一直对电影充满热情。

我很快就意识到，也许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把你的期望建立在剧本上是有风险的，你必须等着看电影。

看初次剪辑版的那一刻是我最害怕的，是我最沮丧的时候，也是我最兴奋的时候。

但我想说的是，即使我在合作剧本时是个大麻烦，如果有什么东西能让我这个观众着迷，我就会被迷住，我对缺点是宽容的。

迄今为止，与我合作过的导演都知道这一点：马里奥·马托内、萨维里奥·科斯坦佐、爱丽丝·洛瓦赫、丹尼尔·卢切蒂。

我最喜爱的时刻——可惜很少——是电影将书籍从我心中抹去的时刻，那一刻我成为了观众，被银幕上的画面所吸引，爱上了电影，就像我一生中所不断经历的那样。

本文译自《新政治家》的文章“True cinema trusts in images: Elena Ferrante on Maggie Gyllenhaal’s The Lost Daughter"，发表于公众号“界面文化”。

原文链接：https://www.newstatesman.com/culture/books/2021/12/true-cinema-trusts-in-images-elena-ferrante-on-maggie-gyllenhaals-the-lost-daughter

希腊海岛上阳光灿烂，但免不了暴雨忽至，同行皆狼狈。

勒达表面上看来是那个年龄段女性的标杆，脸上没有什么岁月的沧桑，杰出的希腊文学翻译家，连店员小伙计都夸赞勒达的容貌。

可是内里，勒达过去对家庭的背叛的阴霾随时爆发，浩浩汤汤，击垮自己。

面对失控的幼儿，勒达和妮娜都爱她们的孩子，只是没有那么喜欢罢了。

社会给女性强加了太多家庭责任，很多女性在家庭里逐渐逐渐丧失自我，多么可怕。

电影好多隐喻，比如女儿的电话，脏兮兮甚至藏了一条虫的娃娃，什么时候开始，电影都喜欢明线暗线交织，隐喻随时渗透了？

昨日下午在房间一个晒得到太阳的角落里独自看完电影，忽觉困倦，迷迷糊糊睡着，醒来时，深蓝的暮色已渐渐苍茫，楼下的灯光打到天花板上，映出一方白色四边形，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感觉，感觉自己像是结尾卧倒在夜晚的海滩上的勒达，不同的是，她能很快迎来第二天初升的太阳，而我还要经历一整个长夜。

我是一个不合格的女权主义者，许多想法只困于脑海，并不想付诸于实践，许多想法真正并不丰满。

人生里面有太多滋味我不敢去尝试，就这么晕晕乎乎地长到了二十多岁，提到家庭与婚姻，责任与使命，更多的是逃避，只是再长几岁，便真的避无可避了。

在今年落下帷幕的威尼斯电影节上，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本届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影片中，有三部影片都讨论了关于女性生育的伦理问题。

开幕电影《平行母亲》讲述了两位身份各异的母亲，在同一天诞下了自己的孩子，从此她们的命运发生了截然不同的改变；《正发生》拍下了在60年代的法国，一个成绩优异的女学生意外怀孕，为了堕胎而不得不经受极大的羞耻和痛苦的经历；《暗处的女儿》则以女主角观察他人生活和回忆自己过往经历的双重视角，为观众徐徐道来了一个抛弃女儿的母亲的故事。

《平行母亲》剧照

《正发生》剧照三部电影都获得了不俗的成绩，《正发生》荣获金狮奖、《平行母亲》为饰演母亲的佩内洛普·克鲁兹拿下了最佳女主角奖、《暗处的女儿》获得了最佳剧本奖。

其中，《正发生》与《暗处的女儿》分别由奥黛丽·迪万与玛吉·吉伦哈尔这两位女性导演执导，威尼斯电影节在即赵婷之后，连续第二年将电影节的最高奖项颁发给了女性导演。

玛吉·吉伦哈尔也是一名演员，曾经出演过诺兰执导的《蝙蝠侠：黑暗骑士》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了电影制作的幕后核心工作，荧幕上的女性角色塑造也变得越发立体、朝着现实主义的形象靠拢。

最早，女性角色在电影荧幕上是英雄的点缀，或终其一生为家庭奉献的母亲，女性的荧幕形象需满足社会对女性群体理想主义式的期待；现在，多元化的制作团队能够借由电影，讲述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女性故事，让角色展现女性群体不曾表达、但又真实存在的一面。

女性电影的特点在于，它剥开女性在社会生活中不得不隐藏起来的虚伪而又富有悲剧色彩的一面，用戏剧般的手法搬上荧幕，讲述的却是每个女人都感受过的普通的一生。

《暗处的女儿》在正式首映之前就已经受到了相当大的关注，电影改编为埃琳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的同名小说。

埃琳娜是一名意大利作家，她的作品《那不勒斯四部曲》曾被HBO翻拍成电视剧《我的天才女友》，受到了广大的欢迎。

《暗处的女儿》是埃琳娜非常早期的作品，讲述了一位专攻学术翻译的英语老师勒达独自一人前往海滨小镇度假，在那里她遇见了妮娜一家，好奇心驱使她在暗中观察妮娜和她的小女儿埃琳娜，这对年轻母女之间无意义的生活琐事却让勒达想起了自己作为母亲的过往故事，痛苦回忆的交织让勒达卷入了妮娜一家的风波当中。

《那不勒斯四部曲》也是一部典型的女性主义作品，书写了两个性格各异的女孩在意大利保守的社会背景下成长和蜕变的故事奥斯卡影后奥利维娅·科尔曼饰演的勒达，在影片开始为观众展示了一个性格乖张、我行我素、沉浸于自己学术生活的中年教师形象。

她带了整整一个行李箱的书来海边度假，每天的度假生活就是在海滩边看书写作、远离世俗的纷扰。

勒达和过去女性电影中千篇一律的独立女性形象不同，她不艳丽、没有自信到发光的气场，看上去就只是一个普通女人。

勒达用学识将自己与外部世界之间筑起了一道厚厚的墙，用精神物质丰满自己，偶尔也会产生寻找刺激的念头，但又不希望他人闯入自己宁静的生活。

科尔曼演过姿色各异的自信女人，职场女性、警探、皇后……男人的自信伴随着长年累月的自我肯定，而女人的自信是一段以自我否定为起点的艰难坡道，常常跟随着她们的身份背景和年龄所改变。

勒达的自信来源于她作为一个学者所拥有的精神世界的厚度，大多数性格慢热的学者能够靠这面厚墙伪装起他们的真实情感，将他们和令人烦扰现实社会隔离，自愿在相对平静且安全的学术世界里画地为牢。

勒达很难通过寻常的方式和周遭环境相处——就像是在吃一颗鸡蛋，需要用力将外壳打破，才能接触到内部柔软脆弱的心。

她离群索居，避免和其他游客产生虚情假意的交流，在旅馆里独立住了两三天，才头一回坐到旅馆楼下的餐吧里用餐。

旅馆管理员出自善意想陪伴独自用餐的勒达聊天，却遭到了勒达直白的拒绝。

左思右想到餐完毕，勒达才开始后悔刚才自己的举动，或许出于歉意、也或许是出于“旅游在外总是要寻找刺激”的心态，勒达还是决定径直走向管理员。

管理员正背对着她打牌，勒达鼓起勇气狠狠地拉低了自己的衣领，悄悄凑近了管理员的耳朵，亲昵地说了一句挑逗的意大利语，结果把对方吓了一大跳。

影片成功地让女性观众们在勒达身上看到了自己在生活中最别扭的一面：想要假装坚强因此拒绝别人的善意、想要放手一搏却始终无法放下自己的矜持。

导演玛吉在片中使用了大量的特写镜头聚焦于勒达的表情变化，让观众如密友般凑近了去观察她的眼睛、她的皱纹、她的情感转变。

电影中大量的借喻手段都在进一步帮助观众理解勒达的内心世界：夜晚如警笛一样不断在空房中闪烁的远灯、天亮前死在枕头上的蝉、从内部开始腐烂的果篮……这些借喻手段一再隐晦又急切地向观众表明，勒达并不是一个看起来表面简单的中年知识分子，她的真实生活一如这场表面美好的度假胜地般虚伪。

不要小看任何一个人到中年还未向社会规则妥协的女人。

她们如果不是被家庭和朋友保护得太好，不用自己迎难而上去见识过世界的险恶；就是已然经历过大风大浪，在成为社会规则的奴隶之前首先成为了那个打破规则的人。

因此，在勒达见到妮娜和她的女儿埃琳娜以后，兴趣油然而生——妮娜和勒达自己的女儿年龄相仿，都在25岁的妙龄，而妮娜的女儿看起来已经三、四岁了。

妮娜显然是一个新手母亲，她在一个连自己都无法好好照顾的年龄，需要照顾一个经常行为失控、玩具娃娃丢了就会大哭到发烧的女儿。

勒达显然没有准备给妮娜提供任何有效的育儿知识，她所做的只是终日观察妮娜和埃琳娜，在度假之旅的中后期，勒达作为一个度假带着一箱书的狂热书迷，再也没有好好仔细看过一本书（多么真实的阅读爱好者，虽说阅读永远是最大的兴趣，一旦有其他可以转移注意力的事情，就会把书搁置一旁）。

观众借着镜头远景，与勒达一起观察妮娜的家庭——直到小女孩埃琳娜在沙滩上失踪了。

勒达把自己对女儿的情感投射到了妮娜的身上，同时也把妮娜看作是年轻时候的自己《暗处的女儿》是玛吉的处女作，她像许多有着充沛阅片量、对电影拍摄技法和视觉感官有特殊理想化的要求的电影导演一样，在作品中使用了大量充满意象的表达方式，甚至有些堆砌过头的嫌疑。

在勒达居住的海边旅店中，玛吉模仿了王家卫在《花样年华》里拍摄上海窄楼里人物的手法，与勒达脸部特写的镜头交接，让观众始终处于一种“偷窥”与“直视”的视线交替感。

在旅店户外，勒达作为一名外来游客，不自在地与当地家族接触，半推半就地卷入了他们的风波；旅店室内，是勒达封闭内心、自我救赎的空间，她可以毫不掩饰自己的罪恶、抱着妮娜一家苦苦找寻的洋娃娃睡觉。

“《暗处的女儿/失踪的女儿（The lost daughter）》”从标题上就为观众解释了这部电影中会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

如果观众抱着“女儿什么时候失踪”的心情来看这部影片，就会掉入导演和编剧的圈套，就像看将近四个小时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经过三个多小时的猜测和等待，杀人情节只发生在影片的结尾一样。

“暗处的女儿”是剧情多处转折的关键，它预示了妮娜的女儿埃琳娜走失、埃丽娜的玩具洋娃娃丢失、以及勒达在早年抛弃自己两个女儿的经历。

“女儿”同时也指代了影片中所有的女性角色，勒达眼中的妮娜，有着过去自己的影子、又承载着她对与妮娜同龄的女儿们的思念。

她也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小女孩，拿走了埃琳娜的洋娃娃以后，将这个洋娃娃当作是她的母亲送给她的玩具，悉心照顾，像成年人照顾女儿一样照顾无声无魂的娃娃，为它沐浴更衣。

可惜勒达在过去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称职的母亲。

电影不断穿插的回忆片段，展示出勒达过去拥有的一对可爱的女儿：她们刚刚学会说话、喜欢牙牙学语模仿大人说话的语气、在行动上已经能够构成一定的破坏力、情感上却还未够到懂事的阶段。

勒达在照顾女儿们的同时，依然在坚持自己的翻译研究，与年轻的丈夫约法三章，照着日历轮流带孩子。

“称职的母亲”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对有些母亲来说，能忍住不揍孩子就是称职的表现；主流社会大多都要求一个母亲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在孩子身上，用育儿的琐碎事物填补自己的空间和时间。

而一个白天上班，晚上回家躺在床上陪孩子玩一会的父亲，也能被称为是一位“称职的父亲”，从根本上来说，社会墨守成规的道德规则实际上是在为父亲应尽的育儿责任开脱。

勒达在家里需要专注于做听译，无暇理会女儿们的尖叫声，丈夫在家里想打电话，就要求勒达停下手中的工作，安抚女儿们的情绪。

勒达与女儿们偶尔有快乐的瞬间，但回忆碎片中更多的是女儿们对她无尽的烦扰，尖叫声、哭喊声伴随着欢笑声如影随形。

近几年来的女性主义影视作品都喜欢在海滨拍摄，用大海的浪涛声掩盖一个女人的烦躁心情。

古早的文艺作品喜欢把女人比作水——温柔、清澈、润物细无声。

女人实际上是千万注水化作为大海的整合，暗潮汹涌的内心始终在为下一次爆发做准备，海面上低矮的浪花随波由远及近袭来以后，也能把人狠拌一跤。

最终在两个女儿五六岁的时候，勒达离家出走了。

她把女儿们留给了丈夫，只身走进了学术的世界。

在她离开女儿们的三年时间里，她潜心投入学术，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学术圈子凭借自己的才能受到了肯定，风头甚至盖过了自己的前辈；她出入学术讲座、与那些和自己有聊不完的共同话题的人共事、肆无忌惮地买醉、与学术新星恋爱，再抛弃他——一切都像是她在拥有孩子之前所能想象到的完美人生。

但女儿们始终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存在，并且在一个她看不到的地方慢慢成长，和她的罪恶感一起。

勒达告诉妮娜：“我太爱她们了，在我看来，这种对她们的爱阻止了我成为我自己。

”无私的母爱注定意味着母亲需要消耗自己原本的人格去陪伴孩子们的成长，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许多现实家庭中，父亲仍然会保留着“孩子气”的那一面，而母亲身上作为“小女孩”的情感特征已经消失不见了。

任何一个母亲都会面临割舍“自我”与“孩子”之间的矛盾情绪，勒达选择了极少数人走的那条路。

《暗处的女儿》挑战了大众对母性的认知，揭开女性作为母亲的角色时面临的挑战和困境，尖锐又诚实地指出了传统社会对母亲这一角色的道德绑架。

在威尼斯首映之后，针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始终处于两极化，而这两极化的评价无外乎归结于对“母性”的争端。

就连电影里勒达的心情都是复杂极端的：她一方面满足于自己的学术成就、另一方面又怪罪于自己离开女儿们三年；她想用自己的经历劝解妮娜追求自我，但妮娜看到的只有勒达痛苦之下表现出来的病态举止。

影片的最后，勒达倒在海边，海浪一层又一层地拍打在她的身体上，一个母亲在与自己内心的责问和辩解之中湿透了。

好莱坞最性感男星杰克·吉伦哈尔的姐姐玛吉·吉伦哈尔，在出演《疯狂的心》（Crazy Heart） 而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提名数十年后，于2021年执导了这部《暗处的女儿》，本片正是改编自埃莱娜·费兰特的《The Lost Daughter》。

意大利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在写出火遍全球的“那不勒斯四部曲”之前，出版了一本名为《The Lost Daughter》的小说。

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好莱坞最性感男星杰克·吉伦哈尔的姐姐玛吉·吉伦哈尔，在出演《疯狂的心》（Crazy Heart） 而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提名数十年后，于2021年执导了这部《暗处的女儿》，本片正是改编自埃莱娜·费兰特的《The Lost Daughter》。

截至目前，《暗处的女儿》已经斩获了2021年第7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剧本奖；第31届哥谭独立电影奖最佳影片、最佳剧本、最佳突破导演奖；第87届纽约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处女作奖。

在即将到来的2022年第79届金球奖上，本片也获得了电影类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两项提名。

“演而优则导”的Maggie是如何在大银幕上展现埃莱娜·费兰特的文本，从而在颁奖季屡受褒奖的呢？

玛吉·吉伦哈尔&杰克·吉伦哈尔1、一个女孩的“自我”觉醒 爱尔兰女演员杰西·巴克利（Jessie Buckley）饰演年轻的Leda，在事业还未获得突破之前，选择和相爱的男友结婚并生了两个可爱的女儿。

或许在所有人看来这都是很幸福的一个家庭，但Leda对自己要求很高，她在照顾家庭和孩子们的同时，也一直没放弃自己的事业，而兼顾这两者对年轻的Leda而言，又异常困难。

导演用很多细碎的事件和一些小的家庭冲突，交代了这些背景。

紧接着，两个陌生的背包客因淋雨而被Leda男友热情的招呼到了家里。

在茶余饭后的聊天中，年轻的Leda表现出了对两位背包客的异常羡慕，因为男背包客放下了（抛弃了）自己的三个男孩，选择了和女背包客结伴同行浪迹天涯。

而两位背包客也表现出了对Leda某种意义上被婚姻束缚的同情，尤其是他们得知Leda在翻译叶芝作品时【备：William Butler Yeats，爱尔兰诗人、剧作家和散文家，著名的神秘主义者，“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于192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将这种对Leda才华的赞美和由衷的喜爱通过语言和情绪表达了出来。

导演用很多脸部特写镜头，将此部分中人物眼神和肢体之间的交流，用更细腻的方式传递给了观众。

再往后，Leda因其作品被召唤至伦敦，在那里她结实了在文学界更有名望的一位学者，通过晚宴他们迅速了解并找到灵魂high点，而后发生关系也就顺理成章。

这部分内容，同样在影片中是被切开并交叉剪辑在主线故事中的，但因为那个有名望的学者在影片里都没出现姓名（至少我看的时候没注意到），这说明导演安排此人物出场，更多是刺激Leda其后选择离开家庭的一种方式，而非决定因素。

这一点在Leda离开前与男友的争论中，也做了交代，男友认为是Leda出轨后想要与那个人生活在一起才要抛家弃女，但Leda否定了这一点，说自己离开与这个出轨对象无关。

籍此，导演完成了对Leda这个人物“前世今生”的完整交代，而这些穿插在主线里的片段化叙事，也基本展现了一个女孩是如何完成“自我”觉醒的。

影片中年轻的Leda有想法、有美貌、有被路人（背包客）赞叹羡艳的学识、也有被权威人士（学者）欣赏与肯定的才华，但他没有正经工作、没有稳定收入，所以她才会在被家庭和小孩羁绊的生活中，最终选择突破自我，走上了一条为了实现自我价值，而主动放弃家庭和孩子——尤其是两个孩子——这些她曾经认为没有自己事业重要的因素。

在这个部分里，也就是Leda的前半生中，她是没有后悔过的，是相当之决绝的。

《C》杂志2019年10月 / 玛吉·吉伦哈尔2、作为“母亲”的身份焦虑 凭借《宠儿》斩获奥斯卡影后的奥利维娅·科尔曼，在片中饰演中年Leda，也就是故事主线里独身来希腊海岛度假的Leda，她原本只想安安静静享受一个人的假期，不想和任何人做过多交流，结合她的性格大概就是奉行一种——“我不想麻烦任何人、所以任何人也最好别打扰我” 的处事原则。

很不幸，一大群家族游客“入侵”了Leda独自安享的沙滩，如果这是一部剧情片或者惊悚片，接下来的情节就可能要向《伊甸湖》的方向发展了。

但Leda却意外注意到这群游客中的一对母女，当听到母亲的名字叫Nina时(由《五十度灰》的女主角 达科塔·约翰逊 饰演），迅速记在了自己的本子上，这其实是一个很“反常”的行为。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因为导演在整部电影中通过很多场戏，反映和展现了女主角——中年Leda的“反常行为”。

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Leda在游泳的时候看到远处又开来一艘快艇，上面至少又有十来号人，而领头的正是Nina的老公Toni。

于是Leda回到沙滩想要继续晒太阳，但由于该家族人口庞大，他们想围住沙滩开个家庭party之类的，于是一个孕妇（Toni的姐姐）来找Leda希望她能挪开一点，但Leda坚决的say no，这紧绷的关系似乎令矛盾一触即发。

但这毕竟不是剧情片，导演很快就化解了这个矛盾——没多久，孕妇端着生日蛋糕来找Leda以示和解，Leda虽然给大家感觉“难搞”但也并非不懂人情，所以借坡下驴也表达了歉意后两人相谈甚欢。

这次谈话，导演给到观众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点：Leda有两个女儿，分别是25岁的Bianca和23岁的Martha。

但当孕妇问Leda孩子们的更多信息时，Leda的神情开始变得紧张，尤其是当她看向远处的Toni等人时，这些人也似乎在凝视着自己——这个镜头，很显然是Leda自我情绪的投射。

导演通过女主Leda的微表情变化和其主观投射镜头的双重电影语言表达，开始为观众展现一个深陷于对“母亲”这一身份自我怀疑的女人，而Leda作为“母亲”的身份焦虑，正如前文所说，体现在她每一个反常行为中。

不同于导演用总时长不多但分散的场次穿插剪辑来交代年轻的Leda，对中年Leda作为一个“不完整的母亲”的来龙去脉的交代，导演用前半个小时便充分展现。

残酷的是，导演很直接的将这部分里面的中年Leda和年轻时的Leda做了对比，48岁的中年Leda有社会地位（哈佛大学的教授）、有不错的收入（从美国波士顿飞到希腊旅游），但她已经没有年轻时的美貌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她缺失了一个身份，一个作为“母亲”的身份。

而这一身份，恰好是她年轻的时候曾经拥有过的——但被她丢弃了。

奥利维娅·科尔曼 饰演的 中年Leda3、“丢失的” 女儿们埃莱娜·费兰特的原著名为《The Lost Daughter》，电影沿用了这一书名，豆瓣将其翻译为了《暗处的女儿》，但无论怎样翻译，都离不开观众一个反问：女儿呢，她们去哪了？

影片前半段，中年Leda口述了自己有俩女儿，分别是25岁的Bianca和23岁的Martha，但当孕妇追问她们在哪时，Leda用一个尴尬的微笑回避了这个问题。

这份难言之隐在外人看来可能是孩子们长大后出去工作联络少了居无定所之类的，但只有Leda知道这类问题对自己而言那就是在扎心。

于是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也是影片后半段贯穿于终的线索——Elena的玩偶丢了。

当然这不是恐怖片，导演也不会让剧情发展成《安娜贝儿》。

丢失的玩偶很快就出现了，就在Leda的包里，她坐进车里发现玩偶在自己包里的眼神跟观众的眼神一样是惊讶和意外的——这说明她是在慌乱中把玩偶塞进了自己的包里，那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她怎么不赶紧给人家还回去啊？

导演在这里有意和观众“做对”——因为这个玩偶对Leda而言太重要了。

Leda小时候的玩偶名叫“Mina”，而当年轻的Leda把这个玩偶交给自己的女儿Bianca后，却因孩子在玩偶上面乱画而迁怒，随将玩偶扔出窗外，并摔了个稀碎。

所以当中年Leda第一次在沙滩上听到Nina这个名字时，她便将这个名字顺手记在了自己的本子上，由此导演也给之前Leda的“反常行为”做了第一次注解。

一个无意识的行为令Leda意外得到了Elena的玩偶，于是她将这个玩偶视为了自己的“Mina”。

所以她开心的招呼来海滨小屋暑期打工的小哥哥Will一起晚餐，并在席间向对方讲述了自己的两个女儿，她一改之前面对孕妇时讳莫如深的态度，宛如两个女儿和自己关系很正常的样子给Will讲的十分动情。

而后的剧情中更是处处表现她对这个玩偶的爱恋与不舍。

她抱着玩偶一起睡觉，她去儿童店给玩偶买新衣服鞋子，即便是因被海水泡过而从玩偶嘴里冒出的蛆，也被她清理掉了——这跟影片开头她看到落在枕头上的飞虫而害怕的行为可是截然不同的。

当然也有因看到寻物启事后想要把玩偶还回去的纠结。

但却又因偶遇Nina和Will搞婚外情，继而联想起年轻时自己出轨的行为而作罢。

还有在儿童店遇到Nina和孕妇后，同样因联想起年轻时自己对待两个女儿的种种行为，而一度崩溃。

影片整个后半部分，除了回忆的穿插，几乎都着墨于Leda的不安与恐惧、纠结与崩溃。

当她终于想做一个称职的母亲，去好好照顾自己的女儿们，陪伴她们一起长大时，她已经没了机会，她看到Nina就像看到年轻时的自己，她想更多的劝导Nina但她又无法这样做，因为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人生和活法的权利，她无疑是影片里最尊重这一点的女性了。

所以她只能将Elena的玩偶据为己有并拒绝归还，以求得部分独处时刻的心灵慰藉。

当然也因为她和Nina袒露心扉，从而将压抑多年的情绪释放出来了一些，但也因此差点殒命。

在某个时刻，Leda可能觉得Nina能够觉醒，同时也希望Nina永远不要觉醒，她面对自己和面对Nina时的心态是一样纠结和不确定的。

然而，人生总是无法兼顾所有，Leda的痛苦和无助，正是普世间大部分女性曾面临过、正在面临、或将来终会面临的。

所以回到片名：The Lost Daughter，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丢失的” 女儿们，或者“被母亲遗弃”的女儿们，因为无论Bianca、Martha现在实际过得怎么样，我们都无法否认，在Leda的认知中，她就是将自己的女儿们弄丢了。

否则，她根本不会那么痛苦。

奥利维娅·科尔曼的演技时刻4、和解其实，我更相信，真实的故事在上一段结尾就应该结束了。

但影片还是给观众留了个更温和的结局————Martha：“妈妈？

我给你发了很多短信，我以为你死了！

”Leda：“死了？

不！

我还活着～”文 / Done_ 禁止转载。

该片OST很赞，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一直单曲循环着这首歌曲👇Leda(from"TheLostDaughter"soundtrack)专辑：The Lost Daughter (Soundtrack from the Netflix Film) 歌手：Dickon Hinchliffe 作曲 : Dickon Hinchliffe

《暗处的女儿》是著名演员玛吉·吉伦哈尔的导演处女作，她也成为近几年兴起的女演员转型做导演的潮流中的一员。

作品由埃琳娜·费兰特的同名小说改编，埃琳娜·费兰特就是现在最受瞩目的意大利剧《我的天才女友》的原著作者——一位拒绝出席任何活动、至今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匿名作家。

吉伦哈尔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在2018年获得了改编权，埃琳娜·费兰特也非常喜欢吉伦哈尔，给予她更多的支持，她希望吉伦哈尔自由发挥：“我们在男性的笼子里待得太久了——现在这个笼子正在坍塌，女性艺术家必须完全自主。

”平行母亲莱达，48岁，大学教授，独自一人来到希腊，享受自由的旅行。

她一开始便摆出了拒人千里之外的状态，与身边人保持距离，想给自己留下足够空间。

在海边，莱达看到了妮娜和她的大家庭，尤其她的小女儿，活泼好动，叽叽喳喳。

莱达突然情绪激动，逃离海滩。

电影以略带悬疑感的方式推进着两个母亲的故事，大量的特写镜头，摇晃中放大着电影的不安。

莱达的情绪起起伏伏，时而焦虑，时而放松，她想放肆地享受，又被妮娜母女搅动心事。

小女孩的吵闹，小女孩跑丢引起妮娜的忧虑和紧张，小女孩的顽皮，一家人对女孩的关注以及由此引起的争执，妮娜与丈夫的亲昵，妮娜与偶然认识的本地男孩的约会，这一切都被莱达看在眼里，也让她越发无所适从。

妮娜就是年轻时的莱达。

莱达曾在孩子年幼时，离开家庭三年。

这段经历一直埋在心里，耿耿于怀。

莱达也有两个女儿，在养育女儿的同时，她也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她热爱文学，尤其喜欢研究叶芝。

然而家庭责任和事业追求总是相互冲撞，丈夫忙于工作无心家事，她需要独立照料家庭，而孩子们们从不安分，仿佛永动机，嬉笑声，打闹声，尖叫声，喋喋不休，甚至动手打她，让她很难有安静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丈夫的性无能问题也加剧了她的失落。

两个背包客来访给了她刺激，他们充分肯定莱达的文学研究，还骄傲地讲述了他们离开孩子、摆脱束缚，勇敢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的状态，这些都启发了莱达，原来她还有这样的选择。

莱达果断地离开家庭，投身文学事业，她的文学成果甚至超越了老师，还结识了学识渊博又迷人的另一位学者，他们很快发展出感情。

莱达终于找到了人生新方向，或者说，她是找回了人生本来的方向。

她并没有和学者在一起，那只是一场宣泄式的激情，但她决定告别丈夫和女儿们，建立自己的事业。

丈夫挽留失败，不知情的女儿们还在嚷着让她把苹果皮“削出一条小蛇来”。

她注视着孩子们的笑脸，然后，突然转身，坚决地走出家门。

电影在断断续续中拼凑出了莱达的故事，一个逃离家庭、奔向自由的妈妈。

当面前出现与她年轻时的状态极为相似的妮娜时，她既熟悉又陌生，仿佛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故事。

她理解甚至同情妮娜，但也不敢轻易给出自己的建议。

妮娜正在遭受的孩子们的困扰、家庭的束缚是她必须面对的迷茫，如何做选择，能不能走出来，只能由她自己决定。

莱达和妮娜才更像是平行母亲，阿莫多瓦的《平行母亲》重点其实在他一贯热衷探讨的人与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上，母亲只是故事的外壳。

莱达的故事之少见在于，电影直面了母亲角色的日常，日复一日的与孩子周旋，每分每秒的关注保护，奔跑与嚎叫，自我与任性，吃喝拉撒，衣食住行，小生命茁壮成长的代价可能是另一个生命的禁锢与萎靡，而这些在一代代母亲身上不断重演却无人质疑的原因只有一句“这是天职”，有了孩子以后天然的母性挥发又再为母亲们加上一道“枷锁”。

所有母亲都在过着平行的生活。

暗处的母亲电影的开端就能让人感受到莱达很享受独处。

独自来到异乡，回避所有熟人社会的问题，自由自在，无所顾忌。

她可以一个人住大房子，晒太阳，看电影，看书，喝酒，睡觉，可以和年轻帅哥吃饭，和成熟的男子推心置腹，萍水相逢，来去自在。

她喜欢看着人群，沙滩上，舞会上，餐厅里，在人群里她是欢乐的放松的，因为她依然是一个人，一个过客，与所有人没有瓜葛，不用在乎他们的喜怒哀乐。

她是无情的吗？

当然不。

越来越密集的回忆是她逐渐无法平静的内心，妮娜像是来提醒她，现在需要回顾并反思下自己的人生。

当初决绝的离开家庭是对的吗，这段经历会给孩子们带来怎样的影响，与孩子们在一起也有很多欢乐时光，回忆反复交叠，眼泪如断线。

妮娜问莱达，离家以后，没有孩子感觉怎么样？

莱达涌出眼泪，羞耻地说，感觉美妙极了！

感觉我一直努力压抑自己，然后就炸了。

妮娜说，听起来可不太美妙啊。

莱达眼泪继续流淌。

这是电影里最心酸的时刻，莱达对自我的坚持，对家庭的愧疚，对过往的纠结，全部暴露出来。

莱达是母亲，但莱达首先是莱达。

既要做好莱达又要做好母亲，对她来说是个不可能的任务。

莱达选择了莱达，但并不意味着她不想做个好母亲。

妮娜：为什么后来又回去了？

莱达：因为我是妈妈，我想她们了，我很自私。

近年最著名的女性主义著作《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析了女性传统社会角色的困境，如果说学术作品的视角是客观的理性的中立的，这部电影就是从生理的直觉的感性的角度给予回应。

很多优秀作品展示过“母亲”的复杂性，是枝裕和《步履不停》中厨房几处对话，显露出平日仁和慈祥的母亲也有冷峻酷烈的一面；奉俊昊《母亲》和李沧东《诗》更是塑造了两位极其复杂的母亲。

只是这些作品都是以母亲对孩子的爱为出发点，揭露人性阴暗面，对母亲角色本身没有丝毫犹疑。

《暗处的女儿》同样没有质疑母爱，甚至不断用细节证明着爱的存在，由此而提出了一个更艰难的问题：有瑕疵的爱是不是爱，不饱和的爱是不是爱，未完成的爱是不是爱，爱与恨能否同行？

不完美的母亲是不是合格的母亲，合格的母亲是不是必须是完美的母亲？

如果伟大的代价是失去自我，我们能接受不伟大的母亲吗？

也曾是女儿电影英文名是The Lost Daughter。

The Lost Daughter可以有多重指向，可以是妮娜跑丢的女儿，或莱达离开的女儿，可以是妮娜女儿丢失的娃娃，或莱达生气时扔掉的娃娃，更可以是莱达和妮娜自己。

莱达私藏的娃娃，像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她曾把自己小时候的娃娃送给女儿，同时也就送出了“女儿”的身份，变成“妈妈”，现在她重新获得了娃娃，像小女孩一样照顾娃娃，她又恢复了“女儿”的身份，这是对“妈妈”身份的抗拒，也是短暂的逃遁。

“母亲”是紧箍咒，“女儿”是避风港。

然而哪个母亲不是女儿？

完美的母亲和完美的女儿哪一个更重要？

在电影里，中年莱达与女儿有两次通话。

第一次在海边看到妮娜的女儿，触动心事，脑海里都是女儿们童年时的画面。

回房间后，接到了女儿电话，女儿显然不知道她独自旅行了，简单聊了几句，母女便匆匆结束对话。

第二次是电影结尾，昏倒在海边的莱达醒后，主动给女儿打电话，两个女儿在一起接到了她的电话，女儿们一直没有她的消息，很担心她，她们热情地聊了起来，像久别重逢般。

两次电话，接和打，被动与主动，匆忙与热络，在首尾形成对照。

这是一次形式上的和解，也是一次精神上的解放。

莱达也许不用再执着于单一的、模式化的，内向的爱。

女儿始终是放不下的牵挂，是力量的源泉，是心灵的慰藉。

虽然有遗憾，但她们都知道，女儿从未失去，妈妈也从未失去。

埃琳娜·费兰特回忆小说原著时曾说：“长久以来，我一直觉得有必要讲述一个女人如何在巨大的痛苦中放弃自己的孩子，感到的不是内疚，却是轻松、全然的快乐。

我想描述那种喜悦感并没有消失，即使这个女人回到家，被她自己的矛盾打败，并在母职和工作之间寻求艰难的平衡。

但荒谬的是，作为叙述者，我自己却感到内疚。

我很不安，因为我在钻研那些素材，但我越想停下来，就越高兴地继续钻研下去。

”虚构人物真实地反映着创作者的情绪，作者与人物都在思考，答案若隐若现，就像夜色里的海浪，只闻其声，不见其影。

人生海海，需要更多勇者迎风踏浪。

有记者问导演吉伦哈尔，对于女性来说，看到她们在这些感受和经历中并不孤单很重要吗？

吉伦哈尔说：“当你因任何事情陷入黑暗时，当你感到羞愧时，你会欣慰地知道你并不孤单——每个人，如果他们诚实的话，都有自己黑暗的一面。

我们被告知，尤其是女性，如果我们的母性经历包括绝望、恐惧、焦虑或黑暗，那我们就是生病了。

我想几乎每个人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都会有这些感受。

如果这被认为是正常的，是生命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消化它们。

总是有更多的空间让男性导演电影，因此也有更多的空间让男性探索自己经历的边缘。

也许，进入这个世界上女性体验的角落和缝隙中，会有一些不寻常和更危险的东西。

”关于女性主义，关于男女社会分工，关于母亲角色的改变，已经谈论了很多，但依然远远不够。

就像本片主角莱达一样，她很难讨好所有人，会有很多人理解她，更会有很多人质疑她、谴责她，但每个人真正要做的应该是诚实，诚实地面对莱达，诚实地面对自己，诚实地面对生命的隐秘和伟大。

嗯 看的过程中思考了许多 也带入了自己的童年。

印象中我的母亲也并非真的那么欢喜我 隐约记得孩童时代她对于我的"厌恶"。

（可能出于我自身的不懂事也可能来源吃醋父亲对孩子的爱意高过妻子这一身份又或是她自身保留的孩子气。

）-我也记得那一年和母亲二人去海边 她在沙滩上戏水时的模样 没有拘束 那般自在无虑。

那一刻她或许脱离了一切身份的枷锁 只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享受当下。

我也记得童年时期家庭不算美好的充满争执的氛围。

父亲的缺席及偶尔出现的疼爱。

每天晚上母亲都会期待着父亲今晚是否回家用餐。

比起亲自打电话咨询问题的答案 她更乐于把话筒递给我和姐姐。

或许 她觉得来自孩子的问话可以得到更多的同意的回复。

-话题扯远了。

这部影片中我看到了女性作为个体及母亲这一身份间的来回纠葛 也看到了这个社会对于女性的不友好方面 以及关于人性的复杂多面性。

开篇 影片中的母亲作为教授这一身份来度假。

她敢于拒绝别人的请求 即便这不过是小事一桩。

不过也正由此可以看出她是个有自己想法和个性之人 这与之她年少时逃离家庭相呼应。

她在沙滩上观察着另一个家庭 另一对母女。

不时地牵扯出她过往的回忆。

丈夫在家庭中的不作为/孩子们的吵闹/那个丢出窗外而支离破碎的娃娃......很难去评判孩童的行为 无知无畏又有些"残暴"。

但又如父母亲的抉择 同样觉得孩子是一件包袱 阻碍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婚姻出轨又是否是逃离家庭枷锁的一剂良药？

很难去评判道德问题 当今社会从一而终的又有多少呢？

精神出轨和肉体出轨又是否等同呢？

那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果盘/那个被偷走的娃娃 表面看着如此平静而美好 但内里却如此破败不堪。

这是否隐喻这个影片/这些人/这世上的所有家庭/这整个世界呢？

电影院内咆哮的声音显得苍白无力 女性的发声永远不如男性的一句怒吼。

那根固定草帽的发簪最后成为了刺伤自己的武器。

前一秒还因寻回孩子结交为朋友 下一秒却被偷娃娃行为所激怒而暴力待人。

这影片中的所有人都没有绝对的善恶评判标准 大家都是以自身利益为准则去行事。

片中的母亲最终拨通了孩子的电话 又想起了过往削水果皮时的场景。

这算是过往云烟后的醒悟吗？

这便是最后的结局吗？

或许还会流浪 继续新的旅程 但谁又知道呢？

人啊 终究是复杂的。

像清明上河图一样清晰、具体和完整。

你相信吗？

妈妈是可以不爱孩子的，甚至可以讨厌孩子，甚至恨自己的孩子。

不爱也没有关系的。

费兰特三十多年来执着于在写作中探索母女关系，布娃娃的意象在ta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不仅仅是女儿的化身，也凝聚着南泉社会赋予我们的身份。

偷来的塑料娃娃，嘴里流出粘液和蛆。

这幅了娇小美丽但了无生气的躯壳，就像我的女儿，她即将步我的后尘，在家庭——这黑色的粪坑里沉沦——我好不容易才从这里爬出去。

在眼泪干在脸颊上之前离开家。

--抛弃你的孩子们生活，你有什么感觉？

--fucking amazing.偷情的话要用非母语（意大利语）说出来。

她已经结婚了，所以不能由他来主动吻她，他要等她，一个有夫之妇，由她来主动吻遍他全身，引导他进入她，他才不算失德，他才可以放过自己。

Aka 知识分子如何体面地偷情。

费兰特笔下的女性还没能够脱离与男性的关系而存在，她们是母亲、女儿、妻子、情人、姐妹等，我想到杨荔钠导演的作品，里面的女性已经可以不需要依附于男性给予她们的身份而真正独立存在，杨导那句“我对所有的男性不感兴趣”仿佛仍在耳边。

观看不同时期女性创作者的面向，就足够令人振奋了。

若按罗兰·巴特所说，“写作就是提出问题”，那么，由美国女导演玛吉·吉伦哈尔执导，改编自意大利女作家埃莱娜·费兰特同名小说的电影《暗处的女儿》，就是以视听语言的形式再一次将“母性”和“母女关系”问题抛给观众的勇敢尝试。

从小说到电影，《暗处的女儿》是如何延续费兰特的女性主义立场的？

它又如何通过“最背叛却也是最忠实的”改编，重新打开了“母亲”背后的迷思？

看完这部电影，或许会有自己的答案。

作者丨张雁南，编辑丨罗皓菱，首发于《北京青年报》3月11日青影院B03夏日假期的海滩以“母女关系”为主题的电影，大多是从“女儿”回望“母亲”的视角展开的，比如杨荔钠的《春潮》，瑟琳·席安玛的《小妈妈》，英格玛·伯格曼的《秋日奏鸣曲》，以及马里奥·马尔托内执导，改编自费兰特同名小说的电影《烦人的爱》。

尽管“回望”的动机往往在于女儿自身成为了母亲，体验到身为母亲的种种，因此想要重溯与母亲的关系（杜拉斯说，既是歌颂也是清算）；尽管在“回望”过程中也会暗示与下一代女儿之间的关系，但无论从篇幅还是强度上来看，母女关系中的母亲和母性维度，仍处在隐而不显的晦暗状态中。

如何理解这心照不宣的缄默？

或许是我们早已预感到，比起女儿的回望，以母亲作为第一视角，在无限贴近自身、反思自身的过程中触探母性和母女关系，无疑是一桩更艰难也更凶险的事件。

但为了孕生新事物，为了在影像中缝合母亲的碎片，电影《暗处的女儿》便在标记为“母亲”的暗礁处惊险地起航了，径直驶向的是费兰特世界中一处最关键的时空图景：女主角莱达独自前往度过夏日假期的那片海滩。

夏日假期，意味着日常生活秩序的中断，意味着剧场的幕间休息；飞沙走石的海滩，是海陆之间的居间地带，也是海洋法与陆地法之间的交界处。

海滩一开始几乎是空的，只有一排排静待人物入场的沙滩椅。

48岁的莱达载着半箱书稿，计划在那里安排她的工作假期。

穿过松林抵达海滩，她做的第一件事却是本能地将自己浸泡在海水里，作为从身份到身体的仪式性转换。

女性身体在场的恢复，也改变了身体与周遭的关系。

在模糊了社会身份和父性环境的意义上，现实中的夏日海滩便翻转成了存在论意义上的母性空间。

松林气息的吹拂环绕，海浪的轻拍和律动，海滩全然地裹拥着遮阳伞下的莱达进行阅读和写作。

然而，夏日海滩的空与静不仅没能持续多久，搅扰人心的旋涡更难以被阻挡在墨镜之外，入侵者的声音早在目光锁定之前就刺入了莱达的耳蜗：先是从海滩另一头哗然而至的那不勒斯大家族，接着是从海上驶来的那不勒斯青年男女的摩托艇。

外部声音的灌入触发了莱达心中某种莫名的紧张和焦虑。

当她试图在海滩上追踪陌异感的来源时，莱达的目光落在一位名叫妮娜的年轻母亲身上：因为她脱离家族只和女儿埃莱娜做伴；也因为她的沉默和异域风情，使其难以融入那不勒斯家族的全景之中。

对妮娜的远景式观察，在莱达心中唤起一种女性处境意义上的相似感，面对妮娜，莱达开始联想起初为人母时年轻的自己。

果盘暗处的秘密声音的侵入刺破了宁静假日的想象，但早在莱达抵达海滨旅馆时，事件性的可怖征兆就已经在餐桌上的果盘暗处静候着她了。

只不过一开始莱达是以旁观者的身份，作为一名游客（观众）进入虚构的科佩里岛（剧场），并不会留意暗处的危险；此外，对知识女性身份的认同也担保了莱达的客观视角，为此她认真纠正管理员莱尔对她的猜测：我是一名大学教授。

不过第二天，当莱达在海滩上遇见那不勒斯家族和妮娜，目睹了她和女儿、娃娃之间的互动时，一股眩晕感就像灯塔的煞白之光那样射入她的身体。

正是主体晃动的时刻，当莱达想要以水果充饥时，她命运般地撞见了水果的腐烂内核。

鲜亮果盘的陡然翻转，像是骤降的暴风雨倾覆了平稳航行的船只，暴露出知识的无能和身份的脆弱。

实际上，要是母女关系真能通过这套父权象征体系而被阐述清楚，要是所谓母性的“原罪”真能通过控诉父亲们在育儿上的心照不宣而得以被彻底清算，要是千百年来女人-母亲的私人痛苦真能通过反转传统家庭性别分工，像男人那样牺牲家庭、追求事业、享受自由，像父亲那样育孩（几通简短、无关痛痒的电话，满足女儿的非情感性需求）而得以解决，那么《暗处的女儿》就不必存在，也无需被改编了。

但《暗处的女儿》的深意正在于，它将腐烂的果盘进一步翻转成了母性欲望的生产性标记。

正是在丑陋、扭曲的否定面向上，莱达认出了被压抑至今的母性欲望。

也正是这疯狂涌出的欲望，将她从观众席卷入到舞台中央。

如果说在果盘事件发生之前，莱达与妮娜之间的关联只是基于一种笼统的女性经验的相似性，那么在经历了种种陌异征兆（母蝉、松果、暴风雨）之后，在一种更隐秘的母女关系维度上，莱达与妮娜之间形成了一条强韧纽带：莱达看见了“年轻完美母亲形象”背后那个因疲于安抚女儿情绪、因女儿和娃娃的失踪而痛苦的女人，那个为了享乐和自由而和海滩服务生威尔偷情的女人；而当莱达回忆起初为人母时的情景时，我们惊讶地看到了几乎同样的情节。

与此同时，随着“母亲”秘密的陆续敞露，莱达似乎更危险地卷入到妮娜和埃莱娜之间。

她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母女之间的汹涌欲望：女儿的渴求与忧伤、母亲的野蛮与疯狂、母女之间的彼此享乐与彼此吞噬。

频繁出现的焦躁和头晕，正是莱达心理防御机制启动时的身体性症状。

抛来抛去的娃娃影片中唯一成问题的物件就是娃娃。

若果盘在事件的意义上揭开了“母亲”的暗处，启动了性差异的开端，那么，随妮娜和埃莱娜一同出现的娃娃，也就不能再理解为传统意义上的女孩玩具。

它是清空了一切涵义的空洞之物，因此才会被投射和移情，才会被莱达偷走。

但从性差异的角度来看，投射和移情之所以会触动，更是因为娃娃作为一种直接的中介，总是处在女性欲望、母性欲望的原初场景中：在生命的最初阶段，母女是全然一体、互为彼此的，但父法的介入会分裂母女的粘连状态，造成母女的分离焦虑和对死亡的恐惧。

母亲深知这一焦虑和恐惧，因此拿出一个娃娃作为彼此的替代物。

至此，对女儿来说娃娃就是妈妈，对妈妈来说娃娃就是女儿，娃娃既是妈妈又是女儿。

在替代和分身的意义上，丢失的女儿或娃娃，无论对母亲还是对女儿来说才是一项绝对恐怖的死亡经验。

但母女之间的分身游戏远非止步于此。

露西·伊利格瑞曾描绘过一幅母女关系的动态图像，她说，母女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场永无止境的接抛球游戏，来回抛接着母亲与女儿既相似又差异的重重图像（image）。

相对容易辨认的是相似性的欲望，在影片中，经由母女彼此相像的身体，以及名字这一外部的相似性所担保；与此同时，娃娃内在地也是母女之间彼此“成为”（becoming）的通道：女儿想变成妈妈，莱达的大女儿比安卡爱观察和模仿莱达的小动作，她想像妈妈那样削出不间断的果皮；妈妈也想重新成为女儿，莱达会想象自己是比安卡或小女儿玛莎，像她们那样和年轻男士交谈。

正是在无限生成“妈妈-女儿”、“女儿-妈妈”图像的过程中，母女关系的否定性涵义才能被肯定性地改写，女性谱系才可能在母女之间编织起来。

这样的女性谱系超越了线性时间和物理空间，隐秘而又强韧地显现在一代代母女的生命活动之中。

48岁的莱达正是在女性谱系的意义上领悟了母亲突然站立时的头晕，女儿比安卡抵抗剥夺感的性格，以及祖母别戴帽针的方式。

影片结尾看似回归到影片最初的场景，莱达晕倒在深夜的海边，但故事并没有结束。

第二天清晨，海浪的拍打唤醒了莱达，她突然想到女儿们。

在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中，莱达接通了女儿们的电话，一边听女儿们的声音，一边剥着果皮，同时回想曾经和她们一起削果皮的场景。

海滩全景中，莱达半摇晃着的身体就像一只娃娃，在死亡与新生之后，重新找回了自身之中的女儿-母亲。

从此，一代代母女之间的精神线谱，就既像母女手中那条削不断的果皮，可爱可怖一如蛇怪海怪，更是涌动在母女之间的那条剪不断的脐带，自由纷扬在暴风雨的夏日海滩。